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该文将著名的囚徒困境和自己提出来的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与科技危机合称“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将其认定为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目前风起云涌的大IT革命、创客运动与科技的快速发展正全面加剧这种困境与危机，因此将引发一场科技革命。发现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人类已经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实现从“建设优先”“产销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的转型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动车困境 双刃剑困境 魔戒困境 致毁知识 科技危机 对不准原理 恐怖实现系统 危变社会 科技巨风险 黑客社会 最大危机 可持续创新与发展 容错战略管理 科技的总体安全观 负责任创新 图位化 科技革命
中图分类号：C9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b）-0221-10
Abstract：The paper combines the Prisoners Dilemma with the MU Trains Dilemma， Double-edged Sword Dilemma， and the Lord of Rings Dilemma which were proposed by the author in the previous articles， and the author believe that that they are “Four Major Dilemmas and the Biggest Crisis ” which is the greatest threat and disaster of human beings. The BigIT revolution，maker movement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l contribute to the crisis，and it results in the 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lso this paper discovers that the Terrorism realizable system has already been established in the society. We have entered an era of crisis， which makes the transforming priority from construction into safety， from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into danger relieving the most urgent issue.
Key Words：Prisoners Dilemma； MU train's dilemma； Double-edged Sword Dilemma； Lord of Rings Dilemma； Ruin-causing knowledge；Science and technology crisis； Miss aim principle； Terrorism realizable system； Crisis era； Huge risk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ckers society； Largest crisis； Sustainabl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Fault-tolera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On the Comprehensive Secur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ponsible innovation；Revolu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目前，人類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关心和思考社会发展与人类命运的专家学者与有识之士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他们乐于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可以说，以看护人类为己任的学术大师、哲人智者们往往都会展望未来、探究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看护人类、为世界体检看病，首先关注的也是最严重的病患。那么谁能够最先、最准确、最深刻地发现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危机与挑战，谁就揭示了关乎人类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奥秘。这既是具有最重要现实意义的发现，也是在无形之中形成了争相探究最大危机真相的智力竞赛。在这方面，常见的是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的判断和说明，其难点在于如何对人类面临的各种困境做出深刻、准确、完整的概括，不多不少，且在同一层次、最好在同一基础层次。迄今为止出现的关于人类面临三大困境、五大困境、N种困境等说法，要么没有发现最大困境，要么所涉及的困境不在同一层次，要么是不分轻重缓急的罗列，要么不完整，对主要困境有所遗漏。因此，对人类面临困境的揭示与概括既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也是极为严峻的智力挑战。该文包括4部分：一是提出目标对不准原理与纠错纠不准原理，以说明实现目标、纠正错误的艰难性；二是提出人类面临的“囚车剑魔”四大困境；三是指出科技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四是提出摆脱困境、化解危机的思路和路线图。
1 目标对不准原理与纠错纠不准原理
人类有两个最为重要的能力：目标确立及实现能力和知错纠错能力。然而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笔者发现实际上人类在重大目标的实现和重大错误的纠正方面几乎鲜有获得过完全真正的成功，这种状况的最严峻的结果是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造成这种状况和结果的具体原因很多，但是共同之处有两点：一是在实现重大目标的行动过程中难以对准目标，几乎总是偏离目标；二是在认识和纠正重大错误过程中往往不是先暂停产生错误的活动，然后进行查错和纠错，而是“边继续、边纠错”，结果是重大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为此，笔者提出“目标对不准原理”或“目标瞄不准原理”（简称“对不准原理”“瞄不准原理”）和“纠错纠不准原理”（简称“纠不准原理”）。
