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康熙字典》作为一部重要的汉字辞书文献，近年来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学者都对其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与修订工作。文章主要是对当下台湾地区学者对《康熙字典》的修订与研究工作进行介绍与总结，对《康熙字典》台湾版本的修订依据与方法进行探索，同时也对近年来台湾地区学者对《康熙字典》研究的专著与论文进行全面的介绍。
关键词 台湾 《康熙字典》 《校正康熙字典》 《新修康熙字典》 《〈康熙字典〉研究论丛》
《康熙字典》成书于1716年，作为当时收字最多，体例最完备的汉字辞书，该书在中国古典辞书史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直至今日，《康熙字典》仍可以看作是一部保留了丰富语言文字资料的重要文献，其对于我国语言文字研究的重要作用毋庸赘言。当下大陆学者已经对《康熙字典》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也有很多修订本、简体字本《康熙字典》陆续问世。然而，对于《康熙字典》在台湾地区流传发展情况，大陆学界还缺乏一个相对全面系统的认识，本文以介绍台湾地区学者对《康熙字典》的修订与研究工作为目标，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全面综合地了解《康熙字典》在台湾地区的流传发展情况，同时这部分内容也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辞书发展历史。
一、 台湾地区学者对《康熙字典》的修订
《康熙字典》长久以来被很多学者诟病的原因之一是该书的内容讹误众多，这与成书仓促、编写人员调动频繁等不无关系。自该书成书以来，很多中外学者纷纷对该书中的讹误进行订正，这种频繁订误工作一方面说明这部辞书真的存在很多讹误，有学者估计《康熙字典》中所存在的各类讹误近万条[1]；另一方面，众多学者的订误工作也从侧面证明了《康熙字典》的价值，从古至今学者们反复修订的文献通常有着非凡的价值与意义，这才能促使历代学者不懈努力使其日臻完善。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的修订主要有两部著作，一是由严一萍校正、台湾艺文印书馆1964年出版的《校正康熙字典》；另一部则是由台湾地区学者高树藩主编、台灣启业书局1979年出版的《新修康熙字典》。
（一） 《校正康熙字典》
《校正康熙字典》共分上下两册，该书由日本学者渡部温订正、台湾地区学者严一萍校正。该书编纂的缘起是1956年台湾艺文印书馆曾翻印出版了日本学者渡部温校正版《康熙字典》二册，是书深得董作宾父子的赞许，董作宾先生阅后曾言“合王引之字典考证而重加修订，则将尽善而尽美”（严一萍1964）。于是，严一萍将日本学者渡部温的校正结果与清王引之奉敕订正本《字典考正》二者相结合，出版了这部《校正康熙字典》，并于1973年被台湾艺文印书馆再版。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日本学者渡部温对于《康熙字典》订正工作进行介绍。渡部温是日本江户、明治时期的著名学者，一生经历、著述颇丰，既有良好的汉学底蕴，同时精通英语，曾任职东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可以说是学贯古今中西。他曾在1885年与1887年先后出版了《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与《标注订正康熙字典》二书，此后二书在日本再版多次，情况如表1：
《康熙字典考异正误》与《标注订正康熙字典》二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于考异结果的安排形式上。《康熙字典考异正误》是将所有校勘成果集合成二册，而《标注订正康熙字典》则将存疑字头列于字典的页眉之上，在字典正文中亦将确定有误之处改正，可以说更便于读者使用。渡部温在其著中对于《康熙字典》“考异一千九百三十余条，订误四千”（渡部温1887）。其中考正《康熙字典》主要采用的方法是对校法与他校法。值得一提的是，渡部温在其著中利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中对于《说文解字》字形的考正结果作为重要的校勘依据，书中援引段注达849处（裴梦苏2014），可以说读者通过查考该书既可以获得较原书更加精准的文字训释信息，同时又可以间接了解当时中国学界对于汉字字形比较前沿、权威的观点。
董作宾为《校正康熙字典》写了序言，文中提及了渡部温作校勘记时使用的《康熙字典》版本问题，他提及：“猪野中行氏序云，渡部曾得到广东所舶载之字典，实即道光中王引之校订改正之殿版。今据订正本一一细校，以致原刻殿版之错误，仍复存在者不少，亦一缺憾。”（严一萍1964）之后，他又举例指出了渡部温遗漏王引之校改之处。他认为虽然渡部温对于《康熙字典》的考正细密程度要过于王引之[2]，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并未完全吸收王引之的校勘成果，致使校勘成果仍有待完善。在《校正康熙字典》一书中，严一萍则在渡部温《标注订正康熙字典》的基础上进一步修缮细节，将王引之、渡部温的校勘成果相结合，努力将《康熙字典》的讹误控制在最小范围，编纂出一个让读者更为满意的版本。以下表2中的三例正可以说明《校正康熙字典》对于《康熙字典》的校勘工作：
