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江龙 章晓
摘 要 文章从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及经济社会意义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考察，认为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理论层面，农民合作组织都有强烈的发展需要。它的发展是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是对“乡村自治平台的缺位”的有效回应、必将代替乡镇企业推动乡村发展。它不仅弥补了农村市场制度的缺陷，整合了农村分散、匮乏的社会资源，还将逐渐成为联接政府与农民的中间力量。
关键词 农民 合作组织 理论 现实依据 发展意义
基金项目：校级科研基金项目：“流动人口聚居区社会融合实践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项目编号：2012XJR005）。
作者简介：张江龙，西南石油大学法学院；章晓，西南石油大学企业社会工作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D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12.242
在我国的农村发展历史中，人民公社的形式在整个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产生的根源是一种非正式形式的制度条件，例如，理想、政治和精神等。正是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种制度最终消除，从农村历史舞台退出。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的制度的变更，彰显革命性的，施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实现对土地经营权问题的解决，同时，将村民自治在整个农村的基层进行大范围推广。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深入，乡镇企业迅速兴趣，对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使得农民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升。鉴于这种历史环境，农民合作组织被关注，逐渐发展。在经过长远的发展，农民的力量彰显强大的生命力，规模已经形成，对农村诸多问题的解决发挥有效的作用。这种农民合作的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具有必然趋势，不是偶然产生，是社会制度发展的必然，有利于改善农村的各项福利，其存在极具历史性。
一、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理论依据
对于农民合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以小规模经济的形式得到市场认可，能够实现对自身经济地位的改善，对农村经济发展意义重大。立足国际地位，其结合的原则是自愿，利用联合和民主的形式，形成组织，满足统一的经济社会需求。实践证明，这种农民合作组织是发展农村现代化的主要动力。下文从微观与宏观两个角度对农民合作组织的相关理论加以梳理。
（一）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及发展的微观理论
从微观角度来看，亚当·斯密 “经济人”假设和斯科特的“生存伦理”提供了必要的解释。人的特点是具有理性，以经济人的形式存在，面对诸多利益，会倾向于选择利益最大的方面。詹姆斯·斯科特指出，农民出发点是进行自我家庭所需的考虑，将其作为行为的主要出发点，简言之，就是农民的生存观念，更加注重生存的基本原则，不是对满足的追求，不向往利益最大化。如果现有的生存模式很难满足生存的基本标准，那么，农民会对生活方式进行改变，从而进行再次选择，保障其基本的生存需要。不同层面的理性选择都涉及到需要。尽管前者更强调市场中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需要，后者强调保证基本生存的理性选择，但对于当前农村的现实来讲，尤其是留守农民来讲，“抱团取暖”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已经成为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途径之一，即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及发展是农村及农民的理性选择。
（二）农民合作组织存在及发展的宏观理论
从宏观角度讲，学界给出了三种解释。一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理论，它提出要从动态的角度去看社会，其代表人物思拉恩？埃格特森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即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于另外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农民合作组织正是农村在外部利润的引导下的一项制度创新，这种创新突破了原来分散经营的制度安排的博弈陷阱，满足了农民在获取利润的谈判能力，减少了获取利润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二是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某一群体，如果想对政策施加影响，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化了的集体行动，能够代表该组织成员来活动。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是农民集体行动组织化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可以增强群体的政策影响力，进而影响政府制定出符合农民群体的政策。三是 “三元框架”理论，该理论基于对“二元框架”理论批判提出，即对“国家-市场”框架的批判，认为其忽视了“社会”，即公共领域。美国学生塞拉蒙将三元框架描述为“政府部门、非营利部门、营利部门”，将“非营利部门”看作是有别于“政府”和“营利部门”的第三部门。农民合作组织作为“第三部门”有力的扩充了原有的二元框架，成为增进农民参与，提升农民公民意识的中间载体和平台。
尽管不同理论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进行了不同的解释，但其最终都表明：农民合作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城乡二元格局仍旧占主导的中国，农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小康，农民合作组织不可获缺。
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现实依据
不管是农民合作组织还是农民，立足理性选择，其都是在一种由上到下的力量的推动下建立的，显示了农民组织化的进程，彰显组织的力量和集体的作用，这也是促进乡村力量发展的重大推动力。立足农村，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具有强大的现实环境。
（一）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突破与发展
