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富 蔡巧燕
摘 要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职业教育在乡村人才振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农村存量人力资本量减质低，增量人力资本堪忧的实然困境。为此，职业教育必须转变理念，重新认识和定位农村职业教育功能;重塑城乡关系，构建以县域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大职教体系;加强新农科建设，重构涉农人才培养体系;瞄准重点人群，精准高效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关键词 乡村人才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县域职业教育体系;新农科
2020年，我国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战略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乡村振兴的新时代。乡村振兴就其本质而言，是要实现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而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在于对我国传统农民的改造，通过人力资本的开发与再开发，促进农民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增强其内生发展动力。
农民人力资源开发有多重途径，但最根本的还是职业教育路径，通过职业教育赋能新型农民，使其真正具有担当乡村振兴使命的能力。然而，目前制约我国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桎梏恰恰是农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那么，在乡村振兴的新时代，职业教育与乡村振兴存在怎样的内在逻辑关系？职业教育如何担当农民人力资源开发的重任，成为乡村振兴稳固的“基石”？这是值得职业教育工作者探讨的重要课题。
一、乡村振兴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逻辑机理
（一）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农村正在进行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技术等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实现着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探寻着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动能。这种现代技术与农业的结合，必将助推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升级，催生现代农业、电子商务、涉农旅游、康养休闲、“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促进一、二、三产业大融合，形成新的“六次产业”。然而，无论是哪种农业产业或者农业模式的经营与发展，关键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需要加强农民自身能力建设。
乡村要振兴，人才必振兴。2021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 《人才振兴意见》）提出，到2025年，乡村人才振兴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素质稳步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乡村人才初步满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本需要[1]。所以，置于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职业教育，必须转变发展理念，对自身的职责和价值有清晰的再认识，以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准确定位，扮演好应有的角色，成为乡村振兴人力资源开发最为有力和有效的依赖路径。
（二）职业教育是乡村人力资本开发的必然选择
实现农村人力资源资本化有多种途径，而职业教育是最主要的途径。正规职业教育机构能担负起培养一般专业化人力资本的任务;在教学体制上，现代职业教育强调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有利于高质量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职业学校进行的人力资源开发具有高效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各类人才的需求[2];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农业劳动者所面临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其高而复杂的技术含量特征，更要求基于现代职业教育實现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再开发。
二、乡村人才振兴的应然诉求与实然状态
职业教育要能够在乡村人才振兴中更好地发挥作用，首先要搞清楚乡村振兴究竟需要什么类型以及质量规格的人才，准确把握目前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然状态。
（一）乡村振兴对人才类型的诉求
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为新产业、新业态及新模式的发展培育人才;与此同时，乡村振兴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任务与目标也决定了乡村振兴需要更具“多元性、高素质”等特质的乡村人才。对此，有学者通过研究认为，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人才是一个包含空间、社会、素质和价值等四重属性的概念，并依据“空间属性”将乡村人才分成“在乡人才”“返乡人才”“本土人才”三大类[3]。也有学者认为，乡村振兴所需人才主要分为“带领农民干、帮助农民干以及自己独立干”的三种类型人才[4]。《人才振兴意见》则要求：对加快培养农业生产经营、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乡村公共服务等人才进行针对性部署。综合各家之言，笔者认为，我国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类型主要可以归结为：生产经营型人才、乡村治理型人才、融合型（复合型）人才、公共服务型人才、乡村工匠等。这些人才都是乡村振兴中必不可少的人才。
