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庆丽+范维湘+王明霄
摘 要：当前高职院校职业素养的培养应当与“工匠精神”形成对接，才能够适应新常态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工作要把职业素养的具体内容融入到“工匠精神”的塑造与培养中，才能够及培养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人才，也同时有利于“工匠精神”的塑造与传承。
关键词：职业素养 工匠精神么 路径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08（b）-0160-05
Abstract：Currently，th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ism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 should be closely corrected to Craftsman ship Spirit.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ut the concrete contents of professionalism into forming of the Craftsman ship Spirit，and can we develop senior personnel adapting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Key Words：Professionalism；Craftsmanship Spirit；Path
2016年3月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工匠精神”，旨在倡导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在由“制造大国”向“创新强国”的转型过程中，技术人才既要在专业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又要在职业精神、职业素养方面爱岗敬业，把职业技术与职业精神融入到创新发展中。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高职院校”——作者注）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承担职业技术教育功能的重要机构，无疑在“工匠精神”的培养乃至传承等方面要承担更大的教育责任、社会责任。
高职院校通常把职业素养放在职业教育的重要位置，以此推动和鼓励高职院校的各项教育工作，并将其与就业市场、职业发展联系起来。“新常态”下，职业素养所涉及的诸种要素已被上升到“工匠精神”的高度来重新认识与评价，那么当前中国的高职院校的“职业素养”工作应该与这一要求相适应，才能够把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做好，既要培养出具备市场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又能让这些人才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守得住、有传承、敢创新，按照“工匠精神”的思想高度来规范、提升自我，唯有如此才能够在结构转型与“中国创造”的发展道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鉴于此，该文要论述的重点就集中在：（1）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育与“工匠精神”对接的重要意义；（2）高职院校贯彻“工匠精神”的路径与方法。
1 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育与“工匠精神”对接的重要意义
就一般意义上来说，高职院校学生的职业素养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即：职业道德、职业技能、团队精神等。学校培养的方式或途径主要依托两个方面：校内理论学习与校外社会实践。但无论哪个方面的教育工作，如果没有具体深入的培养目标达成度，就会使教育目标或培养手段大打折扣，从长期来看，不但使得人才的培养脱离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教育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前者作为市场要素会被市场淘汰，后者作为思想道德教育会阻碍社会良好风尚的养成。简言之，高职院校的职业素养，——是“工匠精神”在学校教育的初级阶段，做好这一阶段的教育工作，既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职责，也是社会发展，特别是培育“工匠精神”的社会需要。唯有实现这双重任务，高职院校不仅在职业素养方面实现了学校教育的基本任务，也为经济与社会发展培养了面向未来的、满足可持续发展需要的建设人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那样：“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就“自然科学”在高职院校的教育来说主要表现在职业技术的学习方面，而就“社会科学”视角来看则应主要表现在职业精神的养成方面。“工匠精神”唯有在这双重教育职责全面实现后方可真正落实到社会现实中来。具体来说，高职院校“职业素养”对接“工匠精神”的重大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道德教育应被摆在首要位置。
任何职业技能都必须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作为个体的内在约束力，否则再高明的职业技术也不会发挥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大众的作用，相反优势还会对社会全面发展起到破坏作用。就此而言，良好的个人品德或职业道德在高职院校“职业素养”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如何培养职校生抑或未来的技术人群——“工匠”具有良好的、对社会与大众有益的职业道德呢？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制度无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或可说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基础就是伦理道德，德性教育构成了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明的坚实内核。这便可以作为当代教育，包括高职院校道德教育的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即便是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当下也不可缺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这一讲话精神不仅指明了当前高职院校在职业素养教育工作中所依托的思想来源，更重要的是也指出了德性教育在职业素养工作中的重要性。无论职业道德教育在具体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有多少差异，但究其根本来说，其具体内容都应该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也是必须贯穿于整个职业素养内容和“工匠精神”的培育过程始终。
