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秋雨
“为什么限制女性身体，而不是枪支？”
“法官滚出我的阴道。”
“我们不想回到过去！”
5月的第一周，在芝加哥某大学就读的大二学生兰安琪发现，社交媒体与朋友圈子都在转发上述标语。这里是深蓝州的深蓝城市（蓝色指支持民主党），公众基本支持自由堕胎。兰安琪的身边同学每日出门集会，为女性生育自主权高呼。
兰安琪对南风窗回忆，支持堕胎的队伍“有一个很典型的标语—‘我早在50年前就干这个了（指堕胎）’”。她说：“很多人不相信2022年还能倒退回去。”
风波源于5月2日政治媒体Politico爆料指，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被提前泄露的“多数意见草案”，拟推翻1973年最高院判决的罗伊诉韦德案（以下简称“罗伊案”）。这关系到女性自由堕胎的宪法权利。
据称，9名大法官中的5人均支持推翻罗伊案，无论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站在哪边，结果都似乎已定。据民间研究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估计，若联邦层面不再保护堕胎权，美国50个州中将有26个会进一步限制堕胎。
最高法院5月3日对外确认该“多数意见草案”的真实性，但强调称，这不是最终决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告诉南风窗，自1990年代开始，堕胎在美国日益成为尖锐的社会和政治议题，“但越极化、尖锐，两党选民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就越相反”。
2020年金斯伯格大法官离世后，特朗普以27天的超快时间，提名保守派法官巴雷特接任。这是一名在大多数司法议题上与金斯伯格持相反态度的天主教徒，她在之前的法官生涯中曾两次投票限制堕胎。
巴雷特就任大法官前后，美国妇女组织发起数次游行，逾10万人参加，表达对罗伊案被推翻的担忧。
罗伊案是指，1970年代一名在得克萨斯州名为麦考维的妇女第三次怀孕后想要堕胎，谎称自己遭到强奸，但得州当时的法律规定，除非胎儿危及女性生命，其余一切堕胎属于非法。麦考维被迫生下孩子，这期间她在律师怂恿下，以罗伊的化名起诉得州达拉斯县的司法长官亨利·韦德。
经过三年的拉锯，罗伊案打至最高法院。1973年1月，最高法院公布了一项7比2支持堕胎的决定，裁定罗伊胜诉。负责起草多数意见书的大法官布莱克门，引用宪法第14修正案称，个人具有宪法保护的隐私权，“隐私权的广泛性足以涵盖妇女自行决定是否终止妊娠的权利”。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告诉南风窗，罗伊案的一大意义是，“确立了堕胎权属于宪法权利，各州都应该予以保护”。
按照罗伊案的判决，在美国怀孕的最初三个月，胎儿尚未成型，是否堕胎取决于妇女的意志和主治医生的医学诊断。但三个月以后，法律保护的侧重点转移到胎儿利益，各州允许制定法律“以与母亲健康相关的方式”限制堕胎。如果胎儿到了能自然成活的阶段 （第24到28周）以后，各州有权限制或禁止堕胎。
但“偏偏是这些关于胎儿成活标准的疑问，到底是受精的那一刻，一个月，还是三个月，成为罗伊案挥之不去的阴霾”，陈碧说。
据统计，全球76个国家允许在一定周数内因任何原因进行堕胎。“最常见的界限是12周至15周。”美国“是世界少有的十几个允许在怀孕15周以上堕胎的国家之一”。
陈碧总结，反对罗伊案的呼声在美国之所以如此激烈、广泛和持久，宗教的态度是重要原因。“其中涉及什么是生命、什么是person、什么是自由，争论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堕胎本身。”
就连自由派大法官金斯伯格，也曾在受访时表达对罗伊案判例的不满。
她认为罗伊案的裁决过于激烈，较快地在全国确认了宪法权利，未能使舆论赶上法院的脚步。“假设最高法院合理地宣布得州这一最具极端的法律违宪，而不是像罗伊案一样制造一种全面覆盖该问题的制度……就可能会有助于减少而不是加剧争议。”
激进的、全面推进女性权益的罗伊案，同时面临法理的争议。陈碧分析，最高法院将堕胎权确定为个人隐私权的时候，面临了一个解释难题：美国宪法文本并不存在隐私权。该权利保护，来自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的规定。而这属于最高法院当时的解读。“对于宪法是要原旨主义，不能做任何引申，还是允许合理解释，不同大法官态度不一。”
世俗与宗教、联邦与州权、法律文本与合理解释等争端，将罗伊案每每摆入风口浪尖。美国法学界逐渐形成一个共识：罗伊案是近200年来最高法院最具争议的判例。
尽管罗伊案近半个世纪以来引发争议，但不同民意调查有相似的结论：多数美国人认可堕胎权。
2019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62%的美国人认为，在所有或大多数情况下，堕胎应该合法。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21年的民调显示了相似的数字：当被问及是否应推翻罗伊案时，61%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保持现状。
但总人数的倾向无法囊括美国社会对堕胎权复杂、分裂、极化的态度。这些调查还指向同一点：是否支持堕胎与性别无关。宗教、党派成为主导因素。
