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廷瑜+李晋+孙元振
摘 要 涉警网络舆情在传播演化过程中，舆情涉及的各方博弈与共振不断。本文通过对博弈与共振主体的界定、促成因素的梳理、博弈与共振关键点的动态分析研究，准确把握涉警网络舆情博弈与共振的客观规律，从而为进一步舆情疏导、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提升公安公信力打下坚实理论基础。
关键词 涉警网络舆情 舆情主体 网络媒体 博弈 共振
基金项目：本文章为“江苏省高等学校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01610329019Y”成果。
作者简介：周廷瑜、李晋、孙元振，江苏警官学院，本科，从事公安思想政治工作，涉警网络舆情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0.420
网络舆情，是以网民为主体的广大民众以网络为主要平台，对于国家政治事务、社会事务、公私权益等问题表达的具有一定强度、倾向性和外显型的态度、意见和观点。涉警网络舆情作为网络舆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公安机关以及与公安机关相关的业务动态为主要关注客体。近年来，涉警网络舆情涉及多方的博弈与共振不断频繁和复杂，在舆情传播演化中集中呈现出敏感度高、持续时间长、特殊性强等特点。适时对涉警网络舆情进行全程观测，并对关键点进行动态分析研究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一、博弈与共振的主体界定
（一）参与网民集体发声
在涉警网络舆情传播演化过程中，大多数网民都以自发的形式及个体的身份进行参与，在短时间内集中提出自身观点、表明自身态度、表达自身情绪，形成了观点、态度、情绪即舆论的集聚和共振，对涉警网络舆情的兴起发展产生舆论的造势与引导，给公安机关产生舆论的压力和即时且无形的压力。由此，众多的参与网民是涉警网络舆情博弈与共振的首要主体。
201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09级硕士研究生雷洋离家后因涉嫌嫖娼被警察带回审问期间不明身亡。从知乎发帖质疑到澎湃、腾讯等多家网络媒体对事件进行迅速跟进，随即引发大量网民发声热议。从最初呼吁尽快“公布真相”，到部分网民对警方通报以及警察执法过程产生质疑，到部分网民等待警方进一步的结果，并且相信警方采取的措施有其理由，到部分网民对嫖娼一事的怀疑等，网民与网民之间观点的博弈碰撞，形成了在警方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前舆论集聚的共振局面。
（二）网络媒体议程设置
2016年5月9日晚一篇以《刚为人父的人大硕士，为何一小时内离奇死亡？》为题的网帖刊登在知乎上。知乎某用户以死者雷洋朋友身份质疑有人破坏证据、阻挠调查，呼吁将雷洋这个悲剧扩散出去。随后，该帖在各公号转载下迅速传播，朋友圈被刷屏。次日，凤凰评论第一时间对雷洋事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了种种质疑。网络媒体通过夺人眼球的标题进行议程设置吸引网民参与，形成轰动效应，提高网络媒体自身的点击率。
美国传播学家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新闻媒介的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公众的议程。换句话说，新闻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使之成为公众关注、思考甚至采取行动的重点”。网络媒体通过议程设置，吸引了网民的注意力，催生了众多涉警网络舆情事件，在满足自身商业利益的同时，推动了网络舆情的传播演化，在一定程度上搭建形成了网民和意见领袖-网络媒体-公安机关等多方博弈与共振的平台。如今，“新兴的网络新闻正在不易觉察地改变新闻媒介设置公众议程的方式。”
（三）传统媒体跟踪互动
在涉警网络舆情的传播演化过程中，传统媒体承担着对舆情源的确证、跟踪及再传播的转折作用。尽管在舆情信息首发性、信息源多样性、信息传播时效性等方面，传统媒体相较网络媒体具有一定的弱势，但传统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依然是其无可比拟的优势，传媒在权威信息的获取等方面依然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其议程设置功能和效果远远超过网络媒体。在涉警网络舆情博弈与共振的过程中，起到了反转舆情、揭示真相、“一锤定音”的转折作用，能够聚集网民关注，专业和权威地回应参与网民关切。