（2）职业技术教育在职业素养或“工匠精神”培养过程中起支撑作用。
如果说职业道德是人才的思想土壤或根基的话，那么技术则是人才的脊梁，起到支撑每一个个体职业生涯关键作用。无论是对工业化以来已有成熟技术的消化吸收，还是对新技术的把握与利用，都决定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每一个建设者的价值。把职业技能当作日常工作的安身立命之本来对待，是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职业精神。
职业技术或技能教育不仅要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旅行，更要在工厂的实际生产线上得到时间的检验，才能够真正做到在实践工作中检验理论学习的正确性，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积累、丰富未来所需的经验，这才是职业技术教育的题中之意。《光明日报》曾以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塑造“工匠精神”的典型事迹[3]为例，来推广“工匠精神”塑造的成功经验。苏州农职院拥有多达300多处实践基地，这成为其大学生实践的广阔舞台，在丰富的实际操作实习基地中，大学生充分检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不断促使自己适应去适应技术革新与进步，这就等于在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中多了几重保险，甚至可以说他们的职业生涯在还未走出校门时就已经开始得到充分锻炼和展示，不仅能够适应自身技术的岗位要求，也充分适应了整个市场的需要，既增长了自身技术经验的积累，也为未来技术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3）团队精神在职业素养的培育或“工匠精神”的养成过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团队精神是基于现代生产的本质特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现代生产与市场经济的本质融合决定着分工与降低成本是不可分割的生产要求，这种生产的本质状况要求生产环节在被分解为不同的过程之后，需要协作配合才能既降低成本又能提高效率，为生产主体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现代生产的这种普遍状况不仅存在于国内市场，更是国际市场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基础上的人才培养，必须要面对且要采取有效的教学措施，使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能够具备在市场竞争中适应这种状况得基本素养。就此来说，团队精神不仅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融入的思想要素，更是毕业生适应社会竞争与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在“工匠精神”的塑造过程中更是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
正如前述所提到的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先进事例一样，其在团队精神的塑造与培养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精神，而且在相互协作过程中实现了创新与发展。“我们不是单纯筑一个园林，而是将项目融入教学，教师‘做中教，学生‘做中学，让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不断碰撞”[3]。实际上，团队精神的培养究其举措，并不是单一教学手段或某一个具体措施就能够一蹴而就的，它是多项教育措施的综合结果，这其中既有分工合作完成某个生产过程的具体体验，也有在这一过程中使每一个参与个体内心的自我发现，更有个体之间思想上的共融共通。只有在技术上分工协作且熟练地流程化，再加之思想上的团队精神，才能取得市场竞争力与市场效益的双重效应，进而成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上述两个要素如果缺失，在现代生产特别是市场国际化局面下，终将会被市场竞争所淘汰。
（4）有助于充分领会职业素养的社会意义。这一点意在指出职业素养教育不在于教会学生一项劳动技能，而是更要在深层次上领会这种职业技能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意义所在。就像经常提到的例子一样：“人们可以通过压迫一个孩子的颈部肌肉，训练一个人学会鞠躬，但是可以说这个孩子没有受到教育，因为他并不理解鞠躬的社会意义，而只获得了机械的肢体动作。教一个孩子学会鞠躬，其中包含了形成孩子对鞠躬的社会意义的认识”[4]。鞠躬相对于鞠躬所代表的社会意义来说，显然后者更具有根本性意义且是教育的本质所在，职业素养教育就相当于“鞠躬的社会意义”这一维度的教育目标，唯有在这个层次实现了教育目标，才可以说达到了职业素养教育的最终目标，又符合现代“工匠精神”的社会需求。“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不仅需要技术技能的熟练与精湛，更需要对“技术技能”坚守的社会意义有着坚实的把握，这种把握不需要语言的夸张渲染，更需要在技术传承中的精耕细作。
但是需要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功能或目标要想在“鞠躬的社会意义”这一维度内实现，远比学会鞠躬这个简单的肢体动作更具难度，更不易被学生接受，在大多数受教育者眼中，学会某个技术动作或一套职业技能，只要能满足自身生存就实现了自己的学习目的。但这恰恰是高职院校在职业素养领域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即不仅要教会学生谋生的技术技能，更要让学生充分理解诸如“鞠躬的社会意义”这一思想深度，并能够自觉融入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去。
