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并且在生态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对苏联生态建设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对生态文明的谋划布局上超越了苏联；在生态文明的践行效果上超越了苏联；在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策略上超越了苏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所以能取得成绩，并超越苏联的生态建设，根本上在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坚持人民史观。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 苏联生态 人民史观
作者简介：杜金龙，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06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在经济、政治方面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窠臼，并且在生态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对苏联生态建设的超越，而这种超越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在对生态文明的谋划布局上超越了苏联；在生态文明的践行效果上超越了苏联；在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策略上超越了苏联。下面我们分别来阐述这三方面的超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生态文明的谋划布局上超越了苏联
这具体表现为，在苏联，生态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处于边缘化状态的；而在我国，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一局。在苏联，生态建设被边缘化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从苏联的历史来看，出于应对战争的考量，同时为了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苏联的军工产业、重工业是被置于优先地位的。纵观历史，苏联几乎一直处于战备状态，这不仅包括苏联为反法西斯战争而作出了巨大牺牲，还包括苏联为与美国争夺霸主地位而展开的军备竞赛。二战也好，冷战也罢，战争与自卫在很长历史时期中成为苏联的主题，生态建设被边缘化也就不足为奇了。如何评价苏联生态建设被边缘化呢？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谈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布局问题。如果说在二战中为了反法西斯而牺牲生态建设，这是无可厚非的。但二战后，苏联为争夺世界霸主地位，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牺牲掉生态建设，牺牲掉与人民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建设，甚至穷兵黩武，干涉他国内政，这很明显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在作怪。生态建设长期被边缘化，为了工业发展而牺牲掉生态环境；在苏联后期，生态危机井喷式的爆发，加速了苏联的灭亡。
在我国，自文革以后，邓小平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发展与和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重心，同时“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促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也在不断调整。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面对人民群众“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的诉求，将生态文明置于社会主义总布局中，成为众望所归，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生态文明现已成为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一局，自然生态文明的构建绝不是单打独斗，生态文明的构建必须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互协调，齐头并进。经济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物质基础；政治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制度保障；文化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智力支持；社会建设为生态文明提供和谐支撑。反过来，生态文明的健康发展会为经济建设提供新的经济生长点；会为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提供良好的环境保证，促进国家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会为文化建设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使绿色中国的形象为世界所识。
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下，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我们看到绿色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绿色发展”本身就是生态文明落实在发展理念中的应有之义。“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具体表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中对绿色发展的论述涉及到产业体系、规章制度、社会风尚等，这就再一次从微观的层面表明我国的生态文明不仅没有被边缘化，不仅不是单打独斗，反而是紧密地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之中的，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共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洽格局。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生态文明的谋划布局上就超越了苏联。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的践行效果上超越了苏联
具体表现为苏联的生态建设尽管有良好初衷，但未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使得生态建设的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调动各种积极因素推进生态文明健康发展。苏联的生态建设之所以不能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于斯大林模式在苏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众所周知，斯大林模式大体表现为：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居于统治地位，国家的工业发展成为唯一目的，限制商品货币关系，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管理经济，把一切经济活动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政治上，形成了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党政不分，民主集中制有名无实，社会主义法制被忽视甚至遭到践踏，出现了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即使是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模式对苏联的影响仍旧挥之不去，成为束缚苏联向前发展的魔咒。苏联的生态建设受到斯大林模式的染指，也表现出某种畸形化的发展。大致表现为以下两点：
