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冷战结束后，日本军事力量持续增强，不断冲击“和平宪法”下的文武关系，在人事、决策、组织等方面不断获得“松绑”。日本自卫队独立权和影响力不断扩大甚至能够左右内政外交，是日本右翼势力寻求“普通国家”的重要环节，自卫队在其中发挥着功能性作用。军政关系的失衡是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政治整体右转的结果，又反过来左右日本的内政外交，给日本国内以及周边国家带来了战争的威胁。
关键词 右倾 文官统制 武官夺权 日本自卫队
作者简介：李东松，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357
2016年以来，防卫省武官要求文官大幅转让作战计划制定权限，被日本国内外媒体称为“武官夺权”事件。日本国内不少学者分析认为，“武官夺权”意味着日本的“文官统领”制度已进入实质性的调整阶段。 一些国际媒体则担心日本忘记军国主义带来战争灾难的教训，放弃“文官统领”原则，会导致战时兵部体制复活。“武官夺权”是日本文武关系严重失衡的表象，日本谋求“正常国家”化和自卫队国家军队化，使得日本国内政治不断背离和平宪法而引致右倾化路线。本文通过对比冷战前后日本文武关系，旨在探讨日本在追求“正常国家”过程中军政关系逐渐失衡的历史与现实，希冀对认识当前日本政治状况有所裨益。
一、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下军政关系的形成与特点
战后，为了清算日本军国主义、避免战时兵部体制复活，美国主导了日本民主政治改革，通过制定和平宪法，推行国民主义原则，建立起了新型日本军政关系，确立了文官统制军事力量的领导原则。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决定重新武装日本，成为日本重整军备的起点。1950年7月8日，占领当局要求吉田内阁建立7万5千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并将海上保安厅增员8千人，初步构成了战后日本首批武装力量。1951年9月日美签订《日美安全条约》，一年以后，吉田内阁设置保安厅，改警察预备队为保安队，兵员扩充至11万，新设海上警备队。1954年6月，为适应美国远东战略变化要求，日本出台了防卫二法（自卫队法、保安厅设置法），于6月9日把保安队改组为陆上自卫队，警备队改组为海上自卫队，并新建航空自卫队，陆海空三个军种自卫队随之成立。基于美国的要求和战前日本“统帅权独立”的历史教训，日本在1954年成立防卫厅和自卫队时，奉行“文官统制”的原则。
二、战后“文官统制”维持的意义及隐患
战后日本的政治设计意图很明显，就是要避免战前军队控制国家的现象再次出现。总的来看，这一时期，日本建立了从宪法到体制机制的层层牵制，军事力量受到和平主义、国民主义、立法、财政、人事、决策辅助以及社会舆论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机制的约束，“文官统制”的原则得到了有效的实践。
但不可置否，一些历史和现实因素给“文官统领”的军政关系埋下了隐患。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占领当局基于自身利益，采取了姑息政策，利用军国主义下的旧官僚帮助统治，未对军国主义势力进行清算。1951年9月，美国单方面与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开始陆续释放战犯，重新启用负有战争责任的政治家、官僚以及旧军人、司法、警察等人员。 这些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在战后再次担任公职，执掌国家权力，为之后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不断抬头埋下伏笔。二是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一直存在且愈加膨胀，甚至能够左右日本政局，成为日后日本军政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战后，为了遏制日本共产主义蔓延，并扶植日本成为对抗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阵地，美国在日本强制推行反共政策，将对日占领方针逐渐由“抑制”转为“扶持”。从50年代开始，日本右翼势力开始积极渗透自民党和其他主要在野党，甚至掌握领导权。三是日本战后军政关系相对平稳与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但在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美日同盟以及日本国内的情况变化给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和平宪法”下的军政关系蒙上了阴影。
三、冷战后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对军政关系右倾化影响
冷战结束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日本逐渐改变战后奉行的吉田路线，向发展军备、否认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等右倾化政治路线靠拢。日本自卫队乘势而起，不断冲击战后创建的法律法规、行政体制等限制因素，谋求自主行事的权力。自卫队对限制因素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官僚对军队高层人事控制权的丧失、自卫队官员与高层政治官员的直接接触、借助内外行动来博取民意等几个方面。
（一）人事控制的松动带动决策体制转变——“文人优位”不断扭转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军政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自卫队在积极创造活动空间和话语权的同时，政治官员从“消极用兵”到“积极用兵”的政策转变也进一步为自卫队“松绑”。在这一过程中，自卫队官员在政府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与政治家的直接接触越来越多，有意架空文人官僚，造成了“军队”幕僚官员和自卫队官员地位相对的提升，冲击了战后一直遵循的“文人优位”原则。