笔者比较了渡部温的《标注订正康熙字典》与严一萍的《校正康熙字典》二书，发现《校正康熙字典》并未对渡部温的原作进行大幅修缮，字典的字体、排版样式等疑仍沿用《标注订正康熙字典》，渡部温在页眉处标注的按语也并无大的改动，仅是在字典正文中对渡部温遗漏校正的错讹处进行直接订误。可以说这部《校正康熙字典》是结合了王引之与渡部温这两部《康熙字典》校正勘误的重要成果的佳作，这种校正后的版本要更优于一些将王氏、渡部氏校勘记附录其后之作，读者通过一次查询便可获得比较精准的信息，此举无疑使得《康熙字典》更加便于查考，发挥其辞书应有功用。
（二） 《新修康熙字典》
《新修康熙字典》共分上下两册，由台湾地区学者高树藩重修，1979年台湾启业书局出版，此后该书于1981、1984、1989、1995年再版，可以推断该书在台湾地区是很受读者欢迎的。高树藩曾参与过很多辞书的编纂工作，如《正中形音义综合大字典》（1977）、《文言虚词大词典》（1988）、《万人现代汉英辞典》（1988）等，可以说是一位辞书编纂经验十分丰富的学者。
据序言中所提供的信息来看，高树藩编著这部《新修康熙字典》竟达15年之久，可见著者编著此书时所花费的功夫与心血。这部《新修康熙字典》主要在三方面对《康熙字典》进行了改造：endprint
一是综合了前人校勘成果，对《康熙字典》加以修订。高树藩此版《康熙字典》主要结合了清儒王引之、日本渡部温的校勘订误成果，加以自身对《康熙字典》的订误，对《康熙字典》进行了相对全面系统的订误。如上文所举的三例，在《新修康熙字典》中都给予了校正。
二是对《康熙字典》释义体例进行了完善，具体改变如下：
1. 用特殊符号标注出字头的性质，用【】标注“常用字”（具有独立完整之音义，且出现频率一般为最高者）、标注“备用字”（具有独立而完整的音义，但出现频率一般为较次者）、标注“罕用字”（具有独立而完整的音义，但出现频率一般为最低者）、【】标注“同字”（未列独立音义，仅表示其为某字之古体、异体、俗体、简写、讹字者）、标注“残字”（或有音无义，或有义无音，甚有音义俱无者）。同时，在字头下，字典的编者也将该字的古文字形放入方框内进行特殊标注。这种用标注符号来界定字频关系与字际关系的做法是很有意义的： 一方面原来隐藏在《康熙字典》中隐晦的字际关系被挖掘出来，使其更易于被读者查考与使用；另一方面这种用简单的符号重新对文字性质进行了界定的方法，为原辞书增加信息的同时并未增加辞书的释义负担。我们以“一”部字为例来观察《新修康熙字典》对于文字性质的界定：
2. 标注释义层次，用、、……来为原《康熙字典》相对混乱的释义、引例注明释义层次。同时，还用方框的形式注明了所收录汉字的“异读”“异体”等信息。
我们以“万”“翁”二字为例来观察《新修康熙字典》释义体例上的改变：
3. 在每页左右两边标注该页所释字，在天头左右两侧标注所收录汉字所在部首与相邻的四个部首，这样的设计无疑使辞书的查检更方便简易。如“蛇”字在字典的1654页，在该页右侧记录了同页所释的所有字，即“蛀蛄蛇蛆蛉蚳蚿蛋蛅”，在该页的上方右侧天头处记录了“虫”部前后相邻的几个部首字，如： 行血虫虍艸。
4. 将原《康熙字典》版框内正文内容分为三栏，使每列字的高度縮减。近代很多大型辞书如《中华大字典》（1915）、《辞源》（1915）等也都是采取此类排版模式，这样做更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
三是对《康熙字典》内容进行增补。首先，注音方面增加了国语注音符号、罗马字拼音、四声及韵目，目的是“保留原书之反切，声韵，以便读览古籍；现增直音、注音、拼音，以便于发今音”，详见上例“万”字的注音。其次，为原书内容增加句读，以方便读者阅读，如上例“万”“翁”二字的释义中可见编者为释义加入了标点。最后，对原书附录内容进行调整，如增加了“篆文纂要”“十三经简介表”“廿四史简介表”“先秦重要子书简介表”“历代重要文集简介表”“四声韵母对照表”“国语注音符号与罗马字拼音对照表”“化学用字一览表”等，并删去了原《康熙字典》前附带的两部韵图、“检篇”以及“部首捷法”等。笔者认为，《新修康熙字典》对于附录的增删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所添加的一些附录内容，如“十三经简介表”“廿四史简介表”“先秦重要子书简介表”等的确可以帮助一般读者进一步查考原《康熙字典》所引文献，而除了一些对语言文字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外，很少有读者会关注以及使用《康熙字典》前附韵图，这种增删的举措无疑进一步加强了字典的实用性。需要注意的是，附录中的“篆文纂要”本为清代陈策所编写的一部按韵排列的古文字字形表[3]，字典的编者选取了该书的部分材料，并按照214部首的顺序对其内容进行重新编排，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字典。此前很多版本的《康熙字典》都标注了小篆，这些小篆字形通常都标注在字典正文的页眉之上，但是由于页眉的空间有限，除却小篆之外的字形往往无从安置，而且字典中所收录的字并非都有可对应的小篆字形，这就导致小篆与楷体的对应关系还需要读者自行判断、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查检的不确定性。《新修康熙字典》将小篆等古文字形放置在附录处统一处理，同时标注楷体字形，此举既增强了原《康熙字典》内容的条理性，同时也使得更多的古文字字形被收录其中，扩展了原书的内容。
