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谕纪泽（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
字谕纪泽：
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kuí]，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zhuó]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之一快也。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尔读书易于解说文义，却不甚能深入，可就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
父涤生字
（版面所限，此封家书为主体节选。）
评 点
曾国藩将朱熹的读书方法以亲切晓畅的语言转授给儿子，这方法一为切己体察，二为虚心涵泳。
读书明理的重要方法
切己體察，就是联系自身去体会书中的话。他以儿子近日所读的《四书》为例。《孟子·离娄》的第一段说：“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这段话说的是仁政和法规的重要性。倘若处于上位者没有道德规范，下层百姓没有法规约束，则国家就会乱套。曾国藩说，他过去读孟子这段话时，体会不深，而这些年来作为湘军的统帅，已处于领袖的位置，也可称为“上位”，实践让他明白，处于上位的人必须在“道”的指导下，制定出合适的法规，而处于下位的人只能遵循法规去办事，假若人人都自以为是“道”的掌握者，只服从自我而不服从法规的话，军队就无法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团体。
又如此章的第四段。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这是一段名言，意为别人不能理解自己时，不要责备别人，而是要从自身寻找原因。同样，过去曾国藩也体会不深，做了统帅后他才明白，不能有效地管理别人，是自己智慧不足的缘故。他通过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深刻领悟圣人说教的例子，生动说明了“切己体察”实为读书明理的一个重要方法。
培养读书的“涵泳”心态
朱熹所说的涵泳二字如何理解呢？对此，曾国藩又连用几个比喻来深入浅出地对儿子加以阐释。笔者体会其意思应为，涵也好，泳也好，都是将圣贤所说的比作雨水，而将求知者的心比作承受其滋润洗涤的物体：花、稻、鱼、足等等。花、鱼等物对于雨水而言，一是欣然接受，置身其中，二是赖以而得生存、得快乐。雨水对花、鱼而言，则宜适中而不过度，让承受物只得其利而不受其害。具体地说，曾国藩希望儿子在读书时以轻松愉悦的享受心态去接受圣贤之教，而不是把读书视为苦事难事，从而生出厌烦甚至抵触的情绪来。
曾国藩一向不主张儿子死记硬背，也不要他一天到晚埋首书斋，而是常劝他多出门饱看山水，兼做点培植花木的事以调节生活，让一颗心活泼泼的。依笔者之见，这便是曾氏所理解的读书之“涵泳”心态。
如果说这封家书中，是曾国藩传授家人在读书方法上“质”的态度，那么在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写给儿子的另一封信中，他谈到了“量”的考量，即“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读书应有所选择
这封信里，曾国藩为儿子所讲的是由博返约、由粗到精的读书方法。为说明宜约宜精的道理，他举了韩愈、柳宗元、王念孙、王引之四人的例子。这四位大学问家，所读的书不过二三十种，又谈到自己所好之书也不过十余种。
古代书业界极不发达，读书人尚有学海书山的感慨。而今天著书刊行已成了一件极平常的事，光正规渠道出版的图书每年即不下十万种，还有形形色色的新形式读物更是不计其数，如何读书求学，本身便成了一门大学问。
其他学问不谈，倘若有志于中国古代学问即所谓“国学”者，依笔者看来，将此信中所列的韩、柳、二王、曾五人所读过的三十余种书读懂读通，“国学”根基大致也就差不多了。
曾国藩彼时虽已官至侍郎，身为统帅，但显然仍保持着一种学者情结，似乎再高的官职都不足以弥补他未成学者的缺憾。我们从这封信里也能够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早岁笃志为学，恒思将此十余书贯串精通，略作札记，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今年齿衰老，时事日艰，所志不克成就，中夜思之，每用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曾国藩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能为他补救。
先前的家信里，曾国藩曾对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吾不愿子孙做大官，但愿子孙做读书明理的君子。在这里我们更加明确地看出他期望儿子做好学深思并有传世著作的学者的心愿。撇开自己的学者情结不说外，他对儿子的这种期许，应该说是明智而实在的。
官场的诱惑力太大，故趋之者太多，随之而来的便是争斗太烈变数太多，故而由自己所把握的成分也就太少，获胜的机会相应地也就太少了。
而做学问既冷清又艰难，大多数读书人不愿意走这条路。但此事几乎全由自己所把握，外界的干扰对之影响不大，尤其是曾国藩信中所说的考订辩证一类的学问？ “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曾为尔屡言之矣”？ 更偏重于年复一年的日积月累的功夫，较之于偏重才华方面的诗文创作又有不同。《颜氏家训》说得好：“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文；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曾国藩并没有要求儿子成为诗文大家，因为那需要才情，需要天赋，而做高邮王氏父子的事业，靠的是“累功”，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是有望成功的。由此我们又看出曾氏家教中的另一特点：对子女的成才，不好高骛远，不寄希望于侥幸，而是求真务实，走踏实可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