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玲 方绪军
摘 要 职普比不仅体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人数比例的问题，同时折射出两种不同类型教育的政策理念、办学定位和社会认同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受制度层面、市场层面以及原生经济社会发展等因素制约，我国职普比经历了探索性发展、恢复性增长、繁荣发展、跌入低谷、新时期增长、新时期波动期等阶段，呈现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同时，对西部十二省（市）职普比2014-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中西部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态势，并从制度层面、市场层面、经济层面探讨职普比的影响因素。基于以上研究，提出职普比的“广西话语范式”，包括大力推进中等职业示范性学校建设，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优惠措施，解决中职学生入学难问题;搭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成长体系“立交桥”，畅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推动校企深度合作。
关键词 职普比;高中阶段教育;因素分析;西部十二省市;广西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21）24-0045-06
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等方面呈现出差异性，共同构成高中阶段教育的二元结构，在教育系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高中阶段二元结构比例的构成（即职普比），不仅是衡量教育结构是否合理的重要依据，而且是监控和调整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指标，影响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规格，进而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纵观新中国成立70年，职普比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职普比的大体相当亦或职普比的失衡在特定的历史节点受到国情国策、教育制度、经济发展、就业市场、教育观念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折射出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以西部十二省（区、市）职普比2014-2019年面板数据统计为基础，对中西部地区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发展中存在的差异性进行原因分析，借鉴在中西部地区职普比发展取得较好成就的广西经验与做法，以期中西部其他省（区、市）能够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促进各地职普比的协调发展[1]。
一、新中国成立70年来职普比的发展轨迹
（一）探索发展阶段（1949-1965年）
教育的结构和人才培养的规格受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并且服务于特定社会经济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实行高度集中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中等职业学校形成“统招统配”的模式，全国接受初中以上学历教育的人数仅为138.77万人，各类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总人数为30万人[2]，缺少技术技能型人才。国家为发挥教育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培养周期短、人才实用性强的中等职业教育。在探索发展阶段，我国借鉴苏联“五五计划”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建立中等专业技术学校[3]和技工学校[4]。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由1949年的561所增加到1952年的650所，学生由7.7万人增加到29.1万人[5]，学生不仅免缴学费而且享受助学金。1952年3月和8月，政务院和教育部分别颁发《关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中等技术学校暂行实施办法》，共同对中等职业教育的發展做出原则性规定，以期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各业务部门需要，中职招生数由1953年的29.9万人增加到1956年的53.9万人。这一时期受教育奖、免学费、毕业后的“铁饭碗”政策的影响，“职普比”曾达到0.68[6]。到1965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达到145.3万人，普通高中为130.8万人，分别占到高中阶段教育总人数的52.3%和47.7%，中等职业教育得到大力发展[7][8]。
（二）恢复性增长阶段（1978-1990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和发展，职业教育结构与招生比例不合理的问题日益显现。教育部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扩大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比例，先后颁布一系列政策法规，如《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报告》（1980年）、《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1983年），以改变中等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状况。通过一系列措施，到198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含农业学校）招生人数达到93.9万人，而此时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为1564.9万人，虽然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质量得到一定提高，但职普比例失衡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为此，1985年5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用5年左右的时间使高中阶段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招生数达到大体相当，第一次把职普比大体相当提升为国家层面的要求。国家为达到职普比大体相当这一目标，出台为学生提供教育和就业保障等政策和措施。受就业前景好、享受奖助学金和家庭经济等因素影响，选择接受职业类型教育的学生逐渐增加。到1990年职业中学[9]（含农业中学）的招生数为123.19万人，招生人数显著增加，高中阶段教育结构的比例更加趋近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人数分别占高中总人数的46%和48%[10]，中等职业教育得到恢复性发展。
（三）繁荣发展阶段（1991-1998年）
国家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实现恢复发展，并积极引导中等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1991年10月和1994年7月，国务院分别颁发《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指出对初中毕业后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分流教育，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规模。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数由1993年的762.4万人增加到1996年的1010.4万人，占高中教育阶段的总人数由53.7%上升到56.8%，首次超过普通高中学生人数[11]。在这一时期，中等职业教育不仅总人数超过普通高中教育而且招生人数也在逐步增加，1998年招生人数达到408.9万人，同期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为359.3万人，职普比为1.14[12]。纵观中等职业教育在1991-1998年这段时期，其职普比保持在1.01～1.38之间，中等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改善了其与普通教育之间结构比例失衡的问题，呈现出协调发展的态势。
2.市场层面：就业前景的驱动作用
市场层面主要是在生源配置的逻辑下，通过生源自愿选择高中阶段普通教育还是中等职业教育，来形成职普比。根据教育部职普比调研课题组调查显示，有24.2%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认为毕业后能够带来工资待遇的收益，48.6%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认为毕业能够好就业、能够带来养家糊口的收益，两项合计达到72.8%。由此可见，未来就业前景和工资待遇状况是中职学生选择教育类型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20]。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市场层面生源配置的逻辑下，学生的选择是根据自身具体情况灵活进行的选择，呈现出一定的自然性和自由性的色彩。
3.经济层面：经济类型的导向作用
原生经济社会发展就是当地社会经济类型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性以及人才需求的饱和度等对职普比的构成产生一定的影响。透过西部十二省（区、市）经济发展趋势图，可以看出，职普比的波动趋势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有较强的相关性，见图2。西藏全区GDP（地区生产总值）由2014年的920.8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1697.82亿元，6年时间内GDP增长了776.99亿元，经济处于缓慢增长的态势，对中级技术技能人才有较大需求，当地中等職业教育的发展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前景，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逐步增加，职普比不断上升。而四川经济发展较快，地区GDP由2014年的28536.66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46615.82亿元，5年之间增长了18079.16亿元。四川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企业更需求高技术技能人才，这在促进四川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职普比不断下降，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面临一定的困难。西部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三、职普比的广西发展模式
职普比的广西发展模式即广西在探索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为推动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并最终实现职普比的大体相当所采取的策略方法。