“目标对不准原理”或“目标瞄不准原理”（简称“对不准原理”“瞄不准原理”），包括五层含义：一是目标对不准需求，对需求理解和分析的不全面、不透彻，目标的内涵不准确，容易让人产生歧义，也可能造成人们各取所需地进行理解的局面，以致所确定的目标不能准确体现真实的需求和意图；二是计划对不准目标。因为重大计划往往是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很难以实现目标为唯一考量，所以即使计划完全实现也不能完全实现目标；三是计划执行对不准计划。因为对于许多人而言，并不把执行和实施一项重大计划首先看作是要完成的任务，而是把它首先看作是一个获取个人利益的机会，在竞争环境中的人们，把握机会总是最重要的，即使计划执行的带头人深明大义，真心实意地想执行计划，其手下人与合作者仍然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有大目标、下有小算盘，在主观为自己、客观为计划的过程中，很难完全实现计划；四是监控、反馈、调节与评估对不准目标和计划及实施。监控、反馈、调节与评估同样受到上述的需求分析不准、利益平衡制约、主观为自己、客观为计划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还受到信息与知识的不对称、不充分和时间限制等，而无法对准目标、计划及实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五是各个环节都对不准。各方合力与各种因素的作用及影响的结果是在目标确立、计划制定、计划实施、监控调节等各个环节，应该对准的都对不准。也就是说，重大目标的确定和重大计划的制定、实施与监控调节要考虑多方利益、需要多方的合作且执行时间较长，其结果因认识、理解、利益、能力、限制条件、环境与条件变化等多种因素，造成各方合力既对不准需求、对不准目标、对不准计划，也对不准计划实施和监控调节。因此，权宜之计、取上得中的情况屡屡发生。
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计划能够充分实现就能实现目标，实现目标就能满足需求，实际情况却要复杂的多。目标对不准需求、计划对不准目标、执行对不准计划等各个环节的对不准的事经常发生。“目标对不准原理”主要适用于大的目标、大的计划，对于小目标、小计划来说，因涉及人员少、涉及因素少、所需时间短等而有可能对得准。显然，对于大目标、大计划来说不存在歪打正着而实现的情况，因为需要最佳配合、最佳状态才可能做到的事，不会碰巧做到。
纠错纠不准原理。纠错也是一种目标，“目标对不准”也包括了纠错纠不准，但是由于纠错能力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所以笔者单独将其列出讨论，称之为“纠错纠不准原理”，简称“纠不准原理”，它除了具有“目标对不准原理”的各项内容之外，还有自己的特点需要强调。从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实行的“边继续、边纠错”的模式只能对纠正较小的错误有效，对纠正重大错误则很难奏效。而在很多情况下，又是不可能实行“先暂停、后纠错”“先暂停、再纠错”的。笔者认为，小的错误可以通过获得正确的认识来纠正，但是大的错误，特别是关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大錯，仅有正确的认识是远不足以纠正的，通常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纠正重大错误：一是有正确的认识并达成共识；二是能够在利益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三是能够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四是其它有关条件同时具备。因此纠正大错是极不容易的，在大错发生之前给予纠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能够吃一堑长一智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从历史上看，几乎都是如此，在重大问题上一错再错的事例屡见不鲜，例如反恐、环境危机、科技负面作用等。这四项条件也就是纠正重大错误的四道门槛：能否达成共识、能否预期共赢、能否共同行动、能否同时具备各有关条件。显然，能够迈过四道门槛、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是极不容易的，因此纠错、纠正大错误是纠不准、纠不成的。
显然，对不准原理可以成为战略管理学中的一个新原理，它提醒战略制定者与执行者，在涉及较大目标和规划时，存在着需求、目标、计划、执行、监控调节等对不准的情况，因此要制定对策，把偏差限制到最小，把损失限制到最少。更重要的是，要以对不准原理为前提，补充或重构战略管理学中相应的内容，据此可提出“容错战略管理”或“容偏战略管理”“容错战略规划”或“容偏战略规划”等，以提升战略管理的水平与实效[1]。
2 “囚车剑魔”：人类面临的四大困境
为了揭示和概括出人类深层的困境，笔者对人类面临的困境做了更基础、更一般化的分析，提出以人类能否犯重大错误、重大错误能否被纠正、能否被抵消和分割、重大错误是否容易发生、何为重中之重的最大错误为主线来揭示这一关乎人类命运的最大奥秘。笔者将著名的囚徒困境和自己提出来的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与科技危机合称“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将其认定为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目前风起云涌的大IT革命、创客运动与科技在争议中快速发展正全面加剧这种困境与危机。四大困境是指人类在是否犯重大错误和能否认清与纠正重大错误的问题上陷入一系列困境，简称“囚车剑魔（PTSR）”四大困境。囚徒困境表明重大错误不可避免、甚至争先恐后地犯错（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两难。知识增长不能减少犯错误，吃一堑未必能长一智）；动车困境表明重大错误难以纠正，任由重大错误在争议中继续发生发展、继续危害社会（快慢与对错两难。边运行、边分析、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难以纠正重大错误）；双刃剑困境表明正负效应不可分割、重大错误无法抵消、甚至对此人们浑然不知（正面效应大与负面效应小两难。一方面完全忽视了尖端科技的正负效应不可抵消，比如核电站、核医学再好也抵消不了核灾难、核事故；生物医学、生物制药再好也抵消不了生物武器、基因武器、超级病毒带来的大规模毁灭性灾难，是一“坏”遮百“好”；另一方面却总是一厢情愿地强调扬长避短，而不深思“短”能否避免，还想当然地认为是人决定了科技的使用，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科技诱使或迫使人们来使用，面对科技身不由己，连锁效应无法阻止。正负效应无法分割、尖端科技正负效应无法抵消就表明做不到扬长避短）；魔戒困境表明犯重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个人能力越来越强，甚至可以发动战争和制造毁灭性灾难，小人物可以犯大错误（理性与行善两难。电脑病毒的泛滥就是魔戒困境的一个预演和体现，人有理性所以经不住诱惑）。四大困境表明人类不断犯大错、大错误又难以纠正、无法抵消、不可分割，而且犯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小人物也能犯大错误，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四大困境。这一“四大困境说”也许是迄今为止对人类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所做出的最为深刻、准确、精炼而完整的概括。[2]这里重点论述笔者提出的“动车困境”，介绍这一原创概念的原理和机制。[1]