韦宗友告诉南风窗，几乎是与罗伊案判例同时的上世纪70年代，民主党与共和党已经自动划分阵营—吸纳城市精英的民主党坚定地高喊支持堕胎，维护女性生育权；而以中部、南部选民为主的共和党人，则以禁止堕胎为口号，吸纳亲生命（pro-life）选民。
共和党人最早公开以堕胎问题吸引选民。1976年，共和党在党纲中加入反堕胎立场，招募基督教福音派人士加入运动。里根在竞选总统时高呼：“当一个社会抹杀人类生命一部分之胎儿的价值，这个社会也就贬低了全部人类生命的价值。”
事实证明，如此口号取得显著成效。1980年总统大选，为里根当选投票的一大主力，便是反对堕胎的宗教保守派和原教旨主义者。
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反堕胎人士詹妮弗·霍兰德总结道：“这些年你真的看到了反堕胎运动的力量，它不仅可以成为政党的一部分，而且可以重塑一个政党，要求其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政治统一。”
当政治力量介入堕胎议题后，美国社会两派的成见愈发不可调和。1991年的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分别有42%和41%支持堕胎合法。但到了20年后，支持堕胎的民主党人变成絕大部分，只有40%的共和党人表示支持堕胎。
除了公开将堕胎议题政治化，美国总统的应对“花招”是提名联邦法院法官影响司法。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曾总结，罗伊案成为判例之后，通过提名大法官改变最高法院力量对比，成为美国总统推翻或者维持罗伊案判例的一个重要政治谋略。
特朗普便是其中运气绝佳的总统。韦宗友说，特朗普上台前多次炒作 “堕胎”议题。他曾公开承诺，将从具有保守色彩的美国法律组织“联邦党人学会”提供的名单中提名法官。
而在一个任期内，特朗普不仅提名了3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提名了50多名上诉法院法官、130多名地区和初审法院法官，规模超过了奥巴马两任8年内所提名的法官总数。
2022年，三位获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果然“不负众望”，悉数投票支持推翻49年前的罗伊案。
负责起草多数意见书的阿里托大法官在98页的初稿中写道：“罗伊案必须被推翻”，“罗伊案滥用了司法权力，从一开始就错得离谱”。激烈的措辞与立场，在美国最高院中史无前例。
陈碧告诉南风窗，美国最高院的大法官是终身任期制，相对独立且不受民意裹挟。之所以最高院选择在这个节点推翻判例，是因为“保守派大法官人数增加，至少五位大法官态度鲜明推翻罗伊案—以前从不具备这样的力量”。
韦宗友也分析，基于保守派大法官占优的比例，罗伊案被推翻的可能性较大。
一旦罗伊案被正式推翻，受联邦宪法保护的堕胎权利将不复存在。美国各州将自行通过立法，决定是否禁止堕胎。“州议会的立法权限很宽泛，由立法机关提出法案，经过专门委员会审查，再提交议会的大会讨论通过。”陈碧介绍。
早在特朗普上台之初，美国部分保守州已经跃跃欲试，抢在最高院之前出台严苛法案。
2019年，亚拉巴马州通过HB314法案，规定该州除了会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安全的女性以外，其余人将不得以任何理由进行堕胎，哪怕是强奸、乱伦等理由。为女性堕胎的医生将被判处最低10年、最高99年的刑罚，远比一名强奸犯所面临的10年刑罚长。
不过，由于罗伊案的判例，HB314法案被判定违宪，不予生效。
根据支持堕胎权利的研究机构古特马赫研究所的数据，2022年，美国有六个州颁布了堕胎禁令，包括佛罗里达、俄克拉荷马、肯塔基、亚利桑那、爱达荷和怀俄明州，另有七个州禁止堕胎法已获得至少一个立法会（美国的州有各自的参众两院）通过。
美联社报道称，罗伊案只要一被推翻，美国有13个州的禁止法案即触发生效。
如此的改变意味着，身处保守州的妇女要想实施堕胎，不仅面临诸多限制，还可能需要漂泊千里赴自由派掌管的州才能堕胎。这些人为设置的阻碍，不仅限制了自由，还可能影响女性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一生。
陈碧也相信，当贫穷的妇女遇到更多堕胎的实际困难时，矛盾可能再度激化。
如今，在美国支持堕胎的示威游行队伍里，许多人举起了衣架或铁丝网。这是源于在美国仍全面禁止堕胎的年代，部分想要堕胎的女性将铁制衣架弯成钩子，在家里自行堕胎。血淋淋的历史，让热心女性权益的人士走上街头高喊：“堕胎权拯救生命”“堕胎是一种医疗健康”“堕胎不是肮脏的词汇”。
美国财长耶伦表示，限制女性堕胎权将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仍有过多未知摆在罗伊案面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政治极化的趋势下，人群间达成共识越来越难。部分分析人士指出，一向保密的最高院草案被提前曝光，或是民主党人士为之。这将在年内美国中期选举中，极大促进民主党人投票。
兰安琪有明显的感受。身处民主党城市的艺术院校，人们将支持堕胎当成一种政治正确。但身边来自南部保守州的亚拉巴马州同学，似乎从没人过问和倾听她的真实想法。
“双方都没有沟通的渠道。”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