（一）大力推进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建设，提升中等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中等职业教育水平的高低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能否得到企业和社会的认可，对其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广西为提升中等职业教育在地区发展中的认可度、提升中等职业教育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能力，在《广西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到2020年建设100所办学质量好、社会认可度高的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广西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在建设过程中以示范引领、凸显特色等作为价值取向，构建“三层次—六模块”的闭合循环模式，通过层层推进的方式将建设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构想付诸于实践[21]。通过示范性学校的建设，中等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区直属22所学校增设42个专业点，66所学校增设90个专业点备案，教育实训实习基地、示范性专业点分别达到126个和235个[22]，“双师型”教师人数进一步增加，南宁市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人数达到686人[23]。同时，示范学校的建设推动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和教学设施得到大幅度改善和提升。到2019年，广西中等职业学校校用面积总数达到17588971.21平方米，图书达到14998199万册，计算机128304台[24]。2014-2019年广西的职普比在0.66～0.89之间，见图3，基本达到职普比的大体相当，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职普比呈现协调发展的态势。
（二）全面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优惠措施，解决中职学生入学难的问题
我国实行初中毕业后的教育分流制度，有调查显示，近70%的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来自家庭年收入在3万元以下的家庭[25]，家庭经济因素对学生的受教育程度以及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贫困家庭的学生因家庭经济因素被迫过早辍学走上工作岗位，处于“升学无基础、就业无技能”的窘境。为改变因家庭经济因素造成教育过程中学生流失的状况，2008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中等职业教育特定人员学费资助管理暂行办法》《中等职业教育特定专业学生第三年生活费资助管理暂行办法》，对贫困、特殊专业的学生给予资助、免学费等优惠措施，并且在横向层面逐渐实现由“点”“面”向“块”的不断扩大。2011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颁发《广西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义务教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政策上的保障，在纵向上打通了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教育优惠体系，实现了初、中等教育资助的衔接，降低了初中毕业生的辍学率。据统计，广西初中毕业生的流失人数由2015年的42782人减少到2019年的27557人，见图4，流失率由9.60%下降到4.05%，减少5.55%。广西在实施中等职业教育优惠措施的过程中，资助范围不断扩大，资助数量不断提高，资助体系建设更加系统化，进一步激发贫困家庭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愿望，扩大了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同时让学生摆脱因缺少技能而处于无业的状态，助推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
（三）搭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成长体系“立交桥”，畅通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广西在2014-2016年地区生产总值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2016-2019年经济增长态势变的缓慢，见图5，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由第二产业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实现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当地区经济由第一、第二产业转变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时，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明显增多。应对这一变化，广西积极搭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成长“立交桥”，实施“2+3”“3+2”中高职联合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本科院校对口招生中等职业学校学生，2014年扩宽到所有中等职业学校，初步形成中职与高职、高职与本科、中职与本科相互衔接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26]。人才成长“立交桥”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工程，中等职业教育人才“立交桥”的建设，打通了职业教育内部的纵向衔接，拓宽了人才成长的通道，同时沟通了与普通教育的横向互通，打破了教育存在的类型界限，全面打通了中职生的人才成长途径。
（四）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推动校企深度合作
职業教育是一种跨界教育，具有职业与教育的双重属性[27]，学校、企业与学生三方构成职业教育的主体，产业与教育进行深度融合，提升学生的职业技能。广西为推进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2015年2月便颁布《广西壮族自治区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指导意见（2014-2020）》，实行集团化的办学模式，同年5月首次出台《广西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试行）》，深化产教融合的育人模式，并率先在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并且在实践中探索出典型的“两模块（基础性模块、发展性模块）五维度（向度、量度、持续度、深度、有效性）”的校企合作运行模式[28]。在校企合作运行过程中，以广西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为主体助推单位，以教学问题为导向，以教研为抓手，针对校企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给予指导，解决校企合作中出现的合作理论滞后、合作动力不足、合作层次低效的问题[29]。广西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不仅探索新的发展思路，而且征集优秀案例，及时总结发展中的经验，引导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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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Track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ocational-general Ratio in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in China
——On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Vocational-general Ratio in Guangxi
Liu Meiling， Fang Xujun
Abstract The vocational-general ratio not only reflects the problem of the propor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but also reflects the policy concepts of two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 school positioning and social identity and other deep-level social issues. Restri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system level， the market level， and the orig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vocational-general ratio has experienced exploratory development， restorative growth， prosperous development， falling into a trough， growth in the new era， and volatility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showing that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ebb and flow. At the same time， the 2014-2019 panel data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welve provinces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are analyzed to show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market， and economic level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put forward the “Guangxi discourse paradigm” of vocational generalization， including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demonstration schools and enhancing the attractiveness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ferential measure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y in enrolling secondary vocational students; building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 growth system “overpass”， smooth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deepe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Key words vocational-general ratio;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 factor analysis; twelve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western China; Guangxi
Author Liu Meiling， postgraduate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299）; Fang Xujun， lecturer of institute of Education Policy and Law Research in Nanning College
作者簡介
刘美玲（1989- ），女，南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南宁，530299）;方绪军（1982- ），男，南宁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政策与法规研究所所长，南宁市第四批高层次人才（E类），第十一批南宁市新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第三层次），讲师，研究方向：职业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政策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