3 动车困境：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难以纠正重大错误
在目标对不准、纠错纠不准的情况下，有时会使人们深深地陷入困境。比如，在关于科技负面作用方面的认识，就是至今也没有达成共识，关于环境和反恐问题上虽然在认识上达成共识，但是没有在利益协调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就更不用说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了。这里的关键在于纠正重大错误时并不是“先暂停、再纠错”，不是把造成灾难后果的有关活动停下来之后，进行统一认识、协调利益、组织共同行动、备齐各有关条件，而是现行的有关活动仍然继续，在各个利益集团的驱动下按既定道路继续前行，就像多轮驱动的动车一样。人们在继续行驶的动车上争论、争吵，只有迈过“达成共识、预期共赢、共同行动、条件齐备”这四道门槛，才可能使动车改变运行状态：或停运、或变速、或转向，所以要纠正重大错误极其困难，笔者将这种快慢与对错两难的困境，称之为“动车困境”。“动车困境”包括六点涵义：（1）多轮驱动：某种活动或事业在多种因素（多人或多个利益集团、经济压力、科技探索、教育投资等）的驱动下运行、发展。（2）既有道路：有了一个既定、既有的运行、发展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最符合当下的主导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和利益预期。（3）边运行、边纠错：当活动或事业的运行或发展出现错误时，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先暂停运行，然后再进行纠错，而是采取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纠正错误，这种方式增加了纠正错误的难度，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为了纠正错误先叫暂停的。（4）纠错不对称：在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下，实际上当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显然对主张以现有方式或以接近现有方式继续运行的一方有利，即使达成共识但是不能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时也是如此，达成共识、形成共赢行动预期但是尚未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等也都是如此。所以这种纠错不对称对既得利益者有利、对顺沿既有发展道路者有利、对维护既有运行模式者有利，而重大错误恰恰是既有模式出现了大问题，因此纠错不对称对纠正重大错误极为不利，这种情况令人陷入左右为难，将错就错的困境。（5）纠小错靠认识，纠大错靠条件齐备：小的错误可以通过对错误的正确认识予以纠正，而大的错误则往往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获得纠正，这四项条件是：①有正确的认识并达成共识；②能够在利益上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③能够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④其它有关条件同时具备。而要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是极为困难的，在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的方式下更是如此。（6）纠错纠不准：小错能纠准、大错纠不准，对小的错误只要正确认识到错误及其原因，就有可能准确地纠正它，而对于大错，则需要具备四项条件才可能纠正它，而往往难以同时具备这四项条件。环境问题在认识上就算是达成了共识（关于气候变化也还有争议），迈过了第一道门槛，但是不能预期共赢，美国不签订京都议定书就是明证，所以没有迈过第二道门槛。在科技风险这样更加重大的问题上，连达成共识都没有，连第一道门槛都没有迈过。对个人和利益集团来说，通常不是把纠错（特别是纠大错）首先看作是任务，而是首先视为获利的机会，名实两分、借机行事，所以往往不能对准纠错目标进行纠错，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打着反恐的幌子掠夺他国的石油资源就是明证。更糟糕的是，即使有人、有利益集团的头领深明大义，真心实意地想纠正错误，但是他的手下和他的合作者也仍然把这项任务看作是实现自己目标的机会，而不可能齐心协力地去纠错。
“对不准原理”“纠不准原理”和“动车困境”之所以被人们长期忽视，可能是由于以往的重大目标的实现与否、重大错误的纠正与否，都没有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目标没有完全实现、错误没有完全纠正的后果也不是很严重，能够“望其高、取其中”就可以满意了。但是在能否实现重大目标、能否纠正重大错误直接关乎人类的生死存亡的情况下，就不能“望其高、取其中”，而是必须“望其高、取其高”了，此时，“对不准原理”和“糾不准原理”就必须受到最高度的重视，“动车困境”更是把问题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揭示出来。关于“对不准原理”和“动车困境”的进一步讨论与模型建构笔者有另文详述。
4 以反恐问题和科技负面作用问题为例说明“对不准原理”与“动车困境”
4.1 对不准原理：以反恐为例
自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反恐就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目标，以致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在国会讲话时申明：“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区域，都得做出一个决定。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不，与恐怖分子一道。”以此宣告一场反恐战争展开了。但是在反恐旗帜之下，真正的计划却不是对准反恐，而是为了石油资源的争夺。在反恐战争经历了近十周年之际，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了波士顿大学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的题为“拉登已去，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战争将持续下去”的文章，明确指出反恐战争的重点不在拉登而在石油。文章说美国从1980年开始参与今天这场“确保美国生活方式的战争”的，只要美国的生活方式依然依赖对大量外国石油的获取，那么美国决定大中东地区命运的努力就将继续。因此，那些反对西方建立一个服务于西方目的的新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也将继续战斗下去。[3]由于“名实两分、借机行事”的事情屡见不鲜，所以“对不准原理”的例子不胜枚举。