（二）乡村振兴所需人才的实然状态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日渐式微，需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解决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而乡村发展衰落的重要标志是乡村人员向城市垂直的单向流动，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龄化”“女性化”现象，乡村中青年及优质人才规模性、持续性外流，农村人才总量严重不足，而且农民在性别、年龄、学历、素质结构方面呈现普遍失衡的状态。长此以往，将使得乡村人才总体发展水平与乡村振兴应然要求之间的矛盾愈益突出。
1.存量人力资本量减质低，缺乏有效开发
首先，从人口核心素质指标受教育程度构成来看，农民存在文化教育指数和技能素质偏低的问题。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人口普查，2016年，全国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其中女性14927万人;年龄35岁及以下的6023万人，年龄在36至54岁之间的14848万人，年龄55岁及以上的10551万人[5]。然而，作为人口素质核心指标的我国农业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农业生产经营人员小学及以下成员占比达43.4%，高中及以上人员占比仅为8.3%;作为需要更高素质的规模农业经营人员中，只有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高达34.2%，高中及以上比例仅为10.4%，见表1。
近年来，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我国通过多种途径实施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行动计划，取得了一定进展。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总量突破1500万人，2018年全年共培养高素质农民约90万人，但两者之和仅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2.8%。由此看出，亟需提升现有适龄农村劳动者素养。与此同时，我国职业农民技能素养与我国乡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求相距甚远。2017年《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发展报告》显示，我国新型职业农民的整体技能仍然较低，仅有7.5%的新型职业农民获得了国家证书，与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相差甚远。
其次，从反映劳动力活力及潜力的年龄和性别构成来看，存在老龄化、后继乏人的危机。我国农业人口人力资本质量及潜能下降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目前留守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口中，54岁及以下的比例为66.5%，55岁及以上的占比达33.6%;在这些人员中女性占比47.5%，见表2。日本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在1947-1955年的8年间，20～59岁的青壮年农业劳动力共减少了119万人，反之60岁及以上的老年农业劳动力人口呈逐年不断上升的趋势，导致空前严峻的农业人口高龄化问题[6]。
2.增量人力资本堪忧，缺乏稳定来源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农村增量人力资本一方面来源狭窄，主要由尚处于年少阶段的、越来越少的潜在劳动力和返乡农民工、转业军人以及从目前来看极为稀少的返乡大学生等群体构成;另一方面，这种来源渠道不够稳定，主要是受政策因素等影响，而要通过农村吸引力提升来吸引更多青年、大学生等志愿从农或返乡从农，目前来看还有难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增量人力资本决定着未来乡村振兴目标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进程。
三、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职业教育发展理念与策略
（一）重新认识和定位农村职业教育价值和功能，夯实乡村振兴的人力资本基础
作为与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动态适应性的职业教育，应顺应时代变化与要求，考量自己存在与发展的价值，不断审视、调整自身功能定位。学者们也都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职业教育给予了定位。如基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提出了农村职业教育必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基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趋势，提出了职业教育应为农民工市民化服务;基于我国消灭绝对贫困的发展目标，强调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功能;在进入“后扶贫时代”乡村振兴的当下，一方面，农村职业教育在继续发挥以上服务功能的同时，应进一步为巩固脱贫成果，加强对相对贫困人口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服务;另一方面，应基于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笔者认为，基于乡村振兴的新时代特征，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功能应实现以下三个重要转变。
