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怡 郑蕾 朱光月 刘凯
摘要:根据山东省17个地级市163个家庭农场的问卷调查结果,利用SFA和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评价了山东省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利用Tobit回归分析法分析了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是163个家庭农场之间、17个地级市之间以及地级市内部家庭农场之间的生态效率均表现出较大差异;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劳动力投入量以及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正向影响,家庭农场农药使用量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负向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
关键词: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F324.1;F304
文献标识码:A
D01:10.3969/j.issn.1003-8256.2019.03.013
0 引言
家庭农场通常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面向市场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把家庭农场作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可以说,家庭农场经营对于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发展大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求农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提高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人地协调发展的关键[1]。新农业的发展只有做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兼顾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与政府的扶持,并在其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为美丽乡村建设做出贡献。
随着家庭农场迅猛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其研究也日益增多。关于家庭农场影响因素,国内大都认为农地政策及土地流转制度、资本投入、耕地资源、农业技术水平及机械化程度、家庭农场经营人员素质、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程度、产业化发展等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主要因素[2-5],而国外部分学者认为信贷条件、信息环境则是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因素[6-7]。关于家庭农场评价,张琛等构建了经济绩效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资源禀赋竞争力三项指标来评价农场绩效[8].Manevska-Tasevsa等采用综合指标DEA评价与Tobit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西非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进行测度评估[9],何劲等研究发现美欧国家建设现代农业把生态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与安全放在首位,并且其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评价方法多样,评价指标构成少而精准适用[1O]。综合来看,我国家庭农场的理论研究仍较薄弱,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且现有对家庭农场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家庭农场的经济效率,对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与探索。本文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163份有效家庭农场调查问卷为样本,基于SFA模型对山东省十七个地级市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进行评价;利用Arcgis10.2对17个地级市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山东省家庭农场的空间联系;利用MATLAB软件对农场生态效率做泰尔指数,分析山东省各地级市之间以及各地级市内部的生态效率差异;运用Tobit模型研究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在理论方面,通过研究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有助于丰富家庭农场的研究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家庭农场的理论体系;在实践方面,研究结果可以为山东省家庭农场提高生态效率提供参考与借鉴,从而有助于山东省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
1 评价方法及数据说明
1.1 评价方法
1.1.1 SFA模型
Farrell首次提出了技术效率的前沿测定方法,在理论界得到了广泛认同,成为效率测度的基础[10]。在20世纪70年代,Meeusen等和Aigner等同时提出的SFA模型是定量测算效率的有效工具[11-12]。Battese等针对面板数据先后提出了改进模型,为模型设定添加了时变系数,自此SFA得到广泛的应用[13-14]。SFA模型作为分析多投入单产出的计量经济方法可以对自身参数和适用性进行检验,能有效区分统计误差项和管理誤差项,避免不可控因素对无效率产生的影响,使结果更接近于实际。
SFA是前沿分析中参数方法的典型代表,即需要确定生产前沿的具体形式。与非参数方法相比,它的最大优点是考虑了随机因素对于产出的影响。SFA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度量n个决策单元T期的技术效率(TE),每个决策单元都是m种投入和一种产出。对于该面板数据问题,SFA最常用的模型基本组成如下:
1.1.2 Tobit回归分析
为了测度SFA评估出的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以及其影响程度,先用SFA模型评估出不同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值,再用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影响生态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直接进行回归,其参数估计值会出现偏差且不一致的情况。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因此本文采用Tobit提出的阶段回归进行分析[15]。
1.2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为了准确获取山东省家庭农场生产和经营的相关数据,本研究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支持下编写了《关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与品牌建设调查问卷》,选择17个地级市200个具有代表性的种植型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回收问卷200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163份,有效率81.5%。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数据清洗、数据挖掘及可视化展示,了解山东省17个地级市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情况,为后续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可靠的数据基础。