4.2 动车困境：以批判和减少科技负面作用为例
长期以来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传统的科学进步观遭到质疑。技术批判理论、科技伦理、科技与社会、科学技术学、科技哲学、科技管理、科技政策与科技战略、科技法学、环境科学、社会风险理论、社会学和经济学等有关领域开展了对科技负面作用的研究。进入21世纪，又出现了新的情况：以往批评科技的人士主要是人文社科学者和不知名的科技专家，而今著名的科技专家也加入到批评者的行列，如硅谷的技术大师、UNIX之父比尔·乔伊（Bill Joy）和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里斯（Martin Rees）。乔伊认为未来20年很有可能发生一次“颠覆文明的事件”，其概率高达50%（Joy，2000）[4]。里斯预言到2020年之前，只要发生一次生物恐怖袭击或生物工程方面的错误，上百万人类的生命就可能迅速灰飞烟灭（Rees，2003）[5]。这些批评虽然很严厉、预言的事态也极危险，这些警告也引起强烈关注，如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办公室也把乔伊的长篇文章《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要去一份加以研究，在欧美发达国家也陆续出台一些加强生物实验室管理之类的措施，出现了不少笔者称之为“维护性伦理研究”和“辩护性伦理研究”的工作，其特点是在不影响高科技发展和希望继续加大科技投入的前提下进行一些伦理考量，通过广泛的科普工作，免除公众的困扰和担忧，为高科技健康快速的发展扫清障碍。在关于科技风险问题上，乐观派与悲观派各执一词，根本无法形成共识，没有迈过第一道门槛，因此科技发展的总体态势和格局并没有改变，尖端科技照样获得大量投资，照样在争议中快速发展，人们仍然一味地认为科技创新是提升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即使科技风险、科技负面作用再严重、再危险，人们也无法阻止其发生、发展，即使科技这列高速行驶的“动车”刹车失灵，驶向万劫不覆的深渊，人们也束手无策。
5 科技危机：人类面临的最大错误、最大危机与挑战
5.1 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地增长与扩散
“囚车剑魔”四大困境是针对重大错误而言，在各种错误中最致命、最严重的错误就是在科技发展与应用问题上犯的重大错误，其核心是科技发展的自毁性因素——致毁知识——的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地增长与扩散，并因此导致科技危机[6]。人类文明的出现和发展主要依靠两大基本条件：一是自然条件；二是知识条件。对前者的滥用、破坏造成了环境危机，引发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思潮、理论、研究领域及相关行动；对后者的误用、滥用，特别是对后者中影响最大、持续增长的科技知识的误用、滥用，已经造成了知识危机和科技危机，但是至今却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也没有确立起有效的分析框架、政策指南和行动纲领，直观而粗糙的“双刃剑思维模式”一直作为思考科技风险的主流思维模式就足以说明这个研究领域的薄弱和低效[6]。知识危机的种类很多，比如有知识体系的危机（引发科学革命）、信仰的危机、世界观的危机等，但是只有能够导致大规模毁灭性灾难的致毁知识产生的危机才是最大的知识危机。可以说，对科技知识的误用、错用、滥用并缺乏深刻反思与有效对策，其精确表述是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地增长、积累与扩散，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毁灭性灾难，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这是人类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它导致了目前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也是最大的知识危机）——科技危机，加之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和个人恐怖实现系统，黑客与极端分子大行其道，缺乏监管的基因玩家、生物黑客等尖端科技创客，急功近利的企业研发系统等，人工智能突飞猛进，这些要么与致毁知识结合，要么促进致毁知识增长与扩散，因此更加突出了最大危机的严峻性和危险性。可以说，恐怖实现系统的建构和个人恐怖主义是科技负面效应的最危险的体现。人类陷入魔戒困境：小人物犯大错误，甚至小人物可以毁灭人类。
在众多的科技负面效应当中，尖端科技制成的致毁武器或致毁产品（该文统称为致毁武器）的危害最大，如核武器、超级病毒、基因武器、纳米炸弹等，而且随着尖端科技和新型研发方式的发展（如3D打印、DNA合成仪、基因编辑、大数据、云计算、众包、创客等），个人和小型组织更容易生产致毁知识，更容易制造和获取致毁武器，个人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杀伤力，一个人的火力可以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师、一个军团。众所周知，个人恐怖主义（独狼）的危害越来越严重，因为比起国家恐怖和有组织恐怖，个人恐怖实施的门槛更低、任意性更大、数量更多，也更难以控制。更为可怕的是，随着可供个人使用的致毁武器的数量与品种的增多和威力的提高，个人恐怖不仅成为极为有效的破坏、报复的手段，而且将成为实现许多目的的便捷手段，特别是成为敲诈、绑架、谋财和操纵的有效手段。环境灾难的受害者主要是大众，富人可利用金钱规避环境危害，但是富人却是个人恐怖攻击的首选目标。致毁、致死、致残、致愚、致病等各种产品在网上都可方便地买到，可以想象到那时，犯罪成本极低，无风险敲诈、无风险绑架、无风险报复、无风险谋杀将会频繁发生，社会将无安宁之日，社会将“江湖化”“电子游戏化”。笔者将利用致毁等武器从事恐怖活动的人称为“恐客”或“极端黑客”，其活动定义为“超级个人恐怖”或“恐客恐怖”“独狼恐怖”“极端黑客恐怖”，其活跃的时代称为“个人恐怖时代”或“独狼恐怖时代”“黑客恐怖时代”“恐客恐怖时代”，甚至专门以恐怖行动为牟利手段的“恐客”成为社会的统治者，使得人类社会历经农业时代的“君王社会”、工业时代的“老板社会”之后进入知识时代的“黑客社会”“恐客社会”。恐怖组织的恐怖活动也可以以个人恐怖的方式进行（当然，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造成的灾难会更大）。可以说，人类社会进入知识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创造或拥有重要的新知识的个人拥有空前的权力，所谓“创意为王”，这就使社会发展面临着一个分叉：向正面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的“专家社会”，向负面发展就进入“游戏致死”的“黑客社会”“恐客社会”。当然，黑客和恐客也是专家，只是他们是发明、利用黑客技术和致毁知识的专家，因其负面作用而单独列出。[1]