第一，从着重为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服务，向同时为返乡人员创业提供服务转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村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快速增长。职业教育在满足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技能的需要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功能得到广泛认可。然而，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转业军人、大学生返乡创业。虽然他们或有一定的职业技能，或文化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依然需要对他们进行创业素质以及相关职业技能的补偿培训。职业教育理应承担起新的职业教育培训的使命。
第二，从主要注重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服务，向同时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民和乡干素质提升服务转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我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使得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进了城市，职业教育应及时承担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民化的责任，而且，还应进一步强化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功能。同时，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要求，职业教育还应承担促进乡村留守农民文明素养以及乡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的职责。在未来，无论是职业学校还是乡村社区教育中心等，都应该积极发挥其对村民进行“教化”和“熏陶”的作用，促进乡村文明建设;同时，通过专门的职业教育培训，提升乡村基层组织队伍的治理能力。
第三，从主要注重为促进新生劳动力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向同时为留守农民人力资源再开发服务转变。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已经基本保持了大体相当的比例和规模;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正规的学校职业教育，关注对新生劳动力的职业准备教育、就业能力提升教育，忽视对农村留守人员的职业教育培训。我国虽然大量农村人口实现了向城镇的转移，但目前留守人口比例依然庞大。这其中，除了尚未或者正在上学的未成年人，主要就是留守妇女、留守老人。他们既需要接受职业技能的开发与再开发，又需要“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生活教育，而职业教育是他们更为理想的、可行的选择。
（二）重塑城乡关系，构建以县域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大职教体系
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城乡融合”的过程。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职业教育融合，是我国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追求。为此，应重塑县域城乡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构建新的大职教体系，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这个体系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以县域职教中心为主体，形成县、乡、村三级乡村人才培育网络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不断推进，城乡融合化、一体化是必然趋势。因此，未来应建立以县域职教中心为主体、为辐射中心，乡社区教育中心为重要节点，村办学点为基础的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县域职教中心应发挥主体作用、引领作用，与乡镇社区教育中心和村办学点形成人力资源开发共同体，并共享师资、设施设备等资源;乡镇社区教育中心主要应根据自身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定位以及县域职教中心的统筹组织安排，协同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并与村办学点共同构成县域职业教育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节点。
2.强化政府和企业的“在场”作用，形成政府、职校、企业人才培育共同体
长期以来，人们在讨论、构建职业教育体系时，往往更多地从教育、学校、职前职业教育等层面进行考虑。笔者认为，在未来乡村振兴背景下，构建县域职业教育体系，开发农村人力资源，政府和企业也不可“缺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实践表明，如果政府和涉农企业的“在场”作用缺失，游离于职业教育人才培養“场域”之外，则职业教育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功能难以奏效，甚至丧失。其原因有三：一是职业教育体系原本就是经济社会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发挥不可缺少各方的协同;二是人力资源开发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政府去协调，需要涉农企业协作;三是乡村各层面人力资源开发，无论是农民职业技能的培训还是乡村干部的培养，无不具有公共产品属性，作为具有公益性的职业教育，政府自然不可缺位。所以，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必须形成由政府、学校和涉农企业共同组成的多主体参与、相互补充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从而使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能够顺利、高效进行。
3.延伸职业教育跟踪服务功能，形成培养、培训、服务于一体的乡村人才培育链