首先，苏联的生态建设被置于指令性计划之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导致市场要素不能注入到生态建设中，生态建设所需的资源未能得到优化配置。指令性计划下的生态建设通常以“搞运动”的方式进行，如斯大林时期的造林运动、赫鲁晓夫时期的垦荒运动。这种“搞运动”式的生态建设尽管能集中人力、物力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搞运动”本来就是一阵风，“来得也快，去得也快”，从长远来看，由于不能用联系、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同时缺乏对各地方具体情况的了解，这种“搞运动”式的生态建设最终是弊大于利。如赫鲁晓夫时期的垦荒运动，导致多地沙漠化严重而饱受诟病。由于斯大林模式下的苏联视市场经济为洪水猛兽，作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市场，自然就处于苏联决策者的视野之外。在苏联的生态建设中，生态建设所需的物资、设备、人力通通由行政命令来调配，也就是国家在生态建设中独当一面。这样，苏联生态建设中，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就得不到发挥。生态建设所需的资源不仅未能得到最优配置，反而浪费现象严重。
其次，苏联科学家的科研成果用以指导生态建设的情况并不理想，苏联的生态建设未能得到良好的智力支持。苏联曾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如费多罗夫，他在1972年出版《人与自然》，书中吸收了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的一些观点。但费多罗夫的方法中，社会历史因素居多，同时他受益于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费多罗夫曾代表苏联在1979年的日内瓦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强调行动的紧迫性，未来气候变化不可避免，国际计划必须出炉。再如布德科，布德科主要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成就斐然，此外他的“核冬理论”（这一理论指出，如果全球滥用核武器，不仅核武器的放射性是一个巨大问题，使用核武器后全球温度急剧变低才是对人类的巨大威胁）领先其他国家10年左右。尽管这样，我们仍旧看到苏联的生态危机是一个接着一个。科学家的建言献策很多时候成了耳边风。高度集权的行政命令体制和个人崇拜导致决策者听不进各种意见，独断专行严重。在斯大林时期，有许多科学家在大清洗运动中去世。不仅如此，在德波林学派和机械论派的论战之后，德波林学派把哲学看成科学之科学的错误观点被以更加“左”的方式加以发扬。由此开始了苏联用哲学粗暴地干涉自然科学的现象。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问题常常被扣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帽子。一些自然科学家因此对苏联当局有抵触情绪，这样苏联就不能充分调动起科学家们的积极性来协助生态建设。
与苏联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能优化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资源配置，生态文明则为市场经济提供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很长时间实行的也是计划经济体制。这一方面受到苏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认识不深有关。文革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开始转变，对市场经济的性质、功能的认识也逐步深化。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中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系列的变化表明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上面提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物质文明要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在生态文明未纳入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看到许多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其结果是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就榨干了当地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不能持久；工业污染严重影响到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老百姓怨声载道。面对这样的发展难题，可持续发展呼之欲出，生态文明被提上日程。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各地方开始采取相应措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各地许多已被废弃、被忽视的生态资源在市场的配置调节下得到开发利用，成为旅游景点、宜居家园。各地蓬勃发展的生态产业链、生态功能区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可持续，还使得我们的生态环境得以改善，这就是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视生态的市场经济不会持久，无视市场的生态文明不会高效。
与苏联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得到充盈的智力支持。中国共产党有三大法宝，其中之一就是统一战线。通过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能够团结社会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各种社会团体来为生态文明出谋划策，提供智力支持。与苏联领导人的一言堂不同，我们有多种制度为各方建言献策提供平台。近几年的两会，委员代表们都会畅谈热议生态文明；双周协商座谈会上，与会者们围绕与生态文明相关的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地的绿色智库更是能够为中央决策提供最具有时效性的信息。通过统一战线，社会各界力量都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劲儿往一处使，这样生态文明的每一步才能落实，关于生态建设的决策才不会武断。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策略上超越了苏联
这表现为苏联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中“绿色政治”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而中国在生态文明的建设中严防披着绿色外衣、实为颠覆社会主义的颜色革命。