在“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所引发的网络舆情过程中，传统媒体提供了准确、公正、理性的内容，对于疏导网络舆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015年5月14日，央视《新闻直播间》公开了案件发生时的“监控视频”，传统媒体第一次公布官方视频，引起了舆情大逆转。随后5月18日央视《新闻周刊》中，白岩松说“庆安枪击案不应该就此终结。”在传统媒体的鼓动下，再一次引起网民对视频“真假”、是否经过“处理”等问题的讨论和共振。直到5月底央视《新闻调查》专访开枪民间李乐斌，整体梳理了事件发生始末，才使得此事件得以平息，网络舆情得以疏导。
（四）公安机关应对引导
公安机关是涉警网络舆情的直接当事方。公安机关加强应对引导突发涉警网络舆情的能力，是新形势新任务的客观需要。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全国公安机关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会上提出，“要把做好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工作作为事关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局的大事来抓，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资源力量，健全完善机制，提高舆情引导能力。”公安机关网络舆情引导的好，短期内有助于疏导舆情，平息舆论。长期看有助于维系和谐警民关系，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公安机关网络舆情引导工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任务。
2016年6月南京市江宁区发生一起小规模群众聚集事件，网络媒体却围绕此事件开始疯狂炒作，参与网民舆论开始集聚。南京警方在如此重大舆情面前，立即进行实地调查，第一时间通过南京江宁公安官方新媒体平台以图文方式清晰阐述事件经过。面对专业且逻辑条理清晰的回复，参与网民清晰地了解了事件经过，舆情才趋于缓和。此类涉警网络舆情公安机关的妥善引导，直至舆论平息，充分彰示了公安机关在与网络舆情场内其他主体博弈过程中努力寻求“帕累托最优”的核心作用。
二、博弈与共振的促发因素
（一）参与主体素质因素
2016年8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我国网民以10-39岁年龄段为主要群体，比例达到78.4%。其中，20-29岁年龄段网民的比例为31.4%，在整体网民中的占比最大。与2014年底相比，20岁以下网民规模占比增长1.1个百分点，互联网继续向低龄群体渗透。整体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学历人群的占比为12.4%，较2014年底上升1.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大专及以上人群占比下降0.8个百分点，中国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可以看出，尽管网络普及率在逐年提高，但网民结构依然以低龄、低学历为主的局面十分突出，参与网民主体素质仍旧偏低。
以“双低”人群为主的网民关注新闻舆论人群不断提升，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以及搜狐、腾讯等网媒平台上积极渴望发声，网络活跃度高。
与此同时，此类人群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如认知能力、辨别能力、分析能力较弱，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急于发泄自己的情绪，在涉警网络舆情爆发期间，容易缺乏理性地助推形成与公安机关博弈、与舆情各方共振的局面。
（二）网民集体心理因素
涉警网络舆情博弈与共振局面的形成从心理因素看，一定程度上归咎于社会对立情绪、解构心态、群体极端效应以及集体无意识。而以此社会心态表现出来的便是网络民粹主义即草根性、非理性和批判性的兴起和盛行，其核心是以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为中心撕裂社会群体，对传统、权威等进行解构，以非理性和极端的言行来制造社会对立。