由于生态效率着重于资源环境收益与经济利益的相互统一,因此,在现实生活的应用中,常常把经济收益性指标当作产出指标,将资源等投入成本当作投入指标。在本文中,将农场每年化肥使用量、农场每年农药使用量、农场每年灌溉用水量、经营农场的土地面积以及农场每年投入的劳动力总数这五个指标作为生态效率分析的投入指标,将农场平均每年收入作为产出指标,从而构建出评价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如表1表示。此投入与产出指标所使用的数据均来自调查问卷。
2 评价结果
2.1 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个体之间发展差异较大
对SFA模型测算的山东省163个家庭农场的相关投入产出指标数值、生态效率值进行分析处理,结果如表2所示,生态效率平均值为0.61,说明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整体处于中等较高水平,163个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最大值为0.84(最高为1),最小值仅为0.18,标准差为0.18,从生态效率测度的角度来看,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值差异比较大。本文所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内部展现的巨大差异很好地解释了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存在差异的原因(表2)。163家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总收入最少为-22万元,最高是540万元,标准差为92.40,可见家庭农场的收入差距较大,甚至部分农场处于负盈利状态;每年化肥使用量最大值为39000千克、最小值为0千克,每年农药使用量最大值为9600千克、最小值为0千克,农场化肥使用量标准差达到4106.54,农场农药使用量标准差达到1237.95.一定程度上表明山东省家庭农场化肥、农药使用量差异悬殊,进而导致了生态效率不均衡的结果。正是由于不同家庭农场在收入、化肥使用量、农业施用量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所以直接导致了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差距较大。
2.2 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在各地级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在本研究所调查的家庭农场中,威海市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平均值最高,为0.7050,东营市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平均值最低,为0.4359,山东省17地级市SFA效率值得分中11个地级市生态效率超0.6。其生态效率平均值的变异系数为12.56%,体现出这17地级市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异。整体上,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将各地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值划分为五个等级(图1),威海为第一等级,日照、泰安、枣庄、济南为第二等级,青岛、滨州、莱芜、济宁、临沂、淄博为第三等级,烟台、潍坊、聊城为第四等级,东营、德州、菏泽为第五等级。可见,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在各地级市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经调查研究发现,高生态效率地级市经营农场的土地面积大、农场每年农药使用量与农场每年投入劳动力总数少;而低生态效率城市农场每年化肥使用量、农场每年农药使用量、农场每年灌溉用水量相对多,经营农场的土地面积小且劳动力投入多。可见,家庭农场每年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量、灌溉用水量、劳动力投入量以及经营土地面积能够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产生区域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2.3 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空间随机分布,在地级市内部同时存在差异
利用ArcGIS 10.2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Moran'sIndex为0.119298、z- score为1.019637、p-value为0.307901.p-value>0.1不显著,接受原假设(图2)。山东省17地级市生态效率值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状态,区域间的相互作用微弱。随机分布表明生态效率空间分布缺乏规律性。
泰尔指数是衡量区域差距的重要指标,其优点在于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山东省17地级市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泰尔指数为0.279,组间差距为0.082,组内差距为0.195(图3)。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发现17地级市之间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差异小于各地级市之内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差异,家庭农场不仅在地级市间存在较大差异而且在地级市内也存在较大差异(表3)。
3 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Tobit回归分析法分析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令选取的六个指标为自变量(lxl为每年化肥使用量,lx2为每年农药使用量,lx3为每年灌溉用水量,lx4为经营的土地面积,lx5为投资规模,lx6为农场每年投入的劳动力总数),生态效率为因变量。则由表4可知,每年化肥使用量、家庭农场每年投入的劳动力总数、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3项自变量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呈正相关。每年化肥使用量与生态效率的生产函数系数为0.197,表明化肥使用量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呈正相关,进一步说,提高土壤肥力是改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家庭农场每年投入的劳动力总数,与生态效率的相关系数为0.05,可说明,家庭农场投入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农场的生态效率越高,究其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源的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表征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投资规模,投入越大,则生态效率越高。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生产函数系数为0.462,即家庭农场的投资规模越大,对其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家庭农场每年农药使用量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呈负相关,它们之间生产函数系数为-0.124,即农药的大量使用相当程度上会造成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下降。