苏联的解体过程中，虽然“绿色政治”和生态因素不像其他因素那样作用直接而明显，但它的确是促使苏联瓦解的重要因素。“绿色政治”是产生于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保护自然生态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为根本出发点和核心内容，以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和平、民主、公正的生态社会为奋斗目标的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的统称。基于当时苏联国内人民群众要求当局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戈尔巴乔夫开始了他所谓的“新思维”改革。“新思维”在许多方面与包括“绿色政治”思想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二者都强调他们是基于全人类的视角，都有很明显地“超阶级”性。此外二者都强调反核，反战。在理论层面上，“新思维”可谓与“绿色政治”一拍即合。在实践上，以荷兰共产党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国家共产党的绿色转型，则为戈尔巴乔夫树立了可以借鉴和效仿的榜样。凭实而论，反战、反核、环保是全人类共同的诉求，但问题在于，绿色和平主义在戈尔巴乔夫的战略思维中，绝不仅仅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工具，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指导某项具体的国内政策。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是把绿色和平主义同苏联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绿色政治”的最大特点是以超阶级、超国家的人类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而人类社会的基本现实却是阶级、国家、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否定阶级、国家利益的绿色和平主义思想整合到作为苏联改革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新思维”之中，淡化阶级、国家利益，这无异于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
上世纪东欧剧变给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幸运的是中国共产党力挽狂澜，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变色。然而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近些年来国外反动分子不断变换招数试图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其手段包括：伙同国内分裂势力制造恐怖活动；捏造事实污蔑、诋毁中国共产党；甚至打绿色牌，进行颜色革命。对此我们不仅要识破敌人的野心，还要加固防线、铸高底线，粉碎敌人的阴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固守底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抵制各种和平演变的最后防线。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本质的最根本保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就是一句空话；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最强有力的基石，离开了党的领导，共同富裕就是海市蜃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社会和谐这一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最切实的引导者，离开了党的领导，社会和谐就是空中楼阁。同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拱心石，离开了党的领导，生态文明就是水中月、镜中花，披着“绿衣服”的“狼”就会趁虚而入。
对外，避免颜色革命就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方法得当。以切尔诺贝利事故为例，我们看到政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向事故周围居民以及国际社会公布事故信息，1986年4月26日事发当天恰逢周六休息日，当地居民依旧像往常一样在街上散步、购物，无形中扩大了接受辐射的剂量、范围和时间。直到4月28日瑞典核电站侦测到大气中放射性的升高向苏联发出质询后，苏联方面才被迫发布事故消息。这使得苏联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处于完全被动的境地。在地方机构执行中央政府决策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利益，既没有向公众作任何说明，又忽视对公众的解释工作。而公众由于无从了解事故真相，消息来源不一，信息不匹配，加之对核事故从一无所知到心生恐惧，无形中增加了精神上的不安，最后集中发展成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为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煽风点火的机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信息公开化在应对突发生态危机时的重要性。信息公开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职能部门要实事求是，将突发生态问题的形成原因、影响规模、疏散工作与解决状况公布于众，涂抹、掩盖事态发展只会造成人心惶惶，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流言蜚语趁机钻空子；另一方面，大众媒体与网民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对传谣、造谣者要严肃处理。现阶段我国在应对突发生态问题，在信息公开化方面已初见成效。如去年8.12天津爆炸事故中，专业人员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新闻媒体持续跟踪报道事故进展，新浪微博等社交平台及时删除、屏蔽不实信息，进行辟谣。信息的公开化让人民群众吃了定心丸。除此之外，事故问责、追责机制，心理疏导机制在这次事故中也落实到位。
由上面的论述我们看到对生态建设的谋划布局，还是生态建设的践行效果，还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法策略上苏联都存在一些问题。归根究底都在于苏联没有做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了耀武扬威，为了霸主形象，苏联不惜将生态建设边缘化，将轻工业弱化，而在重工业、军工业方面投入的太多。被弱化的轻工，边缘化的生态，使得苏联人民日常用品匮乏的同时，自己的家园也被破坏。大清洗等政治运动，生态危机等天灾人祸则给苏联人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苏联当局在与人民越来越远。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任何一个执政党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其执政地位必然危在旦夕。
我们将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中的重要一极，就是为了人民群众既得金山银山，也得绿水青山；我们听取人民群众意见，让人民群众为生态文明建设献言献策就是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是坚持依靠群众；我们应对生态难题，化解环境危机就是坚持一切为了群众，让人民共享生态文明成果。坚持人民史观，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实现了对苏联生态建设超越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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