涉警网络舆情传播演化过程中，“贴标签”引发的社会情绪对立助推了博弈与共振局面的产生，参与部分网民对照标签进行身份归类，“逢警必反，逢警必骂”的局面逐步形成。在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参与网民迅速将事件当事人归类为“访民”、“弱者”、“警察”，形成了平民与警察的“标签”对立，引发了民警用枪是否合理的争议以及对民警非理性的人身攻击。与此同时，非理性网民的不断喧哗造势，阻抑了部分理性网民发声，非理性情绪在网民中不断的发酵，形成了理性讨论集体噤声的“沉默的螺旋”。由此可见，“在缺少第三方力量的二元社会，这种不信任所引起的隐忧困扰着迷局中的每一个中国人，怀疑一切，消解一切，用‘有罪推定的心态打量一切，最突出的表现是在网上，无论发生了任何一丁点事件，人们总是用放大镜的心态，关注着事件的每一步进展。当他们发现，事情似乎真的按照他们所担忧的方向发展时，事件便脱离官方的控制，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爆发。”
（三）公安机关政治因素
公安机关是涉警网络舆情中参与网民的直接相对方。因此，公安机关政治因素往往是构成舆情博弈与共振的关键促成因素。近年来，涉警网络舆情频发，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参与网民的密切关注以及舆情场的同频共振，而大多数涉警网络舆情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安机关的执法有关。个别民警执法不公、徇私枉法、贪污受贿以及“被污名化”等负面涉警网络舆情层出不穷，挫伤了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从而造成公安机关陷入了无尽的“塔西佗陷阱”：无论其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
民众“有困难找警察”的困境处理意识以及对警察过高的职业期待，使得遇到一定困难都会第一时间选择向公安机关反映寻求帮助。同时，对于民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公安机关一旦处置不当或反应迟缓，很有可能会被迅速反映到网上，并立即集聚大量网民的关注，给公安机关予以施压。一些地方公安机关在涉警舆情事件发生后，“捂盖子”心切，语焉不详含混不清的“情况通报”或急于撇清公安机关责任的“表白”，反而引发了更为猛烈的质疑，使得涉警舆情处置陷于被动。而公安机关媒体的应对能力不强，进一步导致了舆情场的博弈与共振。除此之外，权力异化、贪污腐败以及民众现实维权渠道的制度化狭隘等政治因素都为涉警网络舆情的博弈与共振埋下了隐患。
（四）网络媒体技术因素
网络媒体是实现涉警网络舆情博弈与共振的重要平台和工具。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传播速率、开放程度深刻影响了涉警网络舆情的走向。与传统条件不同，网络条件下的舆情传播从传统的线性传播向放射性复式传播转变，舆情源一旦通过网络媒体传播出去，舆情源揭露者就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权。敏感而关注度高的涉警网络舆情在网络媒体议程设置下会迅速处于失控状态，快速而多渠道地进行发散式蔓延。与此同时，在微信、微博等网络媒体，信息的发布不需要任何事前审核，而采用的事后审核制使得网络谣言伴随着舆情源得以迅速传播，对此普通网民无法加以甄别，很容易被误导并引起对舆情的广泛关注，激起舆情的博弈与共振。
在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中，富有极端感情色彩的表达煽动网民的情绪，然后被煽动的网民进行二次传播，舆情源夹杂着网络谣言，在传播中影响面不断扩大，不实信息也极易为人所取信，以至于真实信息网民难以理性分析甄别。网络舆情的博弈与共振局面形成，博弈多方焦灼地博弈，直到传统媒体以权威方式回应舆论关切，舆情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平息。而此时，网络媒体给参与网民带来的“首因效应”依然使被不实信息所蛊惑的网民难以第一时间接受真实的信息，并对权威产生质疑。
三、博弈与共振的动态分析
（一）博弈与共振之舆情兴起
舆情兴起阶段的博弈，以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的博弈与共振为主，以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争相抢占获取信息的“制高点”为特征。作为传统媒体，在新闻人才、涉警政策以及警媒沟通机制方面有着绝对的优势，是公安机关对外宣传和重要政策决策的首发媒体。网络媒体以其敏锐的舆情源捕捉能力和强大的网民基础对舆情源进行传播转载，能够将舆情源迅速放大，集聚众多网民关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相互抢占舆情资源，同时又有自己的优势资源领域，相互之间在博弈的同时又进行互动传播，扩大宣传。