更加糟糕的是，笔者发现科技发展与应用、电子商务及金融系统等在客观上（或有意无意地）与军火黑市结合发展出了一整套“恐怖实现系统”或称“恐怖实现网络”，包括“个人恐怖实现系统”“个人恐怖实现网络”。它由致毁知识源、致毁武器源、武器获取及采购网络、国际金融系统、洗钱网络、媒体和人肉搜索及互联网等组成。这些要素相互结合、相互支撑，让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如鱼得水。例如，存在着被称之为“深网”（Deep Web）的深层网络，这是些能匿名进行活动的网站，普通搜索引擎搜索不到，它们用“比特币”结算，非常隐蔽，里面有大量的非法交易，有悬赏暗杀和职业杀手网站，有毒品、武器、伪造证件的网站等，其中一家名为“丝绸之路”的网站，全球有100万顾客，全年营业额在12亿美元以上。[7]实际上，在笔者看来，电脑病毒的泛滥就是黑客社会的一个预演和“测试版”，是“个人恐怖时代”的预演和序幕。毫无疑问，人是最危险的，在未来可以想见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中，最大的危机和挑战莫过于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与扩散造成的“个人恐怖”，莫过于“恐怖实现系统”所强化和倍增的“个人恐怖”，莫过于进入小人物也能够发动战争、也能够制造毁灭性灾难的“个人恐怖时代”！
更为严峻的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迫在眉睫的危机和威胁浑然不知，有所察觉者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给予重视者也束手无策或听之任之。面对可能的毁灭性灾难居然没有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更没有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措施。众所周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在面对可能死亡的灾难时一定会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措施，比如，民航飞机的失事率如果达到十万分之一（世界日均航班数超过十万，2014年统計），就意味着世界连续每天要报道一架飞机失事，很多人就不会再乘坐飞机，如果是万分之一失事率，则连续每天要坠毁十架飞机，必然引起极大恐慌，民航业就得倒闭，几乎不会再有人选乘飞机。匪夷所思的是，在科技风险造成毁灭性灾难这个问题上，其发生的概率远高于万分之一，但是人们无动于衷。这种延续已久的人类盲目乐观、从众惯性和解危惰性才是最令人担忧的，“通过对玛雅、高棉和罗马帝国兴衰史的研究，表明人类在面临严重的社会问题时，往往满足于权宜之计，而不是寻找治本之道。这种‘鸵鸟政策代代相沿，浪费了问题解决的最佳时机。当全社会的问题恶化到无法解决时，文明的崩溃指日可待。”[8]
5.2 科学预言：突破双刃剑思维陷阱，揭示人类最大危机与挑战
进入21世纪，随着科技发展与应用，特别是尖端科技的发展与应用，科技负面作用越来越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预警，但是科技照样在争议中快速发展。那么，为什么警告再多、再严厉，警告的科技负面效应再多、再可怕，也不能够引起真正的重视和行动？是因为发出的警告高深难懂、曲高和寡？或者是言过其实、危言耸听？笔者认为警告的发出者、科技负面效应的研究者、对科技持批评乃至反对态度的人士，几乎都没有做出正确分析和判断，几乎都没有正确地发出预警，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发现科技负面效应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和挑战。笔者把预言分为两类：文学预言和科学预言，文学预言只给出结果（或也包括推断过程，但是不严谨），往往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因此引起重视和行动；科学预言则不仅给出结果，而且还正确揭示出引发结果的机制和条件，给出严格的论证。比如，在原子弹发明之前30多年，就有人预言一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一颗就可以毁灭一座城市，而这只是文学预言，直到核裂变和自持链式反应被发现之后，关于发明原子弹的预言才是科学预言。
笔者认为许多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的警告只是文学预言而非科学预言，声称科技负面作用将毁灭人类的结论也过于笼统，因此这样的警告和预警再多、再严厉也无法真正说服决策者、科学家、技术专家与公众，更无法说服反对者和乐观派，造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陷入了“动车困境”，即：在科技界、企业界、政府及公众等多方的认识和利益的驱动下，科技事业快速发展，而关于科技负面作用有各种认识与看法，争论不休，远没有达成共识（笔者将其概括为存在着包括“双刃剑思维陷阱”在内的十大误区[9]），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发展的动车是不会停下来、等争论有了结果、达成共识之后，再决定是按原路线行驶，还是减速或转向，因此只要不能迈过达成共识、预期共赢、共同行动、条件齐备这四道门槛，科技动车就会按照目前的方向和方式一如既往地继续行进（这显然对支持科技以现行模式继续发展的一方有利），即使是驶向毁灭也无法改变。也就是说，即使达成了共识，但是不能形成共赢的行动预期、不能采取有效的共同行动，同样不可能把科技动车转向安全、正确的道路。这一学术僵局使得众多关于科技发展的反思、批评和变革等研究及建设性建议都收效甚微。有鉴于此，笔者在剖析关于科技负面作用研究的诸多误区和偏见的基础上，区分尖端科技的巨风险与普通科技的风险，独辟蹊径地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和“致毁知识研究模式”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取代“双刃剑研究模式”，以突破研究科技负面作用的学术僵局。明确“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这三个前提，提出“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 ”这一重要问题。其主要发现和结论是致毁知识增长与扩散是不可逆和不可抵消的，在市场经济这一目前世界主流社会发展模式下，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又是不可阻止的，科技知识增长已经失控，这意味着人类面临毁灭的危险是不断累加和递增的，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鉴于目前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态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即将或者已经爆发，致毁知识即将大量涌现，毁灭性灾难因此频发，可谓恶兆当头，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与挑战。