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梦莉
不知从何时起，吃瓜群众越来越多了。
不管是社会新闻还是娱乐消息，只要被冠上“瓜”的名号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看客们茶余饭后的消遣：碧绿的皮，血红的瓤，唇舌翻动之后，便只剩下满地黑色的瓜子，一片狼藉。
我亦是吃瓜群众中的一员。每天早上，我在睁开眼睛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手机上网找瓜，若是找到了有趣的“大瓜”，就转发到亲友群里，和大家一起其乐融融地分享。咔嚓，咔嚓，每一次咀嚼都会有红色的汁液顺着嘴角流下，落在衣襟上，像血，可是一旦用手指擦去，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动脑，不入心，这是吃瓜的最高准则。因为每个吃瓜的人都有可能吃到“假瓜”和“注水瓜”，与其事后懊悔，不如事先便做好心理准备，吃错了，“呸”一声便是，反正瓜田那么大，自己总能找到好瓜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好瓜呢？标准其实和文学作品基本差不多：要“狗血”，要刺激，要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最好再沾点风月。而且，吃瓜弥补了文学作品提供不了的情感阈值。众所周知，文学作品是有阅读门槛的，不管是多么下里巴人的作品——比如号称“老妪能解”的白居易——依然有其艺术的一面，需要读者沉下心来，去寻找，去发现，去共鸣。
相比于文学作品的虚化和泛指，吃瓜则更为具象化，而且可以满足人的窥探欲，发现他人生活的不堪，从而得以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点点，挥斥方遒：“虽然我没有他有钱、漂亮、优秀，但是我比他有道德。”
所以，越是乏味的生活，越是需要瓜的刺激，这是一种刻在基因里的欲望，即超脱于平庸的生活之外，酣畅淋漓地活一场。
早些时候，网上闹出了一则新闻，一个便利店的老板拍下来取快递的女子的正面照，与好友编造了一个“少妇出轨快递员”的瓜，发到群里供人消遣。这种绯闻向来最能刺激吃瓜群众的味蕾，一来二去，舆论发酵，被造谣的女子身败名裂，终将编造假瓜的二人告上了法庭。
这正是欲望失控的结果。当生活里的故事不断重复、无可终止时，人的欲望与需求得不到纾解，便会主动去编造一些故事，然后将其不断地复述与变异，直至瓜熟蒂落，人人大快朵颐。在这个过程中，编造假瓜的人自然是罪无可恕，可是吃瓜群众呢？我们难道没有残忍地、冷漠地伤及受害人的身心吗？
正如我之前所说，吃瓜是不需要逻辑性的，吃瓜群众要的是情绪的发泄，是一个逃离乏味生活的安全通道。然而，当这份思想的惰性被有心人加以利用时，人们对真相的追求就成为一场文字游戏的竞技：春秋笔法，似是而非，模棱两可……所谓流量为王的时代，其实就是比誰更能哗众取宠。
这也是我尽力回避讨论社会热点的原因。为了获取更多的流量，一些媒体会在报道中添加所谓的“噱头”，并尽可能地在字里行间煽动情绪，观点偏激，言之凿凿。在这样的情绪输出之下，记者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去做更详细的调查，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新闻的反转，就像在看一本奇诡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更奇诡的是，吃瓜群众鲜少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事实，或者说，他们宁可被利用，也不愿失去那份吃瓜的快感。我见过太多在新闻下义愤填膺的吃瓜群众，当这条新闻反转时，他们同样会掉转自己的枪口，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再一次在瓜田里冲锋陷阵，并且义正词严：“错的是传播假消息的媒体，我们吃瓜群众有什么错？”
吃瓜群众当然有错。一切就像苏轼所言，“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我读高三那年，班上转来一个复读生，成绩很好，但个性孤僻，沉默不语时，仿佛冬天的一场坏天气。同样是因为他的格格不入，突然有了他是乙肝患者的传言，有人扔了他的水杯和饭盒，而其他人冷漠地躲避着，好像在躲避某种病毒。
没有人想过去验证这个瓜的真假，可所有人都笃定少年有传染病，并心安理得地排挤着他。直到毕业前夕，少年将自己的体检报告摔在我们面前，并且当着所有人的面，从教室的饮水机里接了一杯水，然后一饮而尽——
整整一年，他被禁止从教室的饮水机里接水。
这个场景长长久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而光线却像刀子一般倒插进瞳孔。我记得少年苍白的脸色，记得他的背影像一张纸一样，慢慢地被雨雾浸透，慢慢地塌下来，最后爆发出一场委屈的号哭。
不动脑，不入心，对于吃瓜群众而言，我们只是吃了一个假瓜；可是对于受害者来说，我们在茶余饭后咀嚼的，是他人的生命、他人的生活。
坂元裕二说过一句话：“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所有人身上。所有的河流都连在一起，你流进我，我流进你。”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谣言也是。每一个吃瓜群众都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供人消遣的瓜。
所以，我们还是少吃瓜多读书吧，多去看看瓜田之外的世界。
图/王小坡 编辑/梁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