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
致诸弟（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
澄侯、沅甫、季洪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闻三河挫败之信，专安七、玉四送信回家。三十日，就县局回勇之便又寄一信。初五日，又专吉字营勇送九弟湖口所发之信。其时尚幸温弟当无恙也。兹又阅八日，而竟无确信，吾温弟其果殉节矣。呜呼恸哉！
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闳，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自去冬今春以来，吾喜温弟之言论风旨洞达时势，综括机要。出门以后，至兰溪相见，相亲相友，和畅如在江西瑞州之时。八九月后，屡次来信，亦皆和平稳惬，无躁无矜。方意渠与迪庵相处，所依得人，必得名位俱进，不料遘*[gòu]祸如是之惨！迪庵一军，所向无前，立于不败之地。不特余以为然，即数省官绅军民，人人皆以为然。此次大变，迪庵与温弟皆不得收葬遗骨，伤心曷*[hé]极！
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果有明征。嗣后我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力求和睦……
温弟殉难事，吾当另奏一折。九弟在湖北若得悉温弟初十日详细情形，望飞速告我，以便入奏。希庵有详信来，吾即先奏亦可。纪寿侄目清眉耸，忠义之后，当有出息，全家皆宜另目看之。至嘱至嘱。
（版面所限，此封家书为主体节选。）
评 点
曾国藩自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复出（自咸丰七年三月回祖籍为父奔丧并守孝），至写出这封信已有五个月了。复出本是为着援救浙江的，但走到南昌时，浙江之危已缓解。太平军由浙江入福建，朝廷命其带援浙之师由江西铅山进军福建崇安。九月上旬，曾国藩抵达闽赣交界的江西建昌府。这时老九（曾国荃）攻下吉安，遣所部回湘，自带护卫军千人来建昌与乃兄相见，在大营住了十余天，然后留下护卫军，自己回湘乡省亲。老九因克吉安之功，奉旨以知府尽先选用，并赏加道衔。
这个时候，老六曾国华正和李续宾一道，统率七千湘军在安徽庐州府一带与太平军周旋。在此之前，太平军在陈玉成和李秀成的指挥下攻占浦口、扬州，大败以德兴阿为首领的清军江北大营。趁安徽空虚的时机，李续宾、曾国华连克潜山、桐城、舒城，军锋直逼皖中重镇庐州府（今合肥市）。陈玉成挥师杀回安徽，在巢湖边的三河镇设下圈套，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李续宾、曾国华贪功心切，钻进圈套而不自知。十月初十，两军决战于三河，李续宾战死，七千湘军死了六千多，只有几百人侥幸逃脱，可谓全军覆没。战争结束后，到处寻找曾国华的尸体却找不到；直到三个多月后，才寻到他的无头之尸。
大国不平小家不安
李续宾统率的这支队伍，是在五年多前湘军草创时期省城“大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向为湘军精锐之师，其人数之多也居湘军各营之首。湘军自创建以来，虽然也打过不少败仗，但败得如此惨重，还是第一次。三河之败震惊朝廷。它不仅是江南战场上的重创，更给复出不久的曾国藩带来了极为沉重的打击。除李续宾是曾国藩眼中德才兼备的名将，他所领导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打击牵制敌军的劲旅这些原因外，令曾国藩痛心的另一个重要缘故：死的人中有他的胞弟及其嫡系人马。
曾国藩对这个出抚（将孩子送给族亲为嗣）叔父的六弟一向期许甚大。曾国华性格孤傲，自视很高，写起文章来多牢骚锋芒，也敢于做一些别人不敢做的事。这些都被曾国藩视为有豪杰之气，只希望他将暴躁的脾气改一下就更好了，故而为六弟取了一个“温甫”的表字。温者，温和也。但曾国华科场屡屡受挫，连个秀才也未中，曾国藩便为他捐了个监生，以便取得做官的资格。捐来的功名并未给他带来多大的欣慰，他依旧郁郁寡欢，落落寡合。烧到湖南的战火，给他带来了出人头地的契机。
曾国藩尚未受命做团练大臣时，三十岁的曾国华便是湘乡团练中的活跃人物了。咸丰六年三月，江西军事陷于困境，贛省与湘、鄂两省的通途都被切断，这时曾国华奉父命赴湖北请援师。湖北巡抚胡林翼将刘腾鸿、刘连捷、普承尧所部三千余人交由曾国华统领。这支军队在江西瑞州府、袁州府一带打了一些胜仗，缓解了江西的困境。在围攻瑞州府城的关键时候，曾麟书（曾国藩之父）病逝，在江西带兵的曾氏三兄弟均回湘乡奔丧。曾国华因出抚的缘故，一年满后即重返江西战场，给李续宾做副手。
曾国华算不上良将，但心高胆大。曾国荃打下吉安后，面对着吉字营三千人马的去留一事与两位兄长商量。老九的意思是全部裁撤回籍，老六却主张全部留下作为湘军的基本队伍，老大取中庸之道：酌留一部分。后来老九采纳了大哥的意见，留下一千人，其余的都裁了。
但依笔者看来，老六的意见更值得采纳。湘军此时虽有数万之众，但真正属于曾氏的嫡系人马却并不多，而最可靠的当然是自己兄弟所带出的人。吉字营为老九所招募，又在围攻吉安城的两年中经受了战争的锻炼且取得了胜利，是一支可资利用的军队，实在不宜裁掉，而应畀*[bì]以重任。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曾国华是个有心计有长远眼光的人，只是命运不济，兵败身死；倘若没有三河之败，其日后的勋绩当与老九不相上下。
时局不安更当团结和睦
对于六千湘军的战死和弟弟的身亡，曾国藩十分伤心。《年谱》上说他“悲恸填膺，减食数日”。在给诸弟的家信中，他以一家之长的身份首先检讨自己的不是。在家守丧时期，是曾国藩心情极为沮丧的时候，他因而变得性格乖戾，脾气暴躁，常常为一些小事责骂家人，兄弟之间多有争执。古人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戾”，曾国藩认为，这次的大变故，便是前一年兄弟失和所招致的。所以他告诫家人要以此为戒，今后务必力求和睦。其次前一年为着父母之坟改葬不改葬之事，兄弟意见不一致。为了表示对六弟的哀思，不管改葬之事与三河之败有无关系，都要改葬。三是去奢华，行勤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惜福”的观念，即对“福”要珍惜，不可滥用，滥用的恶果是福将变为祸，所谓“福兮祸所伏”也。什么是滥用？骄、奢、懒、贪是其主要表现。曾国藩是这个观念的笃信诚守者。他认为三河之变与家中人不惜福有关，故应从戒奢华行勤俭入手保住“福”。曾国藩以身作则，向诸弟保证不给自己的小家庭私寄银钱，所寄之钱，均由主持家政的老四经营安排。
面对着家庭所发生的重大不幸，力主团结和睦渡过难关，并借此机会整顿家风，将不良倾向杜绝于萌发之始。曾国藩的这种治家之方值得我们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