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华 李舒莹
2021年的中欧关系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碰撞与交锋。从年初达成《中欧综合投资协定》的融洽时刻，到年末陷入互相维持制裁的诡异氛围，变化之快，令人瞠目。实际上，中欧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潮涌而攀升的势头有多猛，随着后者的潮落而下滑的速度就有多快。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快车道，中欧关系也因此进入蜜月期。2008～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开启了“潘多拉魔匣”，引发了欧洲内外多重危机，中欧关系也渐生龃龉。到2021年中欧互怼，似乎完成了20年的一个轮回：前十年如同过山车的持续爬升阶段，高歌猛进，后十年则进入不断加速的下行轨道。
2021年初《中欧综合投资协定》能够达成，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默克尔担任德国总理16年，临近卸任之际希望为后世多留下一份政治遗产、为德国经济多注入一些动力，因而无视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的警告和欧洲内部的强烈争议，努力推动欧盟与中国达成这一协议。但她对欧洲内部因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而带来的大众心理的转向缺乏充分的考量，对冷战后30年里欧洲政治精英长期固守的推崇贸易自由化和否定地缘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抱着强烈的执念，因而为中欧合作留下政治遗产的美好愿望在形势的急剧变化中也出现了变数。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的十年间，欧洲社会的内外多重危机使其经济低迷、发展缓慢。而中国却持续崛起，同时中国对欧贸易长期维持巨额顺差，欧盟内部的一些产业链却出现萎缩，欧盟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在增强。中欧实力对比的变化，使欧洲看待中欧关系的心态越来越失衡。新冠疫情的暴发加剧了这种失衡。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抗疫的巨大影响力、欧洲对中国医疗产品的依赖、中国在抗疫同时仍然维持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升级的迅猛势头、欧洲对华出口和投資的持续疲软态势，使欧洲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欧洲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纠结且焦虑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导致2021年初以来欧盟领导层、欧洲战略研究界和一些核心成员国的部分政治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对中欧关系越来越悲观，希望借助美国来制衡中国的想法也在潜滋暗长。
2021年3月初，美国公布了《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导》文件，国务卿布林肯同时发表演讲，阐述了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纲要。一周之后欧盟安全事务与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做出回应，表示欧盟需要制订更加系统的印太战略，以妥善应对中国“愈加强势”的态度。3月22日欧盟以所谓“新疆问题”为借口宣布对中国四名官员实施制裁，由此开启了中欧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4月中旬，欧盟出台了一份在高层传阅的内部报告，认为现在已经难以将欧盟对华商业利益与对中欧关系的政治考量区分开来，中欧关系变得“越来越具有挑战性”，并提出应联手美国对付中国。4月21日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和博雷利联名致信欧盟最高权力机构——欧洲理事会，明确谈到：“在经济制度、管理全球化的方式、民主与人权和对待第三国的方式等方面，中国与欧盟存在根本性的差别，这些差别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长期延续。”4月30日，欧洲议会开始讨论《关于新的欧盟对中国的战略》提案。此后这一提案在9月中旬获得高票通过。9月16日欧委会推出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中欧关系不断跌落。
随着欧洲决策层对中欧关系的研判与定位愈加负面，欧盟推出了一系列明里暗里针对中国的政策架构，意在使用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工具，对中国输入欧洲的产品与资本进行更加严密的监管和强硬的抵制。5月5日欧委会发布《更新2020欧盟新产业战略》通报，强调要摆脱对中国产品的“依赖”。同日欧委会还出台了针对“扭曲欧洲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的管制规定草案，表示要对获得“外国补贴”的外资强化监控和规制，且明确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提供的支持具有“外国补贴”的性质。此外，欧盟还在8月30日出台了关于“两反一保”的贸易保护政策实施情况的年度报告，9月9日出台了空前强硬的关于出口管制和技术转让的新法规，10月27日出台了关于欧盟贸易协议执行情况的报告，11月23日出台了欧盟有史以来第一份投资审查年度报告。在这些文件与报告里，欧盟一再强调要对中国产品和资本的“不公平”的做法开展针锋相对的反制。12月8日欧委会出台了保护欧洲免受“第三国经济强制”的法律草案，其矛头依然指向中国。