应该说，《新修康熙字典》是当下所见的最优的《康熙字典》版本之一，一方面，它并没有对原字典的内容进行过多更改，而是尽可能全面地在原《康熙字典》的基础上进行有益补充，如加入便于现代读者阅读使用的注音以及工具性的附录表格等内容；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完善了《康熙字典》的体例，一些现代化的符号标注手段使得字典体例更加完善，说解、释义层次更加分明，更便于阅读与查考。因此，这部书不仅是对原《康熙字典》内容的补充，更是对原书体例的完善。
二、 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的研究
近年来，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既包括一些学术论文，也包括一些研究专著，主要涉及音韵、文字、辞书体例等几个领域。
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中音韵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于《康熙字典》前附韵图的研究上。对于《康熙字典》前附韵图之一的《字母切韵要法》，赵荫棠先生曾在1931年发表论文《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在此文中，赵荫棠对该韵图来源、演变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证。1984年台湾师范大学吴圣雄的硕士论文《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探索》对该问题进行了重新的审视与探索，该文利用了台湾师范大学所藏的赵荫棠藏书中的《大藏字母切韵要法》《大藏字母九音》等几部文献，从语音发展史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挖掘研究，试图寻找清初北方通语与现代国音之间的关系。此外，学者陈贵麟也曾在《〈康熙字典〉所附韵图的音系基础（初探）》（1994）一文中对《康熙字典》前附韵图音系问题进行探讨。该文主要也是从《康熙字典》前附带韵图入手进行研究，发现“（《康熙字典》）所附的韵图，似乎在官话中知系字有舌尖后音、舌面音及舌尖面混合音三种可能”的情况，这并不同于普遍认为的“知系声母在十八世纪初的读音已有舌尖后音的表现”。作者“通过音系基础来解释这种现象，判断韵图的改动跟同时代的南方方言或亲属方言有密切关联”。同时，借此也可以说明韵图中“祴摄的知系字会分布在齐齿跟撮口上”以及“来母用全清贴子、心审二母用次浊贴子”等异常现象。endprint
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文字、体例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篇。其中之一是“台湾中央大学”李淑萍博士论文《〈康熙字典〉及其引用〈说文〉与归部之研究》（2000），该论文于2006年由台北花木兰出版社出版，主要围绕《康熙字典》如何处理《说文》资料这一问题展开，探讨了《康熙字典》对于《说文》的几种引用形式，同时，该文将《说文》540部首体系与《康熙字典》214部首体系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各自部首体系归部原则以及合理性。此外，李淑萍还就《康熙字典》内在编排体例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细致的探讨，如对《康熙字典》释义、收录古文来源问题、《康熙字典》编者按语问题等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期刊论文以及会议论文，如《〈康熙字典〉“按语”释例》（1998）、《〈康熙字典〉古文例浅析》（2001）、《〈康熙字典〉古文溯源举隅》（2002）、《〈康熙字典〉解义释例》（2007）等。我们知道，对于辞书体例的挖掘与研究是基础且必要的，一些辞书编纂理念常常隐藏其中，李淑萍的文章系统且全面地从文献传承脉络、文字发展历史等角度对《康熙字典》编纂体例问题进行挖掘与梳理，并通过大量的例证辅助说明，让我们进一步厘清了《康熙字典》辞书内部体例与编纂原则方法，从而帮助我们更客观、科学地认识《康熙字典》在中国辞书历史上的得失。台湾学者张意霞则是将《康熙字典》所收录历代汉字字形作为研究资料，将其中同体文字以同体字组的形式进行观察，探讨同体文字造形上变化以及这些同体文字间的音义关联，就这一问题张意霞发表了论文《〈康熙字典〉同体字组研究： 造形篇》（2002），此后又与胡静君合作发表了论文《从〈康熙字典〉中同体文字看文字造形的演变》（2008）。