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溪主人
中國古代中原王朝为了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修建了逶迤磅礴的长城，以作为重要的军事防御工程。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南方的湖南省境内，也有一处绵延数百里的防御性质的长城——苗疆边墙（又称南方长城）。
这座边墙的位置，正是古时汉地和苗疆的分割线，对于研究南方民族历史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苗疆长城宏伟程度虽不及北方长城，但由于南方复杂的地形会对基础建设构成巨大挑战，因此也堪称是一道南方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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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出现的苗民，仅仅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民族概念。直到明代以来，“苗”在汉人眼中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汉人有意识地根据苗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将其族类划分为几十支系。
当然，对古代汉人来说，“生苗”“熟苗”的划分方式更为方便。这一般是以接受中央王朝教化程度为标准进行区分的——已经编户齐民、缴纳贡赋的，往往被称作“熟苗”，反之，则以“生苗”冠称，简单粗暴。
随着古代中央王朝对苗民的认识进一步加深，苗疆也从一个较为含糊的地理概念，演变为国家与社会对苗民聚居地的泛称，具有了更深层次的政治意涵。反映在史书上，就是“湖南苗疆东、南、北三面周围七百余里，环列苗人二千余寨”。
苗疆，按照统治类型大致可分为流官统治、土司统治和生界三类。第一类，由朝廷直接任命流官进行直接统治；第二类则是朝廷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委任土司，借由世袭土司在地方的威望和实力进行统治；第三类生界，就属于中央王朝和地方土司都未能深入影响的“化外之地”，完全由地方苗民所占据、控制。
元明两代的政策多有延续性，为了深入控制西南地区，中央大举修建驿路，而苗疆就恰好位于从湖广通往云南、贵州的驿站路线之上。除此以外，以都司卫所的军管型政区为依托，在沿途更是修建了一系列的屯堡据点进行护卫。能否打通苗疆走廊咽喉，保障从湖广通往云南交通的畅通，事关西南经略的成败。
然而西南地区的苗民，由于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有别于汉人，又向来桀骜不驯，因此叛服无常。根据相关史料，仅在明代，朝廷对苗疆用兵多达数十余次，却始终未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苗患”。
既然难以解决，那就只能把他们围起来了。这就是南方长城的修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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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最初修筑的边墙，是以军堡的形式存在。
宣德五年（1430年），贵州铜仁、湖南湘西相继爆发动乱，明将萧授率先在自己所辖防区修筑二十四座军堡，包围其地并分兵戍守。这类军事戍堡，除起到防守作用外，还有收集情报之功效，同时也肩负着“教化招抚”的使命，标志着朝廷的统治力量已初步进入苗疆腹地。
然而好景不长，到正德、嘉靖年间，湘黔边的苗疆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叛乱，而朝廷也多次派遣大批军队进山征剿。此后明军改制，在西南改设十三处哨所，以收缩防御。同时，嘉靖帝也决定将苗疆委任给地方少数民族出身的永顺、保靖二土司代管，以减轻朝廷负担。
而那十三处哨所，同样借助了地方土司的土兵力量进行防守，不久后又增设了七营三哨，总计共二十三哨，初步形成了一个针对苗疆的弧形防线。
1615年，时任辰沅兵备参政的蔡复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观”为由，请求朝廷拨款，沿着原来的二十三处哨所，从铜仁至保靖，修建了一条绵延三百余里的边墙。
这条边墙最终于天启年间完工，只可惜在明清之际的西南战乱中，早期长城逐渐被废弃。近代学者在当地进行调查时发现，明代的边墙并不完全倚仗地形来修建，反而是由于汉人屯垦移殖的深入，影响了边墙的修建路线，而这条边墙直至清代，仍被政府视作汉苗之间的界线。
随着明末清初边墙的废弃，汉苗人民的往来也逐渐增多，不少苗人开始迁移到汉地定居。尽管如此，苗民叛乱仍然此起彼伏，清朝时，朝廷内部也再度出现了倡议修复明代边墙的声音，但都因为工程量大、财力有限，未能实施。
另外，清代也更愿意采用软性控制的手段，将苗民编户入籍，同时设立义学，试图通过教化的手段来使苗民“移风易俗”。此后，越来越多的生苗开始归附朝廷，并与传统的土司形成竞争，清朝反而不那么需要城墙保护边境了。
只是苗民的加入也未必全是好处。苗汉的人地矛盾随着苗人增长急剧升级，最终在乾隆六十年（1795年）爆发了清代最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这场苗民起义以贵州松桃厅为起爆点，迅速遍及了整个苗疆，直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才被清政府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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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苗民起义的规模，让清廷再次意识到了修建苗疆边墙的重要性。
傅鼐常年在西南任官，根据自己为官经验，摸索出了一套适用于当时苗疆的屯防政策。在其本人的主持下，新一轮的苗疆长城建设工程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新一代边墙长达一百一十余里，沿线各类汛堡、碉楼、哨台、炮台、屯卡等加起来接近一千二百个，平均每两百米就有一个碉楼或汛堡。与此同时，傅鼐还大力开展屯田工作，前后开垦了十二万亩耕地。
软性剿抚也在进行，苗民减负的政策逐步落实，最宽松的时候，苗民完全无须纳粮、当差。此外，蚕桑养殖业、纺织业的推广，以及茶叶等经济作物、玉米等高产杂粮作物的引进，改变了苗疆的农业经济结构，不但解决了苗民的口粮问题，还使得不少原本贫穷的苗民借此变得富裕起来。
因此此时边墙的功能主要侧重于“治苗”，而非明代边墙的“防苗”，而且汉苗之间的贸易往来也没有因为边墙的阻隔而有所荒废。
与北方长城内外的汉蒙交易类似，清廷以边墙为中心，设置了多个“墟场”，允许汉苗贸易。在官吏监督之下的边墙贸易，也减少了无良奸商对淳朴苗民的欺诈，缓和了汉苗矛盾，同时促进了苗疆的社会经济发展，给苗疆边墙在民国时遭到第二次废弃提供了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苗民的风俗习惯，朝廷在苗疆还保留了“苗族习惯法”，专门制定了适用于苗民之间的法律——《苗例》，也就是苗地自治的基本法。而中央彰显主权的象征，则是保留《苗例》的最高解释权，即特殊情况下也能用其他法律来处理涉苗案件，这对于清代西南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鉴于苗疆屯政中屯租带来的重大经济利益，民国以来的湖南军阀对湘西屯政控制权的争夺也颇为重视。20世纪30年代，湖南军阀何键和陈渠珍之间围绕屯政的控制权，更是引发了1936年的“革屯”请愿。
而在屯租最严重的地区，更是酿成了1937年的武装革屯起义。这批起义苗民，除了请求“革屯”外，还同时举起了抗日救国的大旗，成立了“湘西苗民抗日革屯军”，提出了改善苗民生活、耕者有其田等思想主张。
在军阀何键被调离湖南，军人张治中主湘后，双方通过和平谈判，正式废除了苗疆屯政，并由国民革命军收编地方武装，再统一组织前往抗日前线。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行之有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推进，阻碍交流的边墙再无必要重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飞速发展。原本作为区域性防御体系的南方长城，则变成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旅游资源，即将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湘西历史传统的一张魅力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