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
回归市场还是强化政府 1970年代的“滞胀”，宣告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以1979年英国启动私有化改革、1981年美国推行“里根经济学”、1989年达成“华盛顿共识”为标志，注重“回归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渐成世界大势，并为1990年代掀起的全球化高潮提供了体制支撑。新自由主义与经济全球化，共同推动世界经济形成近20年的稳定增长，同时也导致了严重问题，尤其是贫富差距日趋悬殊，引发严重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成为逆全球化暗流的深层背景。“强化政府”再度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然选择，日本的岸田内阁搞所谓“新资本主义”，即是其最新动向。于是，“市场抑或政府”这一古老的经济学命题，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疫情进一步凸显出政府的重要性，无论是防控疫情还是稳定经济，也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稳定供给，都要求政府强化作为。强调回归市场，还是注重强化政府，再度成为全球性问题。众多国家在体制与政策选择上徘徊不前、摇摆不定，甚至忽左忽右，从而增大了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专注效率还是统筹安全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全面融入全球供应链，成为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和微观经营效益的有效选择和普遍趋势。但由此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一旦国际大循环动能弱化，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甚至遭遇地缘政治冲击，经济稳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威胁，直至危及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于是，在效率抑或安全之间，又形成新的“悖论”，就像在效率还是公平之间，存在的古老“悖论”一样。疫情暴发前出现的逆全球化潮流，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强推单边主义、产业回归、经济“脱钩”，已经暴露出经济发展稳定面临的安全问题。疫情暴发后，国际人员流动突然中断，物资流动严重受阻，更凸显出如何确保安全的迫切性，主要国家普遍采取切实举措强化了经济安全保障。目前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依然受到专注效率还是统筹安全这一选择“悖论”的严重困擾。
逆全球化还是新全球化 疫情之前，逆全球化已是暗流涌动。其突出表现是保护主义大行其道，回归本土影响深广，国际贸易增速放缓且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国际投资在剧烈波动中不断萎缩。疫情导致跨国人流物流阻隔，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逆全球化趋向。但在另一方面，全球化是科技进步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逆全球化只是迫使国际社会尽快弥补以往“旧全球化”的缺陷，解决由此导致的问题，从而在此基础上推动更加均衡合理、完善优化的新全球化。关键是新全球化不会召之即来，逆全球化也很难挥之即去，世界经济走出、走向回升，不得不徘徊于逆全球化与新全球化之间，延续着艰难的道路选择，而且过程中充满着激烈的利益之争。
多边体系还是区域框架 逆全球化暗流涌动的主要背景，是全球治理体系深陷困境，越来越难以满足全球化空前增大的治理需求，产生了严重的治理赤字。主要问题是以往担当全球治理主要职责的多边体系严重失灵，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因谈判陷入停顿，改革进展迟缓，监管机制停摆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为弥补多边体系失灵导致的治理赤字，区域治理框架蓬勃兴起，最新进展是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如期启动。破解全球治理赤字，需要多边体系与区域框架双管齐下、良性互动，但现实中两者之间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替代关系——热衷区域框架可能消减对多边体系的兴趣和动力。于是，更加重视多边体系抑或是区域框架，也成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在治理层面的艰难抉择。
美国主导还是中国方案 迄今为止的世界，始终是少数大国主导的世界，中美两国加在一起，即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2020年为42.1%）。世界经济走出低谷、走向回升，也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引领和支撑。问题是面对上述种种两难选择或“二元悖论”，中美两国存有巨大差异和严重分歧，尤其是在全球治理变革方向上。以往的全球治理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但中国正快速崛起为世界大国，影响力和话语权必然增大。本世纪头20年，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中国占比由3.5%攀升至17.5%，美国占比则由30.1%骤降至24.6%。美国主导还是中国方案也成为世界经济能否稳定回升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