台湾学者发表的与《康熙字典》相关的一系列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开拓了我们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让我们意识到不能孤立地看待一部辞书，不仅要从谱系的角度去观察辞书与前代辞书间的传承关系，更要注意这种谱系的演变在后代辞书中是如何处理与调和的，这一点在对于《康熙字典》前附韵图的认识方面有所体现： 这些韵图在编入《康熙字典》前有自身的来源与谱系，但是仅从韵图本身入手进行调查，我们很难发现这些韵图在传承过程中也经历了种种变化与改动，我们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系统的调查，才能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全面、客观的认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注意到《康熙字典》中文字资料的利用问题，通常我们是从文字使用频率以及正俗、正讹等字际关系的角度去关注《康熙字典》中对文字的收录问题，却很少将《康熙字典》中所收录的四万余个汉字当作一个整体的、宏观的样本进行观察，而台湾学者这种整体、宏观的调查研究方法无疑对我们当下对于《康熙字典》的研究是有所启发的。
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的研究还有一部比较系统的专著，是李淑萍所著、2006年台北文津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字典〉研究论丛》。该书较系统地对《康熙字典》的成书、版本、体例、归部、术语、按语、释义、古文收录情况加以介绍，可以说是当下《康熙字典》研究较系统、全面的一部综合性研究论著。读者不仅可以通过该书对《康熙字典》的成书、体例等情况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能通过该书对《康熙字典》校勘、修订的历史有所了解。作者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是十分细致深入的，如对于《康熙字典》部首归部问题，作者总结出《康熙字典》六种归部原则，这对于我们当下汉字部首研究也是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目前大陆学者对于《康熙字典》也有一定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对《康熙字典》进行专门性的系统研究，该书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此方面研究的空白。
台湾地区现在仍保留并使用着繁体字形，大陆则在经历了一系列文字改革政策后开始推行并使用简体字形，这种文字使用上的繁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康熙字典》在两岸影响力的差异，也决定了普通读者对于《康熙字典》的接受与应用程度。同时，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为何台湾地区学者对于《康熙字典》这部历史汉字辞书文献的热忱与关注。海峡两岸人民同根同祖、血脉相连，汉字不仅是两岸人民重要的交流、沟通工具，同时也承载着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记忆、肩负着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使命。因此，对于像《康熙字典》这样的大型历史汉字辞书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更能进一步加强和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与互动。近年来，随着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密切，大陆与台湾地区的学者都开始注意到了彼此的研究成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康熙字典》的研究工作。遗憾的是，当下对于《康熙字典》在台湾地区的修订与研究情况还缺少全面系统的总结，一些成果也很少被大陆学界所知，愿此文能弥补此方面的不足。
附 注
[1]山田清风《增订康熙字典》序：“《琢屑》所考八百四十条，《考证》所举二千五百八十八条，通计三千四百二十八条。虽不无相同者，亦不可谓鲜少矣。加之以余所增订则殆将万也。字典之纰缪，大约如此。”
[2]据李淑萍考证王引之《字典考证》共改正原书错误2258条。
[3]“其书亦依韵分编。每字下首列《说文》，次大篆，次钟鼎文。然不载所引书名，注亦率略。于字体无所辨证，殆仅为镌刻印章之用也。”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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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郎晶晶）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