每年灌溉用水量与生态效率没有显示直接关系,這可能是由于不同类型与规模的家庭农场需水量不尽相同。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土地面积与生态效率也不存在显著关系。
此外,统计分析了163份问卷中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经营理念,利用Python将经营理念进行分词,统计出现频次,频次越高,则在图中的字体越大。结果如图4所示:绿色、健康、无污染等相关词义的词语出现频次很高,这说明绿色环保意识在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者中普及较广,有利于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提高。另外,自产自销也是出现频次很高的词语,这从侧面反映了当下山东省家庭农场的农产品销售渠道还比较单一。诚信也是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说明山东省家庭农场经营者经营素质很高,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对于农场的品牌建设与发展有潜在的促进作用。同时,品牌的出现频次相对较低,这表明,农场经营者的品牌意识有待提高,而对于已注册品牌的家庭农场,其品牌建设一般以绿色理念为基础,对农场生态效率的提高有正向促进作用。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带动下,山东省17个地级市的农民已打造起了规模不一、特色各异的家庭农场。但目前还存在家庭农场经营者专业技能培训不足、经营能力欠缺的问题,家庭农场的经营也面临着土地流转困难、缺乏资金支持、生态效益不高,品牌建设缺乏动力的困境。本文以山东省17个地级市163份有效家庭农场调查问卷为样本,基于SFA模型对山东省十七个地级市的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进行评价,综合运用Arcgis10.2和MATLAB软件研究了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差异,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整体水平较高,但发展差异较大,这种差异表现在163个家庭农场个体之间、17个地级市之间以及地级市内部;家庭农场化肥使用量、劳动力投入量以及经营规模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正向影响,家庭农场农药使用量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起到负向影响,家庭农场经营的土地面积对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影响不显著。因此,山东省家庭农场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进一步提高生态效率的同时,尤其需要注重调控家庭农场之间的发展差异,实现家庭农场协调发展;此外,山东省家庭农场还应重视土壤肥力,控制家庭农场每年农药使用量,适度扩大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加大对其劳动力的投入量,以进一步促进家庭农场健康持续发展。
4.2 展望
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家庭农场需要提高生态效率促进自身可持续发展,并且通过提高生态效率可以进一步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本研究在调查问卷基础上通过SFA、空间自相关分析等方法评价了生态效率及其空间差异。今后在宏观方面,需要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讨生态效率空间差异的驱动机制,从空间均衡、缩小区域内差距的角度推动山东省家庭农场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进行持续动态调研,注重家庭农场生态效率在时间维度的演化研究,分析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规律;在微观方面,需要分析典型家庭农场生态效率提高的路径与建议,以产生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的示范效应;另外,本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种植型家庭农场,今后可以强化养殖型家庭农场生态效率研究,并且对两种类型的家庭农场进行对比,共同促进山东省家庭农场优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凯,任建兰,李雅楠.基于供需视角的黄河三角洲人地关系演变[J]经济地理,2018,38(5): 37-43.
[2] 许月明.土地规模经营制约因素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6,(9): 13 -16.
[3] 陈永富,曾铮,王玲娜.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13个县、区家庭农场发展现状的调查[J].农业经济,2014(1): 3-6.
[4] 麻小燕,李小红,孔令孜,等.我国家庭农场研究进展[J].南方农业学报,2014,45(10): 1892-1896.
[5] 阮荣平,周佩,郑风田.”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化发展状况及对策建议——基于全国1394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数据[J].管理世界,2017(7): 50-64.
[6] Ureta Bravo, son Even. Family farm sustainability in southemBrazil: An application of agri - envlronmental indicators[J]Ecological Economics. 2008(66): 243-257.
[7] Oszmianska M. Role of market information in functioning offamily farms [J]. Zeszyty Naukowe Aka-demii Rolniczej weWroclawiu. Rolnictwo. 1997(137): 117-127.
[8] 张琛,黄博,孔祥智.家庭农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与分析——以全国种植类家庭农场为例[J].江淮论坛,2017(3): 54-60.
[9] Gordana Manevska-Tasevsa. Efficiency Analysis of CommercialGrape Producing Family Farms in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D].Uppsala: Dept. of Economics. 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Sciences。2011. 21-40.
[10]何劲,祁春节.中外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评价比较与借鉴——基于湖北省武汉市家庭农场经营绩效评价体系构建[J].世界农业, 2017(11): 34-39, 178.
[11] Farrell. M. J. The measurement of productive efficiency. Joumal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ries A-General. 120(3) . 1957.253-290.
[12] Meeusen W. Broeck J V D. Efficