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蓉 季洋阳
新冠疫情迄已肆虐全球两年，成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催化剂和助推器。疫情虽未结束，但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亚洲各国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综合有关智库、媒体、企业、国际机构等各方观点，展望“后疫情时代”，新冠疫情主要引发亚洲社会以下几大变化。
疫情打乱了亚洲民众的日常工作与生活节奏，催生或强化了远程办公、远程社交、远程购物、远程娱乐、远程教育等一系列工作与生活新生态。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1年，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六国新增4000万互联网用户，同比增长10%，数字支付交易总额增至7070亿美元，2025年将达1.17万亿美元。东南亚地区网络医疗、在线教育两个新兴领域快速发展，2021年上半年融资规模分别达1l亿美元和2.5亿美元。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亚洲医疗保健的未来：数字健康生态系统》指出，超过10亿的亚洲人口使用新兴的数字健康生态系统服务，这在中国、印度、印尼等国尤为突出。预计到2025年，包括线上疾病预防、数字诊断、线上保健等以消费者为中心的数字健康服务市场将增加22%。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政府放宽对私营企业投资教育科技包容度，许多线上导学（online Tutor）平台得到快速发展。印度多数小学封校超过一年，借助 WhatsApp、Zoom、Skype等平台线上教学常态化，不仅涵盖英语等常规科目，还包括舞蹈、跆拳道等课外活动。
然而，高度网络化的生活引发各界对数据安全和虚假信息的担忧。微软亚太区副总裁安东尼·库克撰文称，各国政府、企业、公共组织等为防控疫情创新数据追踪方式，大量搜集民众所在位置、社交距离、个人健康等数据信息，因此需要在数据保留时长、共享范围等数据管理方面更加透明并更负责任。部分亚洲监管机构已有所行动，新加坡的个人数据保护委员会建议使用专用设备收集民众数据，收集方式须遵守数据保护规定，且有关数据不得在未授权情况下被用于其他目的。巴基斯坦学者则通过对Facebook、WhatsApp、linkedln 和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在线调查发现，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过载且混乱矛盾，阴谋论、神奇疗法等虚假信息传播速度惊人，这种“信息流行病”值得警惕。
疫情加快了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与传统机械化、电气化技术相融合的进程，催生新技术不断涌现。红外热成像、无接触快速测温、大数据智能追踪、机器人无接触配送等一系列高科技的应用为亚洲国家遏制疫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韩国机场在疫情发生后不久就开始运用红外热像仪，以提高测温效率和安全性。韩国行政安全部为入境者等需要居家隔离的人群推出“自我隔离安全保护App”，要求使用者开启定位功能并日常上传数据，检测其健康数据和地理信息，对不遵守隔离规定的民众及时采取措施。在印尼第二大城市泗水的特姆博格德村，村民与科学家联手，将平底锅、旧电视等家居旧物打造成能喷洒消毒剂、为感染者配送物资并带去希望和微笑的“德尔塔机器人”。机器人由远端遥控器操作，到达感染者家门口时会发出“平安与你同在”的祝福，并通知“派送已到”，提醒隔离者物资已送达。
疫情也加快了亚洲国家社会治理智能化、绿色化进程，间接启动“后疫情世界”新的经济增长引擎。韩国政府为推动疫后经济，启动了“韩国新政”发展战略，推动发展人工智能、绿色产业等诸多新领域，力求打造智慧城市。泰国政府将生物—循环—绿色经济（BCG）模式批准为国家战略，在各个政策层面推广。作为2022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轮值主席国，泰国将该模式列入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讨论议程。新加坡政府公布“2030新加坡綠色发展蓝图”，为城市绿化、可持续生活和绿色经济等各方面制定明确目标。有观点认为，疫情将加速亚洲世纪的到来，亚洲有望成为全球可持续复苏的重要引擎。
贫困失业人口增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2021亚太地区关键指标》指出，截至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新增7500万至8000万极端贫困人口，严重打击了原本贫困的家庭和从事非正规经济活动的民众，暴露出亚洲各国的社会和经济断层问题。有关统计显示，泰国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出现非正规经济工作中断、大量工人生活水平跌入贫困线以下的情况。缅甸数百万海外务工人员被迫返乡，大量依赖劳工汇款收入的人口跌入贫困线以下。菲律宾失业率2021年底将达7.8%。孟加拉国疫情发生后半年的全国贫困率从上一财年的20.5%飙升至29.5%。另据媒体报道，疫情加剧了印度的贫富差距。印度富人阶层率先走出疫情阴霾，大财阀资产暴增，高档车和超级跑车购买量已近有史以来最高水平;而底层民众仍在艰难挣扎，在药品价格哄抬、政府帮助匮乏的情况下，贫困家庭掏光积蓄、四处借钱以救治患病亲属。
