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苑园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有生》都可以算是一部大书，它有时间上的恢宏也有命运和人性上的恢宏，当然也包括其在“寓言”意味上的恢宏。在写作中，有志趣的作家往往会有意地为自己的小说写作构成“双重文本”，它是二十世纪以来文学写作的一个普遍样态，几乎是种共识——所谓双重文本，即是在呈前的故事文本（显文本）之后构筑具有深刻性和寓言指向的寓意文本（潜文本）。显文本讲述生活、生命经历和有滋有味的细节，而潜文本则建立象征和意味，建立寓言性指向，建立更为深厚、复杂的“言外之意”。双重文本互为表里。也就是说，显文本在书写故事走向、细节和人物的时候其考虑也不是单一向度，它在设置伊始就考虑到其中的“寓言”含量，甚至部分的情节、细节完全是由寓言性诉求来“主导”的，潜文本有力有效地影响着显文本;而在潜文本的设置中，它也不得不时时调整，以同具有故事性的显文本呼应，需要避免“削足適履”的可能性……双重文本的设置为小说写作加大着难度，但同时也增加着魅力和耐人寻味，增加着我们在阅读中进行“智力博弈”的快感。
在《有生》中，胡学文有意而且是极度精心地为整个故事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具有体系感和环扣感，同时又照顾到普遍微点的“寓言系统”，它有着总括性的象征，又有处处的分枝和伸延，枝蔓丰茂……无论是在体量上还是宽阔度上，《有生》的潜文本都要比它的显文本大得多。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潜文本构成一个网状体系，相互钩联并具有整体感的小说并不多见，尤其是在东方的小说写作中——因此，在我看来胡学文的这一潜心建筑值得特别重视。
整体上，“有生”本身就是生命衍繁、时代衍繁、命运衍繁和文化衍繁的寓言化象征，同时是一种对平等的认识和对规律的认知的象征，“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天演论》中的这句话对于理解“有生”的寓言意味提供了途径，当然在胡学文的寓指中它包含更多。他希望通过对于时代中“有生”的（尤其是人的、国人的）体察和认知，言说自己的思考和吁叹，言说自己的体恤、追问和悲悯。作为核心性的负载，作为生的接引者和死的窥见者，“祖奶”既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小说寓言性最为强力的载体之一，她身上的寓言性负载是多向度的，而且具有整体性。就是“祖奶”这个词本身也具有丰富的寓言意味：祖，是祖先和传承，是长者和经验的多重;奶，则是母性和孕育，是生殖力和生出的象征，是柔性和爱的象征。祖奶的核心身份（接生婆）与“有生”的衍繁寓指紧紧衔接，喻指的是生殖、延脉和新生，也意味了未知的、新到来的和慢慢彰显的力量……在她的身上，接生这一“职业”本身就具有某种万物平等的寓言指向，所有的生命无论男女，无论是富足、高贵还是贫穷，无论是亲近的还是敌意的，在生的过程中都会获得祖奶的平等对待，而他们落地时的状态也是“平等”的，看不出之后的差别;在对接生这一“职业”的阐述中，胡学文也不断地利用细节向我们提醒：“生”并不只是单向度的，它是所谓的“大德”但它可能直接连接着死;为了保障这个“生”和尽可能地保障“有生”，有时需要你狠下心来，做出“残忍”的决断……这里面，就包含了对于生命和生存规律的种种寓言性理解。有意思的是，胡学文并未让祖奶“即时地”获得这一身份，而是在确定她的这一身份之前先给予了另外一个身份：锢炉匠，而且它是从祖上那里得来的传统手艺。