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近几年新型智库发展迅速,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实体化不够就是新型智库建设中的一块明显“短板”。实体化不够的典型表现是:
第一,大部分智库都是非独立智库,都是从属于其他实体的二级单位。比如,几乎百分之百的高校智库都是从属于高校的,它们的人事和财务受到高校的严格控制。由于人事和财务受到母体单位的严格控制,智库就不可能建立自己的人力资源的配置、考核和激励制度,无法形成高效率的人力资源运行机制。人力资源是智库的核心,人力资源无法盘活,就没有人去真正推动智库的各项工作。其次,智库所有的营运都需要财务支撑,财务不独立,实际上智库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事权”,大事小事都得向上级汇报请示。上级主管部门负责人出于“卸责”的自我保护本能,倾向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智库的实际营运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智库全职人员数量和兼职人员数量比例不合理,兼职研究人员过多。根据CTTI数据,有一半智库的全职人员数量低于兼职人员数量,特别是高校智库,全职研究员数量只占全部研究員数量的三分之一。在智库建设中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智库的人力资源布局可以采取“小核心大外围”,“小机构大网络”的模式,“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实践中发现,这种做法属于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不大可行。首先,大外围大网络中的知名专家本来就很忙,整天飞来飞去,是各种会议论坛上的常客,自己坐下来做研究的时间都没有,又哪里有时间为自己关系不大的机构做研究。其次,由于上文提到的财务制度的局限性,智库不大可能给兼职研究员数额较大的劳务费,“购买”自己兼职研究员的“研究成果”在实际运作中很难操作。既然如此,兼职人员又有多少热情为所兼职的智库做义务劳动?另外,过于依赖兼职人员,不利于保护智库的知识产权和市场。智库把主要业务委托给兼职人员,那么兼职员工就和需求方直接建立了联系,结果很可能出现兼职员工直接把业务带走的现象。除非有明确的法律约定,签订保密协议等,兼职人员的研究成果作为智库的知识产权是不完整的,很可能造成智库知识产权的流失。
第三,智库总体规模偏小,即使把兼职人员算在内,58%的CTTI来源智库的雇员数量(含行政人员和研究人员)都在100人以内。如果剔除兼职人员,那情况更是不容乐观。以首批25家国际高端重点智库为例,除了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协等平台型智库外,其中大部分实体智库人数都不足百人。部分高校智库还要承担繁重的教学研究任务,并不能把智库作为主要工作。当然这里面也有巨无霸式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很难说是一个专业智库,它还承担着繁重的基础研究工作。为了推动智库化转型,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了16家新型智库,就是不得已的剥离非智库部分的做法。相反,被很多中国智库作为“对标”对象的兰德公司,作为地地道道的专业智库,2016年兰德公司的年度报告统计,拥有1776名雇员,为美国空军、国防部等机构提供战略和政策研究咨询服务,年营运收入达到3.08亿美金,人均研究咨询收入17.4万/年。2016年兰德公司完成了490份研究报告,500篇期刊论文。2017年,笔者考察了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其规模也让笔者大吃一惊。NORC拥有全职雇员637名,兼职调查员1500名。在社会调查领域是和皮尤智库一样知名的机构。兰德和NORC的规模告诉我们,在政策研究咨询领域也存在规模经济的问题,智库并非“小而美”,为了开展大型的长期的调查和研究,智库必须拥有适当的体量,实体规模偏小的智库是无法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的。
因此,实体化是新型智库健康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智库数量的扩张,挂更多的新牌子已经没有必要,建制和番号有了,下一步的任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加强“内涵”建设更加紧迫,实体化是内涵建设的重中之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