从上世纪90年代，日本政客就开始有意地提高自卫队官员的政治地位。例如，1997年，时任首相桥本龙太郎就取消了《保安厅训令》第九号，解除了防卫厅官员接触中央省厅、官邸、国会议员的限制，统幕议长和各幕僚长开始参加防卫参事官会议、内阁官房会议等，促进了官僚和自卫官之间的融合。 近年来，防卫省的改革试图改变防卫省内局文官和自卫官之间“文上武下”的状态，提高自卫官地位，扩大自卫官权限，使文官和自卫官“平等一体”的共同协助政治家做决策。2009年6月，日本国会审议通过最新版《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修正案废除象征文官优位制度的防卫参事官制度，通过取消文官对武官决策中的建议及决策审议权力，使得自卫队在国家安全事务、防卫战略以及一线军事行动三个层面均发挥决策作用，提高了自卫官员的地位。2015年3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法案中取消了防卫官僚的优势地位，剥夺了文官相对自卫官的制约权限，自卫队“作战计划”由文官检验的功能将大大弱化。2016年2月，日本防卫省武官要求文官大幅转让作战计划制定权限，统合幕僚监部干脆在制定最高级别的作战计划上要求“内局”彻底交出权力，不禁有日本学者感慨：“这是防卫省武官逐步扩大自己的权力，让防卫省变得越来越像二战前的日本军部”。
冷战结束以来，自卫队官员不断“扩权”与国内政客的“长期关照”有直接关系。日本右翼政治家们为了寻求军事力量的强大，妄图改变战后由文官官僚对自卫队控制的惯例，并直接与其接触。据公开的信息统计，自桥本内阁开始的历任首相与统合幕僚长、陆海空幕僚长、情报本部长等军方首长的接触次数出现“井喷”现象，桥本、小渊、森、小泉分别达到了30次、16次、13次、60次，年均12次。通过上述方式，最高政治层和军方得以交换战略情报和分析意见，从而影响最高决策层的形势判断和政策走向。 这种直接跨过文官官僚体制达成的政策意见无疑削弱了文官对武官的优势地位，造成“文官统制”体制的松动。
（二）煽动民意、左右政治——自卫队从幕后走向台前
任何文武关系的体系，一方面涉及军队的权威、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的一种复合平衡；另一方面，也涉及非军事团体在权威、影响力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复合平衡，而这种平衡则可以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达成 。冷战结束以后，日本积极参与海外救援及联合国组织的维和行动，其目的不在于能为国际社会做多大贡献，而是通过这一过程，结合自卫队的改革使其积极的融入到社会中去。在日本国内，自卫队通过海内外行动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为其国内社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社会认同基础。
自卫队的“成功”可以通过日本官方机构和主流媒体所做的舆论调查数据给予证实。调查显示，1990年11月，尚有78%的受访者反对自卫队的海外派遣，但在海湾战争以及通过《国际紧急救援队派遣法》之后，民众态度发生了大的转变，赞成者逼近50%，此后这一数字持续走高，自1994年开始保持在70%之上。随着日本自卫队出现在媒体上的正面形象越来越多，日本民众期冀自卫队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一些诉求为自卫队打破军事限制提供了契机。比如，日本广播协会的民意调查就表明，希望日本自卫队解除其海外任务范围限制的呼声就越来越高。1994年赞同自卫队参加联合国军事维和行动和战时战后军事监督的民众为19%和21%，超过认为自卫队在海外只能进行一些人道主义救援39.5%的比例。到了1995年3月，前两项的认同人数比例上升为25.3%和23.3%，而后者的数据下降到了35.4%。 就自卫队的总体印象来说，其在民众中的认同度不断上升，上述可从最具权威的内阁府民意调查的数据中得到证实。在历次调查中，数据呈现出“U”形呈现，1991年为最低值，国内民众对自卫队存在好感的受访者比例仅为67.5%，此后，支持阵营不断扩大，2000年这一数据达到82.2%，而同一时期对自卫队有厌恶感的受访民众比例从19.4%下降到10.5%， 这与本时期自卫队频繁出现在国内各大媒体上相吻合。
四、结语
2016年3月，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保法正式生效。新安保法包括《国际和平支援法》和《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两个部分，旨在松绑日本自卫队海外行动，扩大海外军事行动任务和范围。分析认为，日本新安保法的实施将打破二战以后形成的地区与国际格局，为日本实现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埋下了伏笔，使地区安全局势产生新的变数，对地区稳定产生负面影响。 历史制度主义学家彼得·盖伊斯论道“制度创设或政策最初发起时所选择的政策，将持续和极大决定性地影响未来的政策”。 日本军政关系的现状既是战后特别是冷战后军事、政治、社会力量互动的结果，也会极大的影响之后军政关系的演变。近段时间，通过日本抢占钓鱼岛、插手南海事务等一系列事件，我们就可以看出，日本军政关系右倾化失衡不断加剧，日本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以及日本政治右倾化还在逐渐凸显，这将极大地影响下一阶段日本内政外交政策。日本军事力量的过度膨胀对日本国内和周边国家的和平发展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危害，为地区稳定以及世界和平埋下了和平隐患，不得不提起东亚及东南亚各国人民的警觉。
注释：
“日本防卫省武官向文官夺权 被指越来越像二战前”.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6-02/23/c_128744590.htm.
王希亮.论日本战后皇国史观和军国史观的回潮.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1）.
首先是战后民意所向，对二战的反思。对外扩张战争引发帝国衰败的最终结果与战前日本军部对政府的控制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战后，如果日本军队力量和影响过大，容易使民众引发战前“统帅权独立”带来严重后果的联想，这被认为是危险的。因此，弱化自卫队能力，谨慎的使用自卫队是合情合理的。其次是二战后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云中，日本作为美苏对峙东北亚的桥头堡，美国对日本有防护义务，《日美安保条约》更是在法律意义上确定了美国对日本的安全保障机制，所以日本对本国军事力量的依赖大大减小。再次是日本本国民众和周边其他国家对日本自卫队的强大存在疑问和感到担忧，大家普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文人政府去积极寻求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控制自卫队。最后是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和对发展经济的专注使得对本国军事力量的建设放在了次要位置，当然这其中还包括忌惮在野党的激烈反对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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