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在甲午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
这个文静瘦弱皇帝胸中的民族情感异常炽烈。启蒙不久，师傅翁同龢就经常和他谈起鸦片战争，谈起圆明园如何被毁，谈起咸丰皇帝的北狩*[shòu]（此处既不同于北狩原意“北方狩猎”，也比靖康之变和土木堡之变时的引申意“皇帝被掳到北方去”稍好，咸丰可算是仓皇出逃。编者注）。每当此时，翁师傅都会激动得面色潮红，鼻孔翕*[xī]张，热泪盈眶。翁师傅说，天朝上国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这是历朝历代都没有过的事！翁师傅还说，之所以屡战屡败，不在外国船坚炮利，而在中国人心不古，大义沦亡，没有人肯血战到底。其实那些西洋小国，全加起来，也不如半个中国大。中国每个人吐口唾沫，也足以把他们淹死。
每听到这里，小光绪就忍不住和师傅一起愤怒叹息。从很小起，他心中就埋下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等他亲政之后，一定要为列祖列宗报仇雪耻。所以，在日本引诱大清走向战场的时候，光绪立刻做下了冲上去的决定。
滞后百年的世界观
进入战争状态的光绪皇帝兴奋异常。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皇帝平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彻底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仿照他们的口气，雷厉风行地下达着一道又一道作战方略。在他的谕旨里充满了“决不后退”“决一死战”“迎头痛击”这类坚决、雄壮的词汇。他要率领大清，与日本一决雌雄，看看这个弹丸小国到底有些什么能耐。
然而，24岁的皇帝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光绪皇帝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失败，退守平壤。此时皇帝尚不以此小挫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本“迎头痛击，悉数歼除，毋得稍有退缩”。及至当年9月平壤之战，朝廷寄予厚望的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了全朝鲜。
皇帝大为震怒。他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拔去其三眼花翎，交部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人突破由中国三万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著名勇将宋庆，他的军队也是当时中国军队装备最好、最精锐的，中国军人的表现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的强大火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直到这时，光绪皇帝才不再埋怨清军不“敢于胜利”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经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皇帝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命令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皇帝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指责与恫吓拼凑出的领军方法
皇帝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必然演变成一场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不急于争锋，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以“持久”思想对付日军“速胜”方针的战略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持久战法的第一个提出者，这堪称他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历史贡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都纷纷表示同意。两江总督刘坤一即说：“现在唯有北固辽沈，西防宁锦，以保大局。不必急于争锋。”“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着。”
然而皇帝却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前进得越远，皇帝就越惊惶失措。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再上演一次仓皇北逃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已经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命令他们全力狙击日军。然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望。他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的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指责他们“玩误、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dòng hè]，动不动就以“有畏葸*[xǐ]玩延情弊，即按军律惩办”，“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他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而这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皇帝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也同样如此。
皇帝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皇帝对海军提督丁汝昌极为不满，认为他“畏葸无能，巧滑避敌”，要撤他的职，经过李鸿章力保，丁汝昌才侥幸留任，不过皇帝对丁汝昌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皇帝不懂海军作战规律，但是却屡屡瞎指挥。日军围攻威海，制定好了引诱北洋舰队驶出威海卫港在外海歼灭的战略方针后，光绪皇帝似乎是为了配合日军作战，屡次电旨催逼剩下的几艘战舰，出海作战。只是由于丁汝昌坚决不同意，才没中日本人的圈套。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皇帝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们“从重治罪”。在皇帝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即希望用战死来解脱压力。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然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被恢复名誉。
知识结构不合理养成的“傻白甜”
在这场战争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
回溯成長历程能够发现，传统教育造成了光绪的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他的头脑中除了四书五经、“圣贤心法”，空无一物。他对世界大势缺乏了解，甚至连那些西方国家叫什么名字都不甚了了。在挟炮舰而来的西方文明浪潮已经把古老的中国文明冲击得摇摇欲坠之际，他的头脑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在他看来，他的帝王生涯应该是坦坦荡荡，一马平川的，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圣人之道，而圣人之道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要成为一个成功的皇帝，唯一需要他做的就是自制、勤奋和毅力。
事实上，他是高分低能的典型。《瀛台泣血记》的作者德龄在叙述她经历的宫中生活时写道：“一个人只要在皇宫里住三五年就会变得愚蠢。”她指出，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外界绝少交流，见闻极为有限，生活极为刻板，极端迷信神权、迷信皇权，无形中造成一种凝固的空气。即使是一个天资高的人也会被束缚得失去聪明。
这座宫殿之城令人森然的封闭、保守和死寂，对光绪的成长构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虽然学习成绩良好，然而除了书本知识以外，他的大脑中却完全是空白。亲政之后，经常接触他的大臣们发现，这个年轻皇帝缺乏基本的社会常识和应变能力。在复杂的晚清世事面前，他表现出令人吃惊的单纯、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