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正面临历史性变迁的窗口期，如何站在战略高地，从变化和危机中找到机遇，走好财富管理新征程，是财富人群普遍关注的问题。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释放出关于2020年中国经济将往何处去的关键信号。
2019年末，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豐赢未来·财富论坛”于北京盛大启幕，这也是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在全国各地举办的“财智私行”系列活动的收官之作，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如是资本创始合伙人管清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等出席论坛并发表演讲。经济学家、业界权威在论坛上解读宏观经济、洞察未来趋势，探讨新经济周期下的全球资产配置与财富传承之道。
非常高興参加本次活动！中国经济的成长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扩展，资产管理服务进入了千家万户，私行银行业务方兴未艾，我们应该支持这一事业。
“周期”这个词大家都不陌生，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经济周期，在此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看法。事实上当我们说到“周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周期背后的物质基础。如果不把周期背后的物质基础揭示出来，那么这个周期就不成立了。现在我们所说周期的物质基础背后是指科技因素。美国《自然》杂志一篇文章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作者认为自爱因斯坦那一代人之后，再没有出现颠覆性的创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一批科学家，引领产生一批颠覆性的科学，这些科学用到技术上进行产业化，带动了经济上升的新周期。因此如果说周期的基础是科技的进步，那么创新发展显然是第一要务，这样的大发展理念就是坚持科学基础。大家都知道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理论，这个理论也很好地解读了我们今天所处的百年大变局。
事实上当下全球经济的趋势在上个世纪末就已经被意识到了。上个世纪末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美国学者向我推荐了一本书―美国学者加里·西林的《通货紧缩》，后来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现在虽已过去20年，但该书中的观点现在看来仍未过时：
1. 对新技术的投资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支持工商业全面快速增长的程度，其结果是形成周期的下降波段。
2. 这一阶段，实际上就是旧技术的全面使用与新技术投资大规模兴起之间的间距。
3. 推动先前经济上升的旧技术已过度利用，潜力耗尽。推动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技术虽已知悉，但还没有完全进入商业化开发利用阶段。
现在回顾20年前，当时美国对新技术的投资已经开始，但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支持工商业全面快速增长的程度，于是就形成了经济周期的下行波段。当时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这一点。而且美国的很多产业结构调整其实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展开的。
全球经济走势
目前国内外的共识度越来越高，即大家都普遍认识到，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增大。世界银行2019年6月份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再次揭示全球经济未来的下行风险，同时预测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2.6%和2.7%，比1月份的预测值分别下调0.3和0.1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9年10月15日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表达了与世界银行相同的悲观态度，2019年的世界经济增长被下调至3%，相比4月，调降了0.3个百分点，这也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实体经济下行，金融问题便会凸显。金融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债务风险阴魂不散，并构成我们经济社会各类风险的主要根源之一。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全球债务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增加了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246万亿美元，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升至320%。就是说，为了实现一个点的GDP增长，全球经济需要创造3.2个点的债务的增长，即3.2个单位的债务才能换来1个单位的GDP。由此现象，我们可以立刻得出一个判断：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变化的方向就是两者日渐疏远。这种现象同时还表明，货币政策在稳定经济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效力递减，未来我们只能更多地依靠财政政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近年来，去杠杆、并据以管控金融风险，成为我国货币金融政策的优先选择。
虽然减债和去杠杆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是全球的债务和杠杆率状况却是恶化的。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公布的《全球债务报告》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增加3万亿美元，总额达到246万亿美元，总债务占总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升至320%，此系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企业债务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最高，新兴市场企业和发达国家政府对债务增长“贡献”最大。IIF警告：政府应当控制债务水平，并针对未来风险建立缓冲机制。
在中国，2018年9月份以来政府债务增幅非常快，2019年还在继续上升。但与此同时，资本产出和投资率却在双双下降，如图1。
但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不一定是坏事。日本上世纪90年代经济出现了危机，市场上企业不投资，于是政府投资，以至于政府债务的杠杆率上升。此后这段时期被称为日本“失去的30年”。
图2圈中的这个时期，显示日本经济下行，日本政府加大投资。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投资上升了，但是产出下降了，因此整体经济还是下降了。为什么边际产出下降了？因为日本是一个技术型的国家，科学不行，资本的边际产出就不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鸿沟经济，但此后日本开始了很多科学发展计划、教育发展计划。现在的诺贝尔奖中我们经常听到日本获奖者，这跟当时政府发展科学的决定关系很大，在这张图上也可以看出一些趋势。因为投入搞科学研究短期是没有效果的，可能要在二三十年之后才能显示效果。这也是我们目前研究的课题，我们希望其中的经验可以被中国借鉴。我们更希望中国能够缩短过程的时间。
中国趋势
在讲到面临的很多问题之后，我们就希望分析中国未来趋势怎么样。我们做个比较，这不是一个很缜密的理论分析，只是一个比较分析。日本、美国、韩国、泰国、中国台湾地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经济都经历过从高速增长，到减速增长然后低速增长。
这样一个经济增长下行的情况从比较研究上来看要经历多久？短的要20年，长的要40年，就是说在工业化过程中经济高速增长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社会开始进入更高级的现代化阶段，这时候工业化发展开始逐渐变慢。国际经验显示，从经济高速增长到减速，再到低速，是一个自然规律，无一例外。
经济增速为什么会变慢？这是我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走上现代化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只感受那些痛点，更要感受这个过程的伟大。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经济增长出现过四次低谷。然而每逢低谷，都会发生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重塑经济增长动力。我国现在已经有1940多项改革。现在要做的就是落实。这些改革如果都落实的话，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平缓地走出去。
应对经济长期下行和金融风险日渐凸显的对策，只能是推行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改革。就像前面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调整就是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套全面的改革战略，在实体经济层面，改革的着眼点在于提升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着眼于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着眼于体制机制改革，目的是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领域的改革目标，就是通过金融结构的调整、通过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来提高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配置效率，推进技术进步和体制机制创新，助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提升潜在增长率，助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
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广泛涉及到市场、机构和产品。机构的发展有赖于健全的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而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助于走出靠借钱促进增长的怪圈，要继续发展资本市场，它有降低杠杆率的效益，2019年科创板的推出就是举措之一。而产品改革，是指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现在改革方向是非标的标准化，在下一步的改革过程中我们要管理好金融风险，因为金融是要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所以管理风险是一个要点。金融产品的开发有两大重点：其一，金融产品的开发和创新，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这就能从根本上摒弃那些不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仅仅为了学习外国，甚至仅仅玩弄技术的金融创新，更严厉杜绝了以监管套利为导向的那些“创新”。其二，在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时代，金融产品的发展方向应当是个性化、差异化和定制化的，这就与以传统制造业为主时代的大规模、标准化、批量化有了显著的区别。
面对百年不遇之大变局，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时代，为了促使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平稳转型，我相信大家同心协力，就能够在变化中处于先机。
注：本文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中国农业银行私人银行“豐赢未来· 财富论坛”上的演讲内容整理，演讲内容有所删减，未經本人审阅。整理/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