2 高职院校贯彻“工匠精神”的路径与方法
既然高职院校的“职业素养”教育与国家战略“工匠精神”的对接具有如此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其具体的培养路径是什么呢？在该文看来，试作如下论述。
2.1 打好“工匠精神”的思想基础
这一点就要立足于思想教育，因为思想教育是比专业技术教育程度更困难、效果更长时间检验、在实际“工匠精神”培养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工匠精神”与“工匠”相比，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坚守”与“传承”，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正确义利观，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获利是其本质要求，以资本投入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利益经济，但这仅是就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而言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否认获利目的，但是也不仅限于这一目的，因为无序、不良的市场竞争已经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初期——自由市场竞争阶段被充分暴露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克服这些已经被总结发现的弊端。
这番论述转化为“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的对接措施，那就是必须从思想理论上让当代大学生清楚懂得：在两种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路径之中，什么样的路径是当前中国所需要和要走的，不能在理论上分不清对错、什么是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前提下，已经被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所俘虏，而自身却浑然不知，这是一种理论的迷失。其危害远比未掌握一门职业技术大得多。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打着自由竞争旗号行扰乱市场秩序之实，这是一种隐蔽的思想戡乱。因此，在高职院校的思想教育体系中，这些思想的“澄清”是学校教育的重任，唯有这种理论工作做好了才能给未来的“工匠精神”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但这这一理论工作必须建立在对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优缺点等有充分认识基础上才能完成。
自由市场经济体质的建立依赖于亚当·斯密及其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当亚当·斯密提出“经济人假设”并将理论推理的基础置于具有“利己心”[5]的个人这里。简言之，市场经济的建立，源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也是这一现代生产基本组织样式的本质所在。需要进一步指出，围绕这一经济制度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制度、思想体系无不都植根于上述基础之上。但当植根于资本私有制土壤中的一些社会思潮传入中国之后，相当一部分人在对待这些社会思潮时，往往不加区分的全盘接受，诸如：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与传承“工匠精神”，最终在职业素养的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较多障碍的思想根源。
前述分析是从市场经济的产生路径及其对社会其他领域思想的影响等方面来分析当前中国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或“工匠精神”的培养措施，这是基于思想根基的根本性分析，任何具体措施的实施与贯彻都必须正视这一根本状况，否则和课堂教学效果都会打折扣，进而会影响长期的教学效果。
2.2 职业素养的实践环节，即理论的现实化方面，更是重要的教学目标
职业素养的培养路径，需要在实际生产环节中得到应用与加强，工厂阶段的实习与应用被凸现出来。任何技术的熟练程度都是在不断工作运用中得到强化。这种技术的从认知、到熟练再到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具备“工匠精神”的个体必须经历的磨练，同时也是职业素养得以养成并提高的过程。
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这一点还是需要当代大学生特别注意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市场经济的逐利性，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在求职创业过程中重利益轻积累的倾向时有发生，这就会影响他们在整个职业生涯中的持续发展，最终会导致技术积累的底蕴不够深厚，眼光围绕市场利润来决定自身生产活动、技术学习活动等。技术的学习、熟练乃至创新都需要“宁静致远”的心态及其长期积累的结果方可实现。没有对传统技术的熟练掌握，就不会有新技术的创新发展，任何新技术的发明与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特别是意在培养“工匠精神”的当前状况下，更需要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把“坐得住、耐得住”的精神牢筑于每一个大学生心中，才能使他们在未来的技术学习与传承中具备基本的心理与精神素质，为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的对接，乃至于最终的养成打下坚实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大国，在科技创新上要有自己的东西。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不能总是指望依赖他人的科技成果来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更不能做其他国家的技术附庸”[2]。技术的创新与传承需要建立在对已有技术的熟练掌握基础上，因此，在职业素养的培养方面，技术要素是显性的，对于支撑起“工匠精神”具有毋庸置疑的作用。