“锢炉匠的手艺是使出现裂痕的盆、碗、碟、盘、罐、缸等经历过修补，它就会滴水不漏，即使漏，也不会从锔钉的地方开裂”。我相信，胡学文在为祖奶安排这一“职业”的时候也曾经历过极为审慎的考虑，他肯定曾在诸多的职业中挑挑拣拣，最终找到了这一和“祖奶”身份、命运相匹配同时又与她后来的“接生”寓指相匹配的另一寓言性职业。这里包含着修补的指向。包含着让“破”重圆的指向，也包含着让已经荒废的旧事物“重生”的指向，在这些寓言性指向中，它和祖奶之后的接生职业密联在一起，并且构成辅助性推进。“祖奶”的生命历程和生命长度也是寓言性的一部分，它包含着经历和时代之变，包含着生命衍繁、时代衍繁、命运衍繁和文化衍繁的经久性。而小说中，“祖奶”还在渐变成神，成为“神婆”——它与我们传统的、习见的生殖崇拜有关，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有关，与我们习惯性“造神”让她完成生命指引也有关。而在这背后，我们也看到胡学文其实指出的还有另一层更为深邃与冷彻的寓意：上升为象征性的“神”，她的个人性意志将被大大地剥夺，她将变成“物”，与个体生命和生命意识越来越远。
局部中，《有生》背后有一个宽阔的、运转良好的寓言系统，而支撑它良好运转恰恰是小说中的局部设置，它们与“有生”、“祖奶”构成统一，同时又有自己的独特延展和独特意味。我们来看小说中的具有象征指向的人物设计，譬如喜鹊。小说中有意地加入一只被猫按住但不断地扑棱着翅膀反抗的“喜鹊”作为深度象征物，它寓指命运的重压和无可躲避，也寓指这个个人身上的反抗性，她和它都是生命的一重总括性的向度，一种不甘和无论处在怎样的境遇中都试图挣脱的挣扎感，一种积累的、但可能未必有效的“活力”。在她那里，有重压、有重创但无哀鸣，更无倒地匍匐的顺从。小说中胡学文也为喜鹊这一类人设定了属于她们的“人生哲学”，那就是“乐也一生悲也一生，何必要苦着脸呢”？小说中有一个爱花人如花，胡学文不厌其烦地书写她的爱花、痴花，甚至有意地强化了这一爱和痴的象征性，变得有些许溢出于生活的夸张。“如花爱花，确实不仅仅是爱好。人与花的生命在时间的长河中都是短暂的，易受摧残，但在这个短中呈现的是最真的状态。但‘真’未必被人懂，如花的后来被他人视为的魔怔即是这样。这是其一。其二，如花能听到花开的声音，想的是人与万物与人平等，但懂者甚少。第三，因为如花认为丈夫变成乌鸦，有爱花这样一个铺垫，后面的行为更说得通……”（胡学文语）而在我看来，如花的爱花还包含对美的珍视和部分的虚荣性，如花的爱里有幻觉的、纯粹的和有意让自己的生活获得一种绚丽的寓意在。在《有生》中，重点被塑造的还有钱玉、罗包和北风，他们是被祖奶接生来到人世的人，携带着的，是不同的命运和不同的寓指……在这里，我想再谈一个局部的寓言设置，关于北风。在白天，他是营盘镇镇长杨一凡（好一个“凡”字），而在空闲下来的夜晚，他则成为了诗人北风。镇长身份，它强调的是公务性、非个人性，是谨慎和按部就班，是大小事务的“统盘考虑”，包含着严谨、呆板、规范和现实;诗人身份，它强调的则是个人性，情绪主导，灵活、狂放、非现实的浪漫，甚至有部分的不羁在……这两个身份标明的是两种极不相同的思维方式，甚至各持极端。因此，两种身份聚集于一个人的身上，它寓指的是人的多重拉扯，它不断地出现于公共和个人、欲望和克制、道德和人性、幻觉性想象和坚硬的现实之间，成为分裂性负重。胡学文有意选择，让北风成为观察和审视个人的“极端矛盾体”，让他兼具公务的和诗人的双重，同时又为他塞入与养蜂女之间的情欲矛盾，以及“匿名短信”的逼迫……事实上，从一个“整体性”的角度，由祖奶一人接生、后来承担五种不同命运和可能的五个次要主人公也是寓言性的，分别象征五种不同的人生价值和生存取向;一人接生当然也具有寓言意味，它在叙事上保证了寓言的整体统一，同时又强化了“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的规律意味。而小说中出现的种种的物譬如蚂蚁、猎枪、蝴蝶、乌鸦、蜜蜂等等，也都带有局部的寓言性。