再考虑到人类长期陷入“囚车剑魔”四大困境，考虑到当前恐怖和个人恐怖主义泛滥，黑客和极端分子大行其道，致毁知识将助纣为虐，就可知人类的处境有多凶险了，如不采取断然有力的措施，在中短期（5年至20年）内爆发危机的可能性极大，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也就是说，知识危机和科技危机是世界最大的危机，其核心是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的增长、积累与扩散（刘益东，1999，2000，2002，2007，2014）[12，6，14，9，10]。这一重要发现和结论也许是迄今为止关于人类面临最大危机和挑战的最为严峻、最为准确的揭示和阐述，它与那些认为科技将要失控、将要毁灭人类的预言并不相同，那些预言只是文学预言，只是预言了一个大致的结果，并没有发现和阐述导致结果的机制和条件，因此缺乏说服力；而笔者做出的是科学预言，不仅给出了更加具体的结果，而且比较精确地揭示出导致结果的机制和条件。为世界“体检”，发现和确诊人类社会“最大的病患”与最大的危机，并提出可行的对策，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之一。笔者希望也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
从学术竞争和创新的角度看，笔者关于致毁知识概念和三个前提一个问题的提出均具有新颖性和独创性，已经通过查新报告的确认，这里想通过对双刃剑思维的突破来进一步阐明这项原创性工作的价值。众所周知，双刃剑思维是当今社会与科技界的主流共识和主流思维定势，笔者认为它是人们正确认识科技风险的最大障碍。突破双刃剑思维如此重要，以至于无论用何种视角、何种方法、何种理论来研究科技风险，如果不直面双刃剑思维，不彻底批判双刃剑思维，不真正突破双刃剑思维定势，就不可能解决科技风险问题，就不可能实现防范与治理科技风险的目的。突破双刃剑思维是深入研究科技风险的必要条件和必经之路！因为科学家、科研人员、决策者和公众都是用双刃剑思维来思考科技风险的，如果不能说服他们放弃双刃剑思维，用新的思维武装头脑，则再精妙深奥的理论也无济于事，仅仅是社科学者之间彼此唱和欣赏的理论是不能解决科技风险问题的。[6，9，11-12]
这里用突破性成果的突破点四要素来衡量笔者的这项工作，突破点四要素包括：（1）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势/研究范式/现行做法/权宜之计/学术僵局。其中之一或几个）；（2）怎么突破的（问题——突破思路）；（3）突破的创见（主要结论）；（4）突破的前景（开拓新域）。突破点四要素体现了既“破”又“立”，“破”“立”结合，前两者是“破”，后两者是“立”。[13]由于学者都强调问题意识，都知道提出好问题、巧思路、新结论的重要性，因此通过对能否提出新穎的好问题的观察就可以方便地鉴别出成果和学者的水平。所谓好问题，笔者认为具有三个要素，可以用ORQSW五个英文字母表示。O就是Originality，原创性，提出一个原创性的问题而不是已有问题的延伸或组合，RQ是Research Question，它不仅是问题，而且是可研究的研究性问题，不是带个问号的句子就是好问题，SW是So What，指这个问题及其解答是有意义的，最好有重要意义。由于学者都知道要提出好问题，竞争激烈，容易提出的好问题早被抢先提出了，因此能够提出好问题绝非易事。显然，笔者提出的一套问题（三个前提与一个问题）符合好问题三要素的ORQSW标准。
这里用突破点四要素来对笔者做出的突破双刃剑思维定势的研究予以说明。
（1）突破什么？突破了主流共识和思维定势。把科技或技术视为双刃剑是人们长期以来的主流共识和思维定势，但是，双刃剑思维是错误的，笔者对双刃剑思维进行了分析概括，指出其三点特征：一是在态度上接受科技的负面作用，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不要大惊小怪。强调要充分发挥科技的正面作用，让科技最大限度地造福人类，尽力避免负面作用，要扬长避短，但是并没有深入地去分析到底能不能够做到扬长避短。也没有注意到科技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能不能够相互抵消，双刃剑实际上成了迁就科技负面效应的一个借口；二是把知识的创造者（铸剑者）与应用者（用剑者）分开，把科技的负面效应的产生归咎于应用者，效果好坏取决于使用知识的人，把人当作解决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许多情况下是知识诱使或迫使人来应用，面对科技，身不由己。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人们根本无法阻止；三是不区分普通负面效应和极端负面效应，许多普通负面效应是可以正负抵消的，而极端正负效应却无法抵消（如核电站与核武器），不能抵消负面效应的就不是双刃剑，而是单刃斧。这种双刃剑思维是当今社会与科技界的主流共识和主流思维定势，是人们正确认识科技风险的最大障碍。
（2）怎么突破的？认识的误区必须突破，笔者通过研究科技巨风险和科技知识的增长，特别是研究其中一类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来突破双刃剑思维模式的，具体讲就是提出“致毁知识”概念，对知识做出一个新分类，区分尖端科技负面作用与普通科技负面作用，明确三个前提，然后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来突破这一思维定势的。这三个前提是“尖端科技知识正负效应不可抵消、科技知识增长不可逆、知识与应用具有连锁效应”；提出的问题是“在科技知识增长的同时，能否阻止其中一類破坏力极大的科技知识——致毁知识——的增长与扩散？”这一套问题的意义在于自然条件与知识增长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两个最基本条件，前者的危机催生了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思潮及运动；后者的危机却远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科技知识增长是知识增长的主力，以科技危机为核心的知识危机是更深刻的危机，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笔者研究的结论是在目前世界主流科技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模式下不能够阻止致毁知识的增长、扩散与应用，原因共有26项。致毁知识积累、扩散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毁灭性灾难，而且这种不可逆增长的危险累进方式，使得毁灭性灾难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直到爆发！如果再考虑到恐怖主义人们存在认识误区，考虑到急功近利的企业和创客（基因玩家等）越来越成为尖端科技的发源地而更加难以监管、控制，就知道人类的处境是何等凶险了。[6，14]
（3）突破的结果。不破不立，突破了双刃剑思维定势，确立了“单刃斧思维”或“致毁知识思维”方式，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科技的负面作用及其应对之策。