按照传统的办学思维和理念，职业教育主要是为乡村振兴培养、培训人才，因此，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一般都更为重视人才培养培训方案的制定以及在教学过程中如何落实人才培养方案。从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对象特点以及涉农人才从业特点来看，未来既要重视和抓好人才培养培训过程各环节的工作，还必须延伸职业教育人才培育功能，形成职前培养、在职培训、跟踪服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链。具体来说，在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中，一方面在培养培训方案中要增加为毕业生以及培训后农民服务的内容;另一方面还要对所培养培训的人才提供持续的跟踪服务，包括专业教师的跟踪指导、提供涉农信息、及时收集和反馈培养培训成效以及了解农民从业过程中的新需求。只有形成完善的职业教育服务链，才能倍增人才培养培训效益，也才能提升涉农职业院校、涉农专业的吸引力，使农村职业教育成为受农民欢迎的职业教育。
（三）加强新农科建设，重构涉农人才培养体系
1.加强新农科建设解决乡村振兴人才供给难题
乡村振兴需要大量的、多层次的高素质涉农人才，更需要培养“后继新农人”;然而，目前我国涉农职业院校发展不尽如人意，为“农”服务功能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涉农院校专业设置中“界限分明”“分块隔离”“学科割裂”等问题依然是人才培养模式的“顽症”，信息技术、设施工程、农业物联网技术、智慧农业等新学科新知识在农科类专业的“融合度”很低，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专业与产业的对接、能力与岗位的对接[7]。为改变这种现状，顺应数字化、规模化等现代农业发展趋势，顺应农村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要求，建设新农科、培育新农人、服务和发展新产业，可谓是科学、可行的明智选择。
为此，职业院校一是应充分理解“新农科”建设的精神，对涉农专业知识体系进行解构和重构，赋予新的内涵，同时要全面加强涉农高校耕读教育;二是要基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慧农业等，对传统涉农专业进行改造和升级，还要引导和鼓励涉农职业院校适时、动态地拓宽现有涉农专业边界，增设涉农学科专业;三是要利用政策杠杆，鼓励涉农职业院校，尤其是涉农高职院校或专业加大涉农专业招生力度，为乡村振兴培育足量的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专业化、技术化、智能化的高素质农业人才。
2.积极推动涉农骨干高职院校层次“高移”以及中高职院校涉农专业“衔接”
根据乡村振兴的目标任务以及现代农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过程中，首先，应将涉农职业教育体系的重心适度高移，以对接现代产业发展以及乡村治理对高层次高素质管理人才的需求。为此，应根据《人才振兴意见》要求，优先支持涉农高水平高职院校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根据各地乡村人才振兴规划，结合本地高等教育发展基础，将我国现有“双高计划”中部分涉农高职院校升格为本科职业院校，并逐步加大本科涉农专业招生数量;而对于乡村发展中急需的高层次人才，则应采取更大力度的支持政策。
另外，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涉农专业实施中高职衔接。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职业教育中高职衔接模式已经相对成熟，涉农专业人才培养走中高职衔接之路，一方面有利于建立相对有吸引力的、稳定的涉农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基于中高职衔接模式培养涉农专业人才，其毕业生专业素养更高，职业心态更好，也更有利于培养懂农业、爱农村、善经营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
（四）瞄准重点人群，精准高效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乡村振兴需要多层次多类型的应用型人才。笔者认为，这类人才主要应由中高等职业院校来培养。从目前我国中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现状来看，具有基本具备这类人才培养的基础。据统计，2018年，全国开设涉农专业的中职学校有3222所、高职院校有237所，分别占全国中职学校总数的41%、高职院校总数的 17%。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业中、高职院校招生达297.1万人，在校生达868.3万人[8]。然而，从乡村振兴对各类人才的需求特点以及紧迫程度来看，涉农中高等职业院校在涉农人才培养中，要瞄准如下重点人群，做到精准培育。
1.返乡就业创业人员
返乡就业创业人员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这些返乡人员大多眼界开阔，具备一定的技术和能力，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管理经历;部分人员是以文化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中青年为主;他们在多年的城市职业经历中积累了较为丰厚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可以为其日后的成功创业奠定良好基础。有调查显示，创业青年中返乡大学生、农民工、企事业单位人员、转业军人比例达65.3%，而传统农民仅为24.7%，75.3%的创业青年具有在外学习或工作的经历;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创业青年占51.8%，受过高中（中专、技校）教育的创业青年占26.8%，接受过初中或小学教育的创业青年仅占21.1%[9]。另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18年返乡下乡创业创新人员达780万人，其中农民工540万人，占70%。平均年龄4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占40%。其中，利用信息技术创业创新的占54%，多人联合创业的高达89%，创办实体的82%都是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旅游和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涵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领域[10]。由于我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迫使许多大学生选择到农村就业创业;与此同时，国家出台的许多支持到农村广阔天地就业创业的政策也正在吸引部分大學生、农民工以及城市人口回流农村或“上山下乡”大展宏图。
