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闯
近年在中国国内兴起的东方外交史研究绝不是偶然的。它与东方国家如火如荼的现代化浪潮和发展的大趋势密切相关。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提出与构建始于21世纪初。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在以空前的规模与速度走向世界，从世界体系的边缘进入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为谋求自身发展与国际和平环境，向世界敞开国门，中国急需了解世界，了解国际体系与规则，积极影响和参与国际体系的变革与治理;世界也同样需要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中国在改革开放、经济取得巨大成功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继续走历史上大国崛起、强国必霸的道路吗？这一历史规律能否被打破？中国早就向世界宣示谋求和平发展的道路。我们应该让世界了解清楚，更应该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模式。以陈奉林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老中青学者，推出了一系列代表中国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水平与动向的论文集。他们自觉运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展现了中国学者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成果，清晰地反映出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基本态势，今天又明确提出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艰巨课题。
东方外交史学科是站在时代的高处研究东方国家外交关系的。东方国家历史悠久，外交思想和实践极为丰富，但长期以来，学人却疏于对这些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的总结与理论升华。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的提出与构建，具有填补国内这一研究学术空白的意义，是在做着开山铺路的工作。
自成一体、气魄宏大是它的一个重大特点。它对东方国家外交史不仅从政治史与文化史的视角进行探索，还深入到国家与民间多层次的外交行为当中去理解与把握。长期以来，各国问世的外交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军事交往为主线，内涵相对狭窄，对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重视不够，对近代以前东方国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也多有忽视。东方外交史则与以往不同，它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交往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促进共同的进步与共生。关注资本主义诞生以前东方国家对外交往的历史，已经构成东方外交史富有特色的内容。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以中国、东盟国家、印度为代表的国家在战后以区域经济合作为主要模式的整体崛起，无疑是20世纪世界最有影响的重大事情。东方外交史研究紧紧抓住了东方国家整体崛起这一现实，其整个框架与理论分析都是围绕这一大趋势来展开的。这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当今社会巨大变革形势下的现实意义所在，也是在为东方国家崛起积累强大的精神力量。
东方外交史的材料广泛丰富。中国先秦文献《周礼》中就已经出现各诸侯国之间的“邦交”活动，这就是中国早期的外交活动。印度也是文明古国，自古以来就与西亚、欧洲、非洲与东亚各国有密切的外交关系。世界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东方的经验都是重要的。自春秋战国至唐代，中国已经形成完整的外交规制与思想，形式丰富而复杂，思想完备而深刻，为世界其他国家所少见。东方国家以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强大力量有效地开展对外交流交往活动，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发挥到了最强度，提到了最高度，尽管它的活动是区域性的，但提供的影响与经验却是世界性的。
中国历来重视对外交往，也重视对外交往活动的记载。正史当中一般都设有各种“外国传”，在正史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个人著作与历史档案，它们共同构成了研究古代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珍贵材料，对充实中国的知识宝库十分有益。外交史作为专门史从传统的历史学中独立出来，构成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系列，对民族、国家和地区间交往交涉进行记录和总结，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历史短浅或文化贫瘠是不利于现代文明演进的。
东方外交史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虽然中国史书很重视外交活动的记载，有丰富的材料，但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学术研究，提升到关注人类社会命运并命名为“东方外交史”只不过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从东方国家纷繁复杂的历史材料中理出头绪，形成对东方外交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就是这门新兴学科的任务。因为研究刚刚起步，从复杂众多的历史问题当中理出个头绪来实为不易。探索者们以“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态度，选择了东方外交史这个艰巨课题作为长期的主攻方向，为社会贡献了新篇。构建完整意义的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合理的知识结构和多学科的相互配合，发扬愚公移山精神，体现新世纪外交史书写的时代特征。以今天的情况看，构筑自成一体的东方外交史的主客觀条件已经成熟。
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合浦是汉代开启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
在东方历史上，东亚经济圈曾经长期兴盛。陈奉林教授在其即将出版的50万言的《东方外交史》著作中，就对其形成、演变和历史贡献予以了详实阐释，并揭示出历史对未来的深刻启示。他认为，中国和印度这样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正处在大空前变革的时代，在克服了一些传统的惰性后，深藏在伟大传统背后的能量已经得到初步释放，市场经济的机制得到充分发挥，正向效应要比西方国家崛起时影响广泛深刻得多，这一切标志着她们将要进入一个创造崭新文明的时代。
构建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相互配合与支持。只有如此，方能体现新世纪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陈奉林、魏楚雄、张建华、魏志江等人倡导与推动的东方外交史研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关联而贯通，将东方外交史与世界历史、人类社会发展史融为一体，已经形成体系相对完整、线索比较清晰的学科体系。
东方国家重新崛起，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东方外交史研究在我国蔚然形成规模庞大而有学术影响的新学科的深层次原动力，也是这一学科在国际社会巨大变革形势下的现实意义所在。东方外交史学科体系庞大，思路缜密开阔。这项研究热情洋溢地面向未来，值得热情关注，它的每一项进展对于推进国内外交史研究无疑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