在整个农村改革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角色不容忽视，经历了辉煌的发展时期。但是，立足农村现实，需要对这种制度进行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从1985年开始，农民增收速度缓慢，农业发展彰显落后性，促使联产承包制度的不足更加突出。首先，存在严重的土地产权模糊不清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民根本搞不清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界限不清晰。其次，土地被大范围分割，彰显零散性，十分不集中，对现代化的生产十分不协调，规模经济无法实现。再次，土地的不可转让的性质使得资源的配置彰显不科学性，无法得到优化配置。正视这些缺点的村砸，使得农民需要付出更高的交易成本，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进行信息的收集，监督相关条约的执行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交易成本急剧升高。家庭组织的形式彰显小型性，规模不大，很难形成产业化经验的目的，与现代市场氛围不相适应。即使进入市场，也很难支付高额的交易成本，效益很难实现。这种环境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发展背景。再之，在土地流转还处于不确定的探索时期，农民合作组织可以将分散的资源组合在一起，形成规模效应，增加农民进入市场的筹码。
（二）对“乡村自治平台的缺位”有效回应
对于乡村自治组织，其在本质上的特征是群体性，选举的层次是由下至上，村民全权负责，主要针对的是农村的相关公共事宜。在实际应用中，其问题也十分突出。原因不是制度，而是执行中出现问题，集中体现在村民委员会成员没有端正自己的态度，角色存在模糊性。鉴于其选举的层次，是农民权益的代表，因此，其民意基础较为雄厚，在本质上看，是农民性质的组织。但是，在实际执行中，村委会对于党支部具有严重的依赖，发挥的是其辅助组织的作用。这就引发村委会无法执行自治功能，两面人的现象突出。一方面，村委会是农民的意愿，另外，又是政府在农民的职能部门。鉴于这种角色模糊的现象，引发了干群的紧张关系，农民利益缺乏代表，为农民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村委会的应然与实然职能的脱节，使得农民合作组织更多承担了实然的职能，当然在现实运作过程中，由于两类组织的共同存在，可能会形成冲突乃至形成农村社会新的矛盾，因此，如何有效将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关系理顺，是事关乡村发展的重要议题。
（三）乡镇企业不能成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的中流砥柱
在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乡镇企业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使得农村现代化进程被加速，成为农村发展的窗口，卫星城镇发展迅速。但乡镇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弱势地位越来越凸显，严重依赖农村当地资源和消费人群的乡镇企业逐渐被市场所淘汰，即使乡镇企业发展升级换代，但已完全丧失原有“乡镇企业”应有之义，指望乡镇企业带动当前农村现代化发展已无可能，乡镇企业也逐渐成为回忆退出历史舞台。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有效整合乡村资源为农民谋利，增加农民抗风险的能力，农民合作组织无疑提供了可能。
三、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的经济社会意义
（一）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弥补了农村市场制度的缺陷
对于农业而言，其弱质性突出，主要是指其产业上彰显弱质性，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力不强。集中体现在：对于市场信息获取不及时，存在滞后性，导致其在市场竞争中无法发挥主动性精神。农产品需要价格弹性不打，无法使得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获取更大的收益。农产品自身的特征使得其无法进行长期贮存，保管费用较高。正是这种弱质性使得农民无法在市场经济中获取有力地位，阻碍了农村发展。对于弱势地位的改变，需要借助中介性质的组织实现，也就是促使农民合作组织发挥中介服务的作用。在这种组织形成之后，给了信息落后、实力不强的农村以发展的新契机。
（二）农民合作组织有效的整合了农村分散、匮乏的社会资源
在二元格局的大背景下，农民属于弱势群体，在机会的获取方面存处于劣势，技术上落后，无法进行资源的有效共享。在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之后，农民的热情和积极性被调动，给整个农村带来机会。但是，对农村的资源进行了分散。对于农村，在转型中需要立足现代化，将产业化作为其根本发展道路。对于资源分散和匮乏的农村，需要重视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是农村建设需要面对的事实。农民之所以重视合作组织，其集中特点就是能够进行资源的优化整合，为整个产业化道路提供一种新的契机。目前，市场经济逐渐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市场的竞争机制面前，农民走合作组织道路，对分散农户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这种配置既保持了农户的独立性，也保证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对农民来说，无疑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的一个理性选择。
（三）农民合作组织是联接政府与农民的中间力量
就目前乡村的现实看，虽然存在“两委”，但其应然职能没有完全发挥，乡村自治仍旧处于一种相对真空的状态。加之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外流，使得留守农民成为更加弱势的群体，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国家市场”二元框架的存在，由于农村没有社会中间层的代表机构，没有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因而明显缺乏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的组织手段，农民也没有组织的寄托。因此，农民会直接与市场对话，直接与国家对话，与市场的对话是在力量的不对称、信息的部队称下进行的。与国家的对话更是如此，正是由于这种直接性，导致了当前基层干群关系的冲突，农民的意见和诉求被淹没在原子化个体的抗争中，没有被充分的重视起来，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为农民个体与政府沟通提供有效的平台，发挥了中间层的作用，缓解了直接对话可能产生的矛盾，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着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2]陈慧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求索.2014（9）.
[3]黄成华.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基于组织行动者视角.生态经济.2013（3）.
[4]韩国明、王鹤、杨伟伟.农民合作行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三种维度——以西北地区农民合作社生成的微观考察为例.中国农村观察.2012（5）.
[5]曾明星、杨宗锦.基于农户视角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自组织进化机理研究.生产力研究.2011（1）.
[6]贺雪峰.基层治理中的“不出事逻辑”.学术研究.2010（6）.
[7]孙亚范、王凯.农民生产服务社的发展和运行机制分析孙亚范.农业经济问题.20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