面对返乡人员就业创业的趋势，职业教育应当有所作为。一是要为返乡人员创造提升就业创业能力的培训机会。返乡大学生、转业军人、返乡农民工等虽然具备了部分返乡就业创业的优势;但是，他们总体缺乏创业素养，缺乏涉农知识、政策或者技能等，职业院校要根据他们的需要，分类进行职业教育培训。二是要与其共同进行创业设计和规划，使其创业之路更加顺畅。三是要为其提供长期的培训后跟踪服务，使其在就业创业过程中遇到技术难题或陷入创业困境时能够得到来自于职业院校的支持。
2.乡村治理人才
乡村振兴既需要大量的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也需要多类型的从事乡村治理的管理型人才。从目前我国农村人才状况来看，一方面要基于“产业兴旺”，三产融合发展的趋势，重点抓紧对现有的农业生产经营人员进行素质全面提升培训;另一方面要基于农村基层组织十分薄弱的状态，根据乡村“治理有效”的目标和任务，高度重视乡村基层管理干部的培养和培训。
一是要更加重视发挥涉农高职院校在乡村治理人才和现代农业带头人培养培训中的作用。相对来说，高职院校在这类人才培养中更具比较优势，一方面办学条件更好;另一方面高职生综合素质基础相对较好，毕业以后能够从事现代高端农业发展，或者成为乡村治理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有从事现代农业的心理指向，更具创业激情，因而，通过三年的专业培养，更有可能成为从事现代农业经营服务的“领头雁”或治理乡村的“父母官”。
二是要重视将通过扩招的非传统生源培养成高素质职业农民或者乡村治理人才。这一人群有一定的从业经历，具有明确的职业发展定向，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于农村，有着浓浓的乡情，因而，具有将他们培养成为乡村治理人才的情感基础。为此，要按照《人才振兴意见》，鼓励各地遴选一批高等职业学校，根据乡村振兴需求开设涉农专业，支持村干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等，就地就近接受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批在乡大学生、乡村治理人才[11]。
3.后继“新農人”
在我国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现实的人力资源不足、劳动者素质低下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面临着后继农民严重不足的危机。主要问题在于：一方面乡村留守青年中愿意务农的比例极低，他们生于农村，却不懂农事，更缺乏对土地的感情;另一方面是涉农专业毕业大学生群体，真正愿意到农村发展的人数并不多。因此，涉农中高等职业院校必须积极施策，挖掘潜在的人力资源，尤其是将青年大学生培养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后继“新农人”。
首先，要对农科类专业大中专学生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引导，使之转变轻视、鄙视农业的观念，充分认识到乡村振兴对大学生就业创业的价值和机会;要与其共同进行未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的设计，使之在毕业时就具有初步的、可行的创业发展规划。
其次，要恢复并完善定向招生制度。在当前就业形势下，基于对未来新农村发展的积极、乐观预期，高职院校可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对后继“新农人”以及“乡村治理人才”培养数量及质量的要求，实施定向招生，定制课程教学或者培训方案，定向实习，为乡村社会培养一批懂农业、爱农村、乐做“新农人”的乡村振兴人才。
再次，要着眼现实，对农村留守人员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基础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年妇女开展培训，培育其成为未来的后继农民。基于留守青年农民培育后继“新农人”，是对乡村人力资源的再开发，有利于将这些潜隐在农村的人力资源通过职业教育培训转化为新的人口红利。在留守农村人口中，要特别关注对青年妇女的职业教育培训。她们中的许多人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培训成为创业者，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为此，要针对青年妇女年轻、有活力、文化教育程度高，但是家庭负担重、心理压力大、学习时间不集中等特点，科学制定课程方案，采取线上线下混合的教学模式等开展集中与分散的职业教育培训活动。
4.乡村工匠
在我国广大农村有着众多的乡村工匠，他们或是技艺高超的手工业者，或是身怀绝技的民间传统艺人，抑或是非遗传承人。他们都是乡村文明的创造者、传承者。为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设立名师工作室、大师传习所等，传承传统技艺;另一方面，通过职业院校开展传统技艺传承人教育，从而在传承乡村文明的同时，通过对传承人的教育培训，支持与鼓励传统技艺人才创办特色企业，带动发展乡村特色手工业。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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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晓峰.乡村人才：从概念建构到建设路径[J].人口与社会，2019（3）：76-85.
[4]余茂辉，朱桂芬.促进湖北省乡村人才振兴的长效机制[J].武汉轻工大学学报，2021（3）：65-72.
[5]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EB/OL].（2017-12-14）[2021-05-21].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ypcgb/qgnypcgb/201712/t20171214_1562740.html 2017-12-14-10：00.
[6]来蔓均. 日韩农业人才支持政策对我国乡村人力资源振兴的启示[J].甘肃农业，2021（5）：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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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彭瑶.农业农村部：780万人返乡下乡创业创新农民工占7成[EB/OL].（2019-01-10）[2021-05-21].http：//news.sina.com.cn/o/2019-01-10/doc-ihqfskcn5899328.shtml，2019-01-10-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