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同时也导致了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的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逐年呈现上升趋势。本文在概述社会转型理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重点评述近年来社会转型背景下，学者在群体性事件领域所进行的研究，并就群体性事件的未来研究方向提出意见建议。
关键词 社会转型 群体性事件 解决机制
作者简介：刘艺，厦门大学社会学系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3-177-02
2013年、2014年《社会蓝皮书》均指出，中国社会现阶段正处于矛盾多发期，以规模增大、时间拉长为新特征的群体性事件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在这一社会背景下，社会转型理论作为社会发展范式层面的相关理论， 已成为研究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内群体性事件的理论支点。
一、社会转型理论
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起源于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进行的分类，西方学者侧重于探讨社会组织形式的变迁，中国学者则关注改革开放。刘祖云认为西方社会转型理论可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社会转型简单等同为经济增长，第二阶段将社会转型等同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结合，第三阶段将环境保护的理念融入社会转型。
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1978年改革开放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李培林指出，杜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性发展，特殊的结构性变动，且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特点。陆学艺等关注社会特征的变化，认为社会转型是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涵盖经济转型工业化等六个方面。倪志伟提出了市场权力命题、市场刺激命题和市场机会命题来解释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他发现关系和干部权力对当今中国产生的影响依然很大。边艳杰也认为中国社会转型期间的权力维持现象显著，旧的政治体制仍需受到关注。国内学者的研究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研究结论趋于一致，大多认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被动转型到主动转型，政府与市场双重动力推进，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特征。
纵观已有研究，对社会转型基础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尚少，还没有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范型。因此，徐家林认为，需要重新界定社会转型学科概念和确定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才能够构建社会转型理论新范式。更有学者参照我国现实中业已存在“ 农业-工业-信息业” 三元结构的发展态势，提出“ 社会双重转型论” 来替代现有的社会转型理论。
从已有研究中可看出，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关注。值得注意的是，除仍需关注社会关系中的强关系和干部权力的作用外，还应重视社会转型带来的阶层分化现象和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尝试构建相契合的社会转型理论范式。
二、群体性事件
（一）概念界定
在概念界定上，国外把群体性事件称为“社会运动”。我国有学者认为群体性事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可以概括为在特定情景下形成的，因某一种大致相同要求或愿望结成短时期的共同体， 为了共同利益或公开表达诉求， 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集群行为。
在类型划分上，西方学界一般认同于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与革命的三分法。国内学者的划分标准种类众多，涵盖事件的性质、参与主体的利益相关程度等依据。向德平等认为群体性事件具有自发性、失范性等特征。随着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和全球社会环境的变化，群体性事件在组织形式、参与群体类型等方面出现了新的特征。应星揭示出双方所共享的政治文化及其运作机制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朱力等发现，近些年更多的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群体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开始向合法化发展，群体性事件开始作为弱者的武器被普遍使用。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动员加大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烈度和群体性事件治控的难度。
从上面的概述可以发现，从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看，已有研究既有对全国范围内群体性事件的整体考察，研究视角也呈现多元化态势。
（二）发生根源
从社会背景视角出发，学者们指出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迁， 导致了社会控制弱化，从而激化了现实社会中各种矛盾。还有学者认为弱势群体利益保障的表达渠道堵塞、分配机制不健全，以及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冯仕政着眼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阶层分化，认为中层认同在不断流失和边缘群体的出现，助长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国外学者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根源的解读主要侧重于理论范式层面，斯梅尔塞提出了价值累加理论，分析造成群体性事件发生所需的社会条件。芝加哥社会解组学派着眼于社会结构角度，认为社会解组的程度越高，群体性事件的数量也就会越来越多。
（三）产生的影响与应对措施
群体性事件具有正负双重功能。李琼认为，群体性事件将加速各级政府职能的到位化，提高各级政府人员的责任意识、危机意识和使命意识。因此，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社会矛盾，规避更大更严重的社会动荡，同时为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条件。但群体性事件给经济秩序、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仍带来消极影响。
面对消极影响，习智勇等认为，要通过加强社会认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并坚持社会公正原则来应对问题。吴志敏从行动主体的视角着手，指出要畅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建构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机制，健全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机制。孙元明着眼社会发展阶段，认为国内就业形势的变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是影响我国群体性事件发展变化趋势的关键性因素。从解决措施的探讨中不难发现，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社会转型期，建立健全应对现状的机制是降低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研究不足
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观点大多是从社会稳定的考虑出发，强调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性，相对忽略了群体性冲突事件带来的社会安全阀功能。具体而言，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缺少对我国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规模、结构的整体把握，缺乏对社会转型与群体性事件之间内在关系的深刻分析，特别是缺乏对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社会心理与群体性事件关系的研究。在应对策略上，提出的防治群体性事件的对策针对性不强，缺乏对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研究，也鲜有前瞻性的发展趋势研究。同时，已有研究成果与社会冲突理论、集体行动理论等理论的结合较差，理论基础较为薄弱。
三、结论
通过概述社会转型领域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研究，可以发现社会转型加快了社会结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变迁，不同程度上在各领域造成了深远影响。具体而言，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阶层分化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导火索；社会整合和控制能力下降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政治机会因素；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动与紧张态势是成为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结构基础，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完善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关键因素；社会不满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同时，我国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是群体性事件生成的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一定程度上推动和催化了群体性事件的产生。
因此，在今后的研究方向中，要结合社会转型期的特点，深入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和发生机制，针对群体性行动的不同的议题指向和行动主体的诉求，挖掘行动背后的动力机制和导火索，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组织程度和合法程度的差别，采取相应不同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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