与此同时，面对中欧之外的第三方，欧洲也在步步为营地与中国竞争，加紧争夺经济合作的主导权与影响力。过去几年里，由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渐升高，中欧在技术与产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缩小，双方企业在争夺国际市场份额、取得尖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的领先位置方面，在俄罗斯、非洲和拉美等第三方市场开展激烈的角逐，如法国高通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与中国的“中车集团”对高铁市场的争夺、华为公司与欧洲企业对通讯服务市场的争夺，都是例证。
为应对中国带来的竞争压力，2021年欧洲加紧决策。7月21日欧洲理事会在欧委会2018年推出的《联通欧亚：建设欧盟战略基石》文件的基础上，出台了《全球联通的欧洲》政策方案，提出关于大规模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愿景规划。12月1日欧委会又推出了《全球门户》政策方案，打算在未来七年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3000亿欧元，帮助建造基础设施，同时也向其推广“欧洲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欧洲议会的简报明确指出，提出这些“欧洲方案”的目的，就是希望取代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确立欧洲对世界的影响。
2021年12月16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举行峰会。
当前中美战略竞争已成为塑造世界经济与国际战略的演变方向与运行节奏的重要因素。在中美之间，欧洲处于非常尴尬的夹缝中的地位，不得不面对中欧竞争与美欧矛盾同时加剧的双重战略压力，可谓左支右绌、心态焦灼。过去几年里，欧洲在中美之间不断摇摆，采取两面下注的机会主义和交易主义立场，力图使自身摆脱对中美任何一方的经济或战略依赖。但2021年3月以来欧洲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逐渐向美国靠拢。
在针对中国的认知方面，美国对欧洲一直有着重大的影响。美国政治精英和战略研究界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乃至塑造着欧洲认知中国的观念建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与关注焦点。很多时候美国提出关于中国的重大判断或“新颖”概念之后，欧洲就会很快地亦步亦趋地追随其后。
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欧洲与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时的沟通与协调越来越密切，已形成了初步的机制，包括三项协作架构。其一，9月29日，双方成立“美欧贸易与技术理事会”，表示要在人工智能和信息通讯技术等尖端技术领域开展研发协作，在数字服务平台管理、半导体供应链安全、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和全球贸易竞争等涉及经济层面的国际战略竞争的重要问题上沟通协作，明显含有联手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意图。其二，欧盟继续参与运作美日欧三方贸易部长会谈机制，以此作为相互磋商和舆论发声的平台，对中国施压。这一协调架构出现于2017年12月。2021年11月30日，三方以视频形式举行第七次会谈，继续不点名地批评中国的“非市场经济”的实践。其三，欧盟继续推进关于中国问题的美欧双边高级别对话机制。这一对话平台在2020年10月建立，2021年5月美欧举行拜登上任后的首次高级别会谈，并将这一架构机制化。12月2日美欧再度举行高级别会谈，在涉港、涉台、“人权”、中国周边海洋权益等问题上进行了沟通。
目前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对中欧关系的认知，仍建立在2019年3月《欧盟对华战略展望》文件确立的框架内，将中国界定为三重身份：欧洲在制度上的对手、经济上的竞争者和特定领域可以合作的伙伴。换言之，欧洲仍然认为，中国是非敌非友的可以交往的对象，但在某些场合对欧洲构成挑战和威胁。由此，中欧关系未来必然面临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欧盟将继续加紧推行针对中国的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战略，加强尖端技术与前沿产业保护、贸易保护和投资审查，构建更加强硬而严密的对华“防御性”政策体系。因此，在中国科技企业获取欧方技术转让、中资企业在欧并购和中国对欧出口等问题上，中欧之间的争端还会增多，甚至很可能引发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战略层面的中欧关系进一步恶化。
其次，欧盟将继续在中美之间摇摆和周旋，尤其是在中美出现直接对抗、美国采取对华强硬态度的时候，欧盟及其成员国很可能会以两面下注、两面渔利的心态，一方面站在美国后面，推动美国不断升级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迫使中国做出体制机制乃至根本制度上的让步，让美国为欧洲“火中取栗”，帮欧洲做成欧洲自身没有能力或意愿去做的事;另一方面则借助中美对抗给中国带来的强大压力，迫使中国向欧盟做出更多的让步。
再次，欧盟可能會进一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外交活动，意图与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建立自由贸易架构，达成战略安全共识，甚至开展象征性的安全与防务合作。
未来欧洲的对华政策仍将保持机会主义做法。在过山车般的起伏中，中欧关系在等待下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