摘 要 关系是中国一个极具本土色彩的词语和现象，人们常借助生命礼仪和时历礼仪的场域来维持、再造和改变人际关系，乡土社会中的礼仪不胜枚举。研究发现，村民“结构洞”的角色日益突出，人情交往圈半径不断延长，农民之间“你来我往”更加频繁，随之而来的送礼和回礼现象比比皆是。
关键词 乡土社会 结构洞 礼 关系
作者简介：王一帆，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84-02
一 、 问题提出
关于“礼物”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人类学家莫斯，率先提出了礼物交换有助于社会关系的维持与强化。礼物交换越来越触及到众多学者的学术敏感点，礼物交换在维系关系、扩展人际交往圈上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部分国外学者专门针对中国的礼物交换现象进行研究，包括著名人类学家阎云翔对中国农村社会的礼物交换以及美籍华人杨美惠对当代中国城市的礼物交换行为研究等。社会交换的实质就是资本在行动者之间的流动与兑换，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资本的建构或固化的机制与过程。相对于国外学者，国内学者更多聚焦于中国农村的人情、面子与礼物交换上。乡土社会的人情交往与中国传统的“礼”文化紧密相关，《礼记·曲礼上》：“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博特在《结构洞》一书中提出，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可能存在这类情况：某个或某些主体与有些主体发生直接联系，但与其他主体不发生直接联系。这种无直接联系或关系间断的现象，从网络整体来看好像网络结构中出现了洞穴，因而称“结构洞”。乡土社会人情交往链由随礼、受礼、回礼循环圈构成，村民“结构洞”日益增多，后致的间接关系群体出席各类宴席的频率和人数持续增加，人情交往圈不断蔓延，农民的人情消费负担也随之更重。乡土社会的传统思想观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过去的“礼轻情意重”逐渐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礼重情意重”观念，当下的人情往来可谓是分量之重、频率之高、类型之多。
二 、 田野调查点概况
四川省D市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15.6亿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1260元，比上年增加1166元，增长11.5%；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449元，增长18.7%。 C村是地处D市区北部的一个行政村，辖15个村民小组，党员近百人，总户数约900户，约2500人，总耕地面积3000余亩。 生命礼仪意味着新角色定位和角色关系的产生，本研究选取C村作为田野调研点，以C村一次生命礼仪为切入点。此次生命礼仪的主人公为C村的张婆婆，80岁，农民，育有两儿两女，与小儿子共同居住，其余子女居住在城市。
随着乡土社会的不断变迁和发展，除“治安靠狗”之外，“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的乡土化现象逐渐淡出村民的生活。在寿宴正式举办前，主家会提前几日主要采用电话的方式邀请宾客，只有少部分平日在村里能碰到面的或彼此房屋距离特别近的宾客，主家会选择登门邀请。按照农村的习俗，寿宴总共请三顿，包括生日的前一天晚上、当天中午及晚上，共办了22桌酒席，每桌标准为1250元。随着农村举办的酒宴类型增多和规模扩大，随之衍生出移动式的“乡村酒店”新形式，即村民只需要支付费用和提供自家的院子作为场地，就会有专人上门提供一条龙服务，包括厨师、服务人员、菜饭及餐具、桌椅等一系列酒宴所需人员和物资，张婆婆的寿宴也是采取的此种形式。
在这“礼仪场域”中，不同人际关系在酒宴所处的空间位置体现出来，离主持台最近的两桌分别是张婆婆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亲家，还有张婆婆大儿子的同事朋友，基本遵循宾客重要程度深浅从离主持台由近而远地安排坐席。虽整个寿宴中并不乏女性参与者，但从此次寿宴的礼单登记者来看，送礼户中几乎全是以自家的男主人作为代表去送贺礼。在寿宴的整个过程中，主家的代表人和负责人为大儿子而非大女儿，包括邀请客人、接待客人以及寿宴发言等可见乡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及现象并未根除。
三 、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化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分析，调查样本来自于C村一次生命礼仪的礼单登记信息。如表1，其中男性61人，89.7%；女性7人，10.3%，据关键人叙述道，如果每家中的男性户主赴宴的话，那么礼单上则落家中男性户主的姓名。随礼仍以家庭为单位，张婆婆的早已成家的子女和孙子孙女仍合为一个家庭单位送上礼金，即使是成家的孙子孙女也不单独随礼金。在礼单的落名记录中可以看出，虽然小家庭的女性与张婆婆的亲属关系更近，但大多数家庭的礼金登记代表仍以男性为主。