社会不公现象加剧，弱势群体受到冲击。疫情加剧了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社会弱势群体成为最大受害者。斯里兰卡经济民生遭遇重创，工会、农民、学生等频繁上街抗议。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发布的《疫情背景下的印度教育》指出，疫情发生后印度学校关停时间为世界之最，而线上学习又凸显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平等。仅15%的农村家庭能长期访问互联网（城市为42%），近半数6至13岁农村学生停课期间无法进行任何远程学习。疫情期间低收入家庭中从事家务的男女孩比例分别为38%和71%，财务压力导致女孩辍学率高于男孩以及童婚率增加。国际劳工组织最新报告《2020年亚太地区就业和社会展望：引领危机走向以人为本的未来劳动世界》指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青年和女性更容易失业，失业女性可能需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就业。韩国翰林大学的有关社会学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女性由于无法继续从事一线服务工作且家中孩童被迫停学，承担着失业和家庭工作增加的双重压力。日本中小学生在问卷调查中感觉“去学校快乐”“有梦想”的比例明显减少，疫情长期化和公共活动反复停止对青少年心理造成不良影响并引发悲观情绪。
亚洲整体抗疫表现好于欧美，一定程度反映了亚洲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治理的独有优势。博鳌亚洲论坛发表的《疫情与变化的世界——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十点观察与思考》指出，同中国类似，亚洲国家大多采取了较为严格的防疫措施，在疫情发生的较早阶段实施了广泛隔离、自我防护和集中救治等措施。由于亚洲国家多具有集体主义文化传统，民众在抗疫过程中相对更加信任和服从政府。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均曾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并将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程度降到最低。有研究指出，亚洲国家共同战胜疫情的强烈愿望增强了加强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内生动力，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机制、东盟与中国（10+1）合作机制等积极行动，通过召开特别会议等形式凝聚共识、协调政策、加强合作，为控制亚洲地区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9月15日，一个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在韩国首尔的一家餐厅进行示范。
疫情也暴露了不少亚洲国家医疗卫生体系相对薄弱，这些国家不得不在经济社会发展与公共卫生安全间艰难寻求平衡。面对疫情不断反复升级的严峻形势，不少亚洲国家仍面临医疗资源短缺、疫苗接种任务艰巨等卫生健康赤字。印度、印尼等国由于医疗基础设施不足，对大规模人员流动无法实施有效控制，在拥挤的贫民窟中难以采取封闭措施，社会公共危机一度严峻。各国都在“与疫共存”，力争处理好有效控制感染率、保护公民生命权与维持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公民自由权之间的矛盾。博鳌亚洲论坛咨询委员会主席、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出席博鰲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第二届大会开幕式时反思，由于日本民众在疫情防控上不愿政府过多介入和干预，日本政府难以实施限制出行、封城等强制性措施，虽多次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却无法从根本上控制疫情。新加坡采取严格而适度的控制措施，在高度集中和相对放任的两极防疫措施间寻求平衡，避免过度牺牲经济，但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和恐慌情绪仍可能冲击诸多新支柱产业。2021年下半年新加坡新感染人数迎来新一轮剧增，目前政府仍在继续加强医疗系统收治能力。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近日强调，2022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由于新冠病毒不断变异和各国抗疫差异化表现，疫情到底何时结束尚难预知，“后疫情时代”仍很可能是人类与生物病毒反复较量、相互适应的世界。但可以肯定的是，疫情留给我们的必将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未来希望与挑战同在。面对疫情带来的许多长期性、根本性变化，亚洲各国应重点解决好数字治理赤字、科技创新赤字、社会公平赤字、卫生健康赤字等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问题，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和亚洲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