（4）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初步开拓了科技巨风险研究、限时STS、限时科技伦理研究、限时社会风险研究、科技的总体安全观、低危技术、低危经济、粗放式创新、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知识安全学、科商管理、科技与商业（STB）以及科技转型、产业转型和社会转型等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9，15，10，16]
突破性工作的门槛很高，突破点四要素非常具体明确，只有想到、做到才能说的清楚周到，因此突破性成果难以假冒。突破点可以通过图位（知识地图定位）化展示，标明其在学术前沿的位置（从“座位化”到“图位化”是从官本位到创本位的一大进步）。从突破性成果具备的特征（突破点四要素）也可以看出笔者上述原创性工作的意义，即凡是没有自觉地以直面、批判、替代双刃剑思维为使命的科技风险研究，都不能真正解决科技风险治理、实现可持续创新的问题，也都无法与笔者的研究一争高下。
6 面对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人类已经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
知错和纠错能力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能力，如上分析，小的错误可以纠正，而大的错误极难纠正，关系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错误，从目前的情况看不可能得到纠正，因为同时具备四项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从道理上分析、还是从实际情况上看，都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现行的条件下，目前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之所以尚未发生重大灾难，仅仅因为重大错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灾难爆发的程度，这就像虽然刹车已经失灵，但是失控的列车不一定马上就出轨翻车。
凡事都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上述的判断与结论（包括人类已经丧失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等）是指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模式及各种条件下做出的，若发展模式转变、条件更新则可以避免悲剧发生。笔者提出“科技的总体安全观”和从“建设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转型，指出目前人类社会急需发生两大观念上的转变：一是科技重大安全的一票否决，强调科技从实验室-产品-用户-社会-环境的全程安全、总体安全。它包括底线安全、集体安全、可持续安全。底线安全就是即使恶意应用和军事应用也能避免或也能承受的科技才是可以接受的科技。对于一项技术，强调它有多少好处是不够的，强调为它做了多少安全措施也是不够的，关键是它能否避免被恶用、被误用、滥用，社会能否承受、能否化解它被恶用、误用、滥用的后果。即，科技如何发展首先不取决于其正面效应，而是首先取决于科技的负面效应，取决于社会能否承受、能否化解、能否克服科技的负面效应。实现科技转型与产业转型，创建底线安全（致毁知识零增长）的绿色科技是当务之急。由于尖端科技的正负效应不能抵消，所以是“一坏遮百好、一坏遮千好”。接续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笔者指出“最好与最坏不能抵消，所以人类的命运不是由最好与智慧决定的，而是由最坏和愚蠢决定的，是由能否化解最坏、能否承受最坏的决定的！第二项观念转变是人类已经进入危机决定的社会，未来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安全，人类生存的安全。未来首先不取决于建设和发展得如何而取决于对危机解决得如何，实现从“建设优先”“发展优先”“产销优先”向“安全优先”“解危优先”转型是重中之重和当务之急。这两大观念转变也正是笔者提出的两项新思想，前者称之为“安全优先的科技发展观”（也可称之为“科技的安全优先观”“科技的安全优先思想”），是科技的总体安全观的核心思想；后者称之为“安全优先的社会发展观”（也可称之为“社会的安全优先观”“社会的安全优先思想”），据此可以形成新的科技发展观与新的社会发展观，是实现科技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和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以两者为基础可以形成“安全优先的发展观”或“安全优先观”。它们与现在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为是资源耗费与环境破坏限制了社会永续发展，而“安全优先观”则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制约因素是知识危机、科技风险和科技危机，所以知识安全和科技安全是必须优先保障的。也就是说，当前世界的最大威胁与挑战并非能源资源快耗尽，而是致毁性“负废”增长太快要装满，即世界最大威胁与挑战不是“正能量”消耗殆尽，而是“负能量”越积越多，而且正负能量不能抵消！[16]
安全优先的科技发展观改变了现行的研究与制定科技战略、科技规划和科技政策的思路、规则和原则，改变了进行技术预见的思路、规则和原则。那些只考虑或只主要考虑科技正面效应的规划、战略、政策和预见，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必然会误导科技发展，乃至万劫不覆；安全优先的社会发展观改变长期以来的以经济发展优先、眼前利益优先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改变仅把资源、环境、气候问题视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的可持续发展观，主张“低危”比“低碳”更紧迫、也更重要，只有发动分配的革命，建立起激励均衡的贡献-分配制度，让满足人们可持续发展需要者与满足人们眼前需要者获得大致相当的激励和收益，让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崛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当前的任务就是从目前的建设优先、产销优先转变为安全优先、科技安全优先、解危优先。笔者界定新思想产生于实证研究的新突破，而不是简单的构思和说法（否则“出思想”也太容易了），即是因为在学术研究中做出突破性进展并产生新观念、新思维、新思想。因此，将以上两者称之为新思想，并非仅仅由于观点新颖，更是由于两项新思想的提出是来自笔者在事关科技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对策研究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果（因符合“突破点四要素”而可称之为突破性成果），这两项新思想是一系列深入、系统、突破性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并在创新性的系统研究的支撑下获得解释和传播（即使字面上已经有接近的提法，也不影响将它们称之为“新思想”），可谓解决大问题、产出新思想。
