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从美国企业被要求撤离中国，到传美方考虑将中国概念股从美国证券交易所摘牌，并限制政府养老金投资中国市场，有关美国内部一些力量企图强推中美金融投资“脱钩”的报道和传言不时出现。且不谈这些措施付诸实施将怎样损害美国的国际信誉，单就经济利益而言，那样做将使美国直接受损更多。回顾一战期间美国从净债务国跃居净债权国的历程，不难看到这一点。
“不论从哪一方面讲，除了按日历计算，20世纪都应是从1914年的8月1日开始”。美国经济历史学家约翰·S·戈登这句评价道出了美国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在一战前后的巨变，国际投资地位又是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从殖民地时代起，美国就一直依赖从欧洲输入资本开展经济建设，甚至嘉庆六年（1801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间，经营广州怡和行的“世界首富”伍秉鉴也在美国投资了铁路、证券、保险等一批现代企业。19世纪晚期，美国已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人均收入也超过“日不落帝国”英国，但直到一战爆发的1914年，美国仍未改变其国际净债务国地位，海外投资排名落后于多个欧洲国家，且其海外投资远远少于外国在美投资。如果没有政治巨变，美国海外投资至少还需几十年渐进发展才能超过外国在美投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美国提前多年跃居国际净债权国。
1914年时，英国是蝉联多年、遥遥领先的世界第一资本输出国，海外投资总额约180亿美元，占当时世界资本输出总额的43%。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荷兰等国紧随其后。而美国海外投资35亿美元，占全世界资本输出总额的7%。外国在美投资为72亿美元，两相抵消，美国国际净债务37亿美元。
萨拉热窝一声枪响，将欧洲各国拖入大战，战费支出几乎一夜之间就猛增至那时的天文数字。一战爆发前几年，英国年度国防预算平均为5000万英镑，一战期间单日战费开支很快猛涨到500万英镑。而且这些战费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在美国采购物资。为筹措战费，欧洲国家不得不将在美国的投资大量变现。英国不仅对本国国民持有的美国证券开征股息税，而且允许英国纳税人以美国证券的票面价值支付所得税，英国财政部将这些证券转存到英国政府指定的在美采购机构摩根银行，摩根银行再将这些证券卖出。经过这样一番操作，到一战结束时，根据美国商务部《1927年美国国际收支》报告统计估算数据，英国总共出售变现了在美投资的70%，法国也将约7亿美元外国债券（主要是美国铁路债券）出售给了美国投资者。到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美国国际投资地位彻底逆转，从净债务国跃居数一数二的净债权国。这一年外国在美投资33亿美元，美国海外投资70亿美元，两相抵消，美国国际净债权37亿美元。除此之外，美国联邦政府还持有96亿美元对英、法等欧洲战胜国政府的贷款债权。美国对欧洲国家债权之高，以至于1929年—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债务政策竟成为决定危机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今天，假设在华直接投资的美企真的退出中国市场，并由此引发双方投资“兑子”操作，则必将导致中美双向直接投资地位逆转，且美国从中受损更多。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中国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中是净债务国，美国是净债权国。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底，美对华投资实际投入851.9亿美元。目前尚无2018年末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的官方数据，但根据2017年末的存量和2018年数据推算，截至2018年末，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为495.8亿美元，中方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中净负债356.1亿美元。换言之，倘若中美投资“兑子”，中国投资者获得的美资在华直接投资比中资在美直接投资多356.1亿美元。
不仅如此，美国在华直接投资企业水平、市场控制力总体高于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企业，前者多有技术、资本密集型500强跨国公司，后者则多属传统产业和中小企业。这样的“兑子”，谁受损更大，不言而喻。
同时，由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吸收外资比重较低，倘若中美关系走到双方投资“兑子”的地步，也不至于严重减少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截至2018年底，美对华投资实际投入851.9亿美元，在中国整体吸收外资中占比仅为4.2%。
要求美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实际效果如此，迫使在美股上市的中国概念股退市的实际效果也是一样。上市公司通过股市实际获得的融资来自一级市场发行新股所得，倘若其股票被逐出二级市场，并不会减少该公司资本，只是损害其股东投资人持有资产的流动性。换言之，就是损害持有中国概念股股票的美国股市投资者利益。如果这些公司被逐出美股市场后转投其他证券交易所上市，效果相当于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为人作嫁，上市公司受培养大大增强市场影响力后，转而助力别国竞争对手坐收渔利。
贸易战两败俱伤，但中国耐力更强。无论如何，我们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商业环境，为全球企业提供更好的发展平台。我们做好各方面准备，但仍建议对方“有话好好说”。▲
（作者是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