在诸多的网络舆情事件中，我们基本都可以见到网络舆情和传统媒体线上线下互动炒作的路径图，不断推动舆情信息发展成为舆情事件甚至舆情危机。
“雷洋事件”的兴起充分体现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织，共同启动舆情源、推动舆情发展。在“平安昌平”微博公布舆情源后，首先是网络媒体对事件进行质疑评论，引起了众多网民的舆论集聚，网络谣言等伴随着舆论集聚而兴起，舆情开始发酵。随后，央视、人民日报等传统媒体凭借其专业的媒介素养和专业信誉进一步对“雷洋事件”进行跟踪采访，并进行专业、理性、客观地分析。在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互动下，“雷洋事件”迅速升温发酵。因此，在舆情的兴起阶段，（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二者之间的信息必然经历一个单一-混杂-不断挖掘、报道-不断讨论、交流-趋于一致的过程。
（二）博弈与共振之舆情推动
在涉警网络舆情经历过了蛰伏期和爆发期后，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将舆情推向了一个高潮，并迅速进入蔓延期。蔓延期间，舆情双边、多边主体博弈不断，网民、意见领袖的观点迅速分化成几个主要阵营。当意见一方感受自己的意见处于“劣势”时，便会短暂沉默避开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另一方会迅速占领舆论高地，并立即造势宣传，使得自身意见成为感官上的主流意见，而以此产生的主流意见在带有民意诉求的同时往往具有很强的非理性、极端色彩，如此使得另一方相对理性客观的观点逐渐沉默噤声，形成“沉默的螺旋”。主流意见的形成迅速汇集众多网民的关注和转载，参与网民会立刻对涉事公安机关施压以期望尽快回应舆论关切，公安机关此时的言论、态度及行动都会被舆情各方密切关注，公安机关与各方舆情主体的博弈以及舆情应对策略都展现了公安机关的智慧。
公安机关舆情应对不当，不会说、不及时说、不说真话、封锁消息等情况发生，都会强化参与网民、意见领袖以及网络媒体的强烈反弹和情绪激化，极大可能造成网上网下共振，博弈局面的复杂化，最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若公安机关坦然面对舆情，通过强化“第一时间法则”，善用议程设置，及时公开警务，真诚准确回应舆论关切等舆情应对行为，有利于把握舆情发展的主动权，化危机为转机，在舆情应对过程中密切警民关系，从而提升自身的公信力。
（三）博弈与共振之舆情疏导
公安机关在舆情爆发、蔓延下所采取的舆情应对方式，都是应激反应下的应急方式。而在舆情疏导环节，公安机关对舆情所反映的具体事件的得当处理是实现舆情博弈各方纳什均衡甚至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唯一途径。得当的处理有助于重塑和提升公安机关公信力。相反，失败的处理则会使得博弈各方陷入“囚徒困境”，挫伤公安机关的公信力，进一步恶化警民关系。
2014年9月，广州警方在一制毒窝点开展抓捕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发生枪战对峙，造成一名民警和群众受伤，受伤群众因伤重不幸身亡。受伤群众的死亡引起了网民质疑，舆情在网络上迅速产生。在舆情还没爆发之前，广州公安迅速关注到此事，通过“广州公安”微博于事件发生当晚初步确认并回应此事，于第二天凌晨公布了此事件的详细过程。在随后几天里，“广州公安”微博陆续发布相关微博，还原了受伤群众“平民英雄”的形象，同时公安局领导对受伤民警和牺牲群众家属进行慰问，网上网下同时开展工作。
在这次涉警网络舆情中，公安机关针对舆情热点主动设置议题，集中发布信息，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机遇，在涉警舆情引导和公安公信力维护上打了一套正能量的“组合拳”。
四、结语
涉警网络舆情疏导进入反复期、消退期，随着公安机关的正面回应，一些证据事实与网络媒体在舆情初期的预设真相进行对撞，参与网民、意见领袖在对事实真相进行甄别后发声逐渐趋于理性和观望态度，舆论场总体平稳。一旦公安机关或其他涉事方未能妥当解决问题或与网民的“道德审判”相悖，舆论会立即反弹形成新一轮舆情，并形成又一轮博弈与共振。因此公安机关在这一阶段要密切跟踪新舆情，适时回应民意关切，及时通过传统主流媒体将正确权威的舆情信息反馈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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