细节里，有了整体性的寓指，有了局部的、统摄于整体的寓指，《有生》的寓言性潜文本就已骨骼性建立，而细节中所渗含的寓言指向则使整部小说变得“血肉丰满”，汁液充盈。而建立既与人物的故事命运相连并形成推动和吸引、又构成潜文本中寓言化深入的双重交融的细节，对于作家的能力始终是一个大考验，在这点上，胡学文令人信服地展示了他的能力和天賦。阅读过《有生》的读者朋友一定会注意到，“蚂蚁”在小说中的存在至关重要，它几乎出现于整个文本的每一环节，成为故事连贯的另一补充之线。关于它的寓言性设计，胡学文坦承他在这点上的用力：一是神秘性喻指，祖奶人生的几次大小变故都与它相伴，它的存在有种“不可测”的成分在，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小说中时常做出的那样;二，遍地蝼蚁，而如蚁者往往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三，活着，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烦困，而这种烦困几可用寓言化的方式完成，把“理念的烟化成真实的魔鬼”，它们也就变成了具体的蚂蚁。张学昕教授则指出，“（爬在祖奶身上的）蚂蚁是不为人知的，只有祖奶感觉这个东西在自己的身上乱窜，这是否也隐喻着他人感受不到自己的痛苦？（乌鸦、蚂蚁、蝴蝶等）这些意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张学昕的发现当然是极为有意的补充，在我看来蚂蚁在这里还有另外的一层寓意存在：已经被“物化”和“神化”的祖奶，只保留了很小的一点儿属于个人的感受力，而它，还是不能与人道的部分，别人所意识不到的部分……在多数时候，蚂蚁的存在保持着相对同一的寓言向度，但到具体的细节，它则偶然地、“意外”地生发，偶然地、“意外”地生出另外的寓意，譬如，小说中写乔大梅的父亲在为乔大梅置办嫁妆的途中遭遇土匪，父亲遇害。乔大梅找到父亲的时候看到的是，父亲的胸前流窜着红的黑的白的蚂蚁大军，胸口靠左的位置出现一个窟窿，“红蚁黑蚁白蚁在争抢那个窟窿。蚁群互相撕咬、推打、撞击，蚂蚁的尸体越积越多，有一些掉进大洞，有一些被后来的蚂蚁踩在脚底，而同时，更多的蚂蚁后备军从各个方向往窟窿奔窜。蚁群要把那里作为洞穴吧，疯狂，残酷，不顾一切。”在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一文中曾象征性地写过蚂蚁在火堆中的踩踏，它象征人类在危难当中的急躁和盲目，而在胡学文的《有生》中，它则生出了不尽相同的寓指：除了某种急躁和盲目，它还象征着具有冲动感和不再分辨的“群氓性”，象征着一种被乌合的力量集中起来、被血污和腥气激荡起来的“野蛮力量”。黄板入狱出狱“判若两人”的细节足有寓言的意味，他的“男人性”的丧失足有寓言的意味;养蜂女的蜂毒疗法的细节足有寓言意味，北风将诗歌当做药剂的细节也足有寓言意味……它们密布于小说的每一处环节，闪烁着或明或暗的智慧之光。对于它们的寻找，如同我在《铁皮鼓》和《百年孤独》中的寻找，包含着忐忑和兴奋的双重。
为小说建立一个与显文本同样浑阔、丰富的潜文本，是许多优秀小说家的梦想之一，他们试图通过对一段故事的书写来完成对于人生、命运、时代和生命意义的多重书写，完成一个“容纳一切、包含一切”的大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胡学文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