2.3 从当代“90后”大学生的内在实际出发
无论是谈论市场经济及其对就业问题的影响，还是论及职业教育的诸方面内容，都应该看到职业素养是一个综合概念，但无论是哪一个方面都必须考虑学生的实际接受程度。“90后”大学生的内在实际是指这一群体在职业素养方面的接受程度。就这一群体的综合特点来说，他们不太容易接受教条化、生硬化的教育内容，而在图文与视频等方面乐于接受。这一特点在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正如杜威所说过的那样：“在各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6]。杜威强调的是学生实际状况与教育教学活动之间的关系。如果教育者要传达给学生的教学信息脱离学生实际情况，受教育者会在心理上排斥甚至拒绝教育内容，这种职业素养教育不仅在教学效果上大打折扣，从长远来看职业素养这一最终培养目标也无法实现。个人经验特别是知识基础、对职业素养方面的具体内容了解，就成为职业素养整个教育过程的基础和关键点。
应该看到，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在职业素养教育过程中更应该采取生动灵活、非教条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在个人经验、实践教学等诸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既能够对职业素养诸方面内容感兴趣。也能够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熟练加以运用，增强自身对未来职业生涯的兴趣与信心，这对于整个高职院校职业素养教育的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要想实现这一点就必须高度重视学生的实际情况，更直接说就是其自身的经验基础。就具体路径来说，教育者必须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既要克服“知识之上”的传统错误认识，也要避免“技能之上”的现实错误观念。为什么这么说呢？
“知识之上”的错误观念在中国传统教育体系中由来已久，只要把知识记在脑子里就实现“满腹经纶”从而能够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认识观念上的错误，而且往往也会演变成为一个部分群体性错误观念。这个错误观念首先要在教育者自身的教育观念中要予以摒弃，才能够在教育实践中影响自身的教学活动，因为就其本质来说其错误就在于是一种观念的错误，一旦观念根深蒂固则难以根本扭转，这种思想性的错误观念必须随着思想修养的提升而逐步实现改变。唯有从思想上根本性转变，才能指导自身教育活动不再走入“知识之上”的误区。“技能之上”则是另一种极端性思想错误，其根本错误之处就认为只要掌握了某种专业技术，不仅能够获得高薪，还能够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实际上这种错误观念的危害不亚于前者，因为知识上的禁锢已经阻碍了职业技术的再进步。现代生产的分工特点决定着技术进步的速度是传统情况下无法比拟的，这就要求职业技术工人必须在不断吸收新技术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才能满足现代生产的实际需要，故步自封只能是自我淘汰的根源。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有些技术进步的成果可能来自国外，因此，就外语语言技能来说就成为职业素养的一个现代内容，传统条件下一个技术工人不需要看懂外文技术资料就能够在车间实现自己的生产活动，但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及其发展特点全然改变了这一点，最终使“技能之上”的观念成为一种禁锢自我的障碍。“工匠精神”的培养，在高职院校的实际教学活动、课程设计、社会实践等诸环节都必须克服前述两种错误观念，将知识教育与技能教育充分结合起来，在长期的学校教育实践中找到这两者的最佳结合点：教学课时的分配、工厂实习等实践活动的切合度等。唯有将这些要素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高素质的职业技术人才，既具有良好知识素养、又具有完善技术的劳动者——这便是“工匠精神”的基本塑形成功的起点。
总之，职业素养的教育目标，就是要在职业技能的基础上融入前述“鞠躬的社会意义”等思想内容。恰恰是后者所代表的思想内容才是技术技能的关键支撑。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到职业素养教育必须在职业活动中才能最终形成，它不是完全在课堂之内完成，但又离不开课堂教育过程；它不是放在车间并通过技术劳动的生产过程就能够自动生成，同时也离不开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唯有把“武装头脑”和“动手操作”结合起来，才能具备“工匠精神”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倡导的“工匠精神”不仅需要劳动者具备踏实、专业的生产技术，更需要的是对这种技术的“社会意义”的传承与诠释，这种诠释不是用“口述和语言”来完成，而是用“技术的社会意义”来实现。职业素养教育及其所属课程设置必须紧紧围绕这双重教学任务来展开，把技能教育和思想教育集合起来，为“工匠精神”的培育做好教育基础，才是高职院校的任务所在。思想与精神和技术都是职业素养，职业素养的这两种具体内容都是其不可缺少的“内核”，当前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必须围绕这双重要素展开工作，才能够在新常态下实现职业素养与“工匠精神”的对接，把职业素养的教育工作与未来大学生现实工作，特别是塑造、传承“工匠精神”结合起来，不仅为中国全面发展培养出合格人才，更能够在创新发展领域融入“工匠精神”进而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52，201.
[3]苏雁，许学建.敬业 专注 创新——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塑造“工匠精神”三部曲[N].光明日报，2016-7-18（4）.
[4]王凯.教学是一个道德概念——相似性概念比较的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09，38（3）：25-28.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14.
[6]（美）杜威.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