18-34岁的村民仅有2人，占2.9%；多集中于35-59岁，共53人，77.9%；其中60岁以上的13人，19.1%，中壮年男性占据绝大多数。大专及下共66人，97.1%；而本科及以上仅2人，2.9%。从职业状况来看，最多的为农民，共23人，33.8%；其次为私企人员、务工、国企人员、公务员、经商、教师、无业。其中27人现居地为城市，占39.7%；41人现居地为农村，占60.3%。
四 、 研究现状
赴宴者均会给张婆婆送上一份用红包装着的不等份额礼金，并在红包表面写上姓名及生日祝福语。有学者将人情交换的主体大致分为三类，包括核心亲属圈，次级亲属圈和外围关系圈。本研究在此基础上，将其分为核心亲属（即其子女与兄弟姐妹）、外围亲属（即为除其核心亲属外的所有亲属）、邻居及其子女朋友/同事四个主要的关系主体，前三类群体属直接关系，后一类群体属间接关系。据表2的数据显示，核心亲属共有5位作为各家代表在礼单上登记有姓名和礼金金额，礼金合计8000元。30位外围亲属送礼，礼金合计17600元。7位邻居共送2400元礼金，26位子女的朋友共送13000元礼金。关系疏密影响着随礼时的金额“轻重”。随礼时，若与主家的关系近，随的礼重；反之亦然。
张婆婆的子女充当着礼仪场域中的“结构洞”角色，出席宾客不仅包括与张婆婆有直接关系的核心亲属、外围亲属和邻居，还有包括子女的朋友和同事在内的间接关系。共有26位子女的朋友/同事送贺礼，间接关系群体所送礼金金额总额高达13000元，占此次寿宴所收全部金额的31.71%，由此可知，间接关系群体的礼金和人数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五 、 结论与讨论
在人情交往频繁的乡土社会中，扮演“结构洞”角色的农村居民接踵而至。吃人情和送人情息息相关，礼单则担当着度量收礼和回礼之间关系的“尺子”。收礼和回礼一般不是同步进行的，礼单的主要作用是记录不同人的不同随礼金额并将作为受礼者将来回礼的礼金数额确定的参考标准，而回礼基于互惠原则，一般不低于当时对方的随礼金额。“结构洞”在随礼、送礼及回礼循环过程中，起着促使人情交往圈半径扩大和圈数增多的催化作用。
（一） 农村居民“结构洞”角色日益突出
在社会转型加剧、城乡互动及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的乡土社会由封闭逐渐转为开放，现代化城市的文化不断渗透到农村。乡土社会不仅是从空间层面上，而且也从思想层面上获得了解放。在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乡土社会，尤为重视“关系”这类本土化社会资本。农村居民的朴实、热情好客是广为流传的，在各种生命礼仪或时历礼仪中，农村居民他们乐于建立新的关系和维持旧的关系。在乡土社会中的时历礼仪或生命礼仪中，角色关系中不仅包括直接关系群体，间接关系群体也与日俱增。A（如张婆婆）与B（如子女朋友/同事）虽然不认识，但C（如张婆婆的子女）与A、B均有直接关系，在适当的礼仪场域中，C极有可能会借此机会让A与B相识，但这种行为的出发点不一定是想让他们彼此相识。作为礼仪场域中“结构洞”的农民，在新的角色关系构建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 “结构洞”促使人情交往圈半径延长
学者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是好像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出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乡土社会中的人情交往仍重在情感性功能而非工具性功能，根据与主家关系的远近来衡量随礼的分量，核心亲属倾向于答更“重”的礼金以此区分自己与其他答礼者。随着城乡间“隔离墙”逐渐被拆除且互动频繁，村民“结构洞”角色随处可见，人情交往的范围已从原来的亲属邻里扩展到异质性较大的同事朋友，甚至基于亲属为纽带的间接关系圈，“结构洞”建构着新的社会关系。乡土社会人情交往重心仍在亲缘圈上，但基于地缘和业缘关系的间接人情交往不断扩展，与日俱增的间接关系使人情交往圈不断膨胀。先赋角色关系圈在乡土社会的主导地位仍未改变，但后致角色的“出场”频率缺与日俱增，尤其是庞大的间接关系群体正蜂拥而入，乡土社会“人情交往怪圈”的半径急剧延长。有学者认为，血缘具有先赋性，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具有建构性，后者完全可以通过人情的方式，将“外人”内部化为“自己人”。
（三） 礼仪场域中“结构洞”的利与弊
以中国社会“差序格局”为基本背景，礼物主要作为一种维持、再造和改变人际关系的手段。凡事都应辩证地看待。礼仪场域中的“结构洞”不仅能够增加扩大农村居民的人际关系圈，获得更为多元化的社会资本。但传统社会的“物礼”逐渐由现代社会的“钱礼”代替，易使“铜钱味”弥漫于人情互动场域并冲淡 “人情味”，“结构洞”的作用若过度发挥，间接建立起来的弱关系剧增，随之建立起来的更为频繁、规模更大的人情交往圈无疑会给农村居民带来精神上和经济上的负担。
注释：
数据来源于2014年D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数据来源于D市四级政务体系建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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