7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该文提出“目标对不准原理”“纠错纠不准原理”“囚车剑魔四大困境”和科技危机是最大危机，指出产生大错误的活动在纠正错误时，不是叫停活动，而是边运行、边争论、边纠错。在此情况下要迈过四道門槛（达成正确共识、预期共赢、共同有效行动、有关条件齐备）才可能纠正错误，而这极其困难。据此论证了在目前条件下人类已经丧失了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想到但是做不到”，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笔者将著名的囚徒困境和自己提出来的动车困境、双刃剑困境、魔戒困境与科技危机合称“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四大困境表明人类不断犯大错、大错误又难以纠正、无法抵消、不可分割，而且犯大错误的门槛越来越低，小人物也能犯大错误，犯大错误简单易行，泛滥成灾，这就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四大困境。在各种大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就是科技知识的错用和滥用，由此引发科技危机，科技危机是最大的危机，其核心是致毁知识不可逆、不可抵消、不可阻止地增长、积累与扩散。发现目前社会已经形成了“恐怖实现系统”，它与致毁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扩散的结合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和挑战，人类已经进入危变社会和危变时代。当然这也是最大的机遇，如果我国能够率先开展科技巨风险与知识安全学[16]、低危科技与低危经济[17]、可持续创新与发展（SID）等新兴领域的研究与践行，从改变观念入手，践行“安全优先的科技发展观”和“安全优先的社会发展观”，构建可持续研究与创新范式，从目前的建设优先、产销优先转变为安全优先、科技安全优先、解危优先，实现科技发展模式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更新有关条件，大幅提升纠正重大错误的能力，创造性地建立和运行“规定时间内达成共识、预期共赢、实现共同行动”的社会知行系统，则可以带领世界走上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道路。
可以说，在人类面临困境与挑战及其解决之道这一当代最重大的问题研究上，笔者独辟蹊径，通过发现人类面临的四大困境与最大危机及挑战（囚车剑魔四大困境、致毁知识不可逆增长与扩散所致的科技危机）、通过提出“集团/平台适配系统理论”指出只有通过分配的革命，让满足人们眼前需要者与满足可持续创新与发展需要者得到的激励相当（激励均衡），让满足人类可持续创新与发展需要的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崛起，才是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根本解决之道。并且为此初步研发出底线安全的科技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创新模式及科技转型、新的评价方式方法（即开放式评价、外行评价法，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更有效地评价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而且可以有效地评价学术成果的伦理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和前沿学者负责制、设计出云科学这种互联网时代的新型科学形态（科学4.0），以实现胜出机制的变革和学术市场的真正建立，在社会科学领域引发一场伽利略式的革命[18]，实现科学重心从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移，促成人文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结合而实现产业转型（就像一百多年前自然科学技术与工业深度结合一样），促成人文社会科学技术的崛起，从而实现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公共利益集团的崛起。[6，9，15]其中包括智库产业的崛起，因为小富靠产销、中富靠科技、大富靠博弈（这里的“富”是指财富和综合实力），智库的作用至关重要[19]。
目前国际上对科技风险研究虽然很多，但是比较薄弱、缺乏深度和可行性，这里以最富代表性的负责任研究与创新（RRI）和建构性技术评估（CTA）为例略加说明。负责任创新理论忽略了最重要的两个核心问题（要么没有明确意识到，要么没有找到正确路径，意识到了也解决不了），一是应该追问最不负责任、最危险的研究和创新是什么？二是实现负责任创新的主要制约因素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负责任创新？第一个问题应该是首要问题（是发现性的实证研究），因为它直接决定如何确认治理的主要对象、难度与紧迫程度，直接决定对科技风险与科技危机的判断，直接决定科技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此问题的忽视成为负责任创新理论的重大缺陷；第二个问题则是极其复杂的综合研究，对研究者的创造力与综合智慧提出极大的挑战。综上所述，在这两个核心问题的研究上，笔者的工作明显优于负责任创新理论，至少也是独树一帜。建构性技术评估的根本缺陷在于研究的出发点就错了，本应该面对整个世界来解决技术评估问题，却仅仅面对具体个例来解决技术评估，试图从技术发明与开发就开始塑造技术（而不是预测技术的后果进行预警）的想法是美好的，但是面对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实验室和不计其数的创客，一个一个地去塑造可行吗？来得及吗？具备所需的人力（足够数量的受过建构性技术评估训练的社会科学家）、物力和财力吗？且不说实验室内的科学家和创客是否接受。在科研上，发现一次、发明一次与发现发明一百次是一样的（因为新知识的传播极快、成本很低），因此，不能同时解决全世界的技术评估问题，就不能解决技术评估问题。用笔者提出的限时原则（或称时限原则）就很容易判断其存在根本缺陷。环境危机导致提出可持续发展，科技危机的揭示导致笔者提出可持续创新与发展，这是对可持续发展主张的必要补充和升级换代。可以说，从发现最大挑战到出思想指方向到出路线图和施工图，笔者为解决可持续创新与发展问题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可行的原创性解决方案。曾经成功应对自然灾害与战争灾害这一农业时代最大挑战的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新机遇，通过发动科技革命和分配革命，在世界上率先创建安全优先的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科技模式与社会模式，不仅是和平崛起，而且是创新崛起，在创造可持续创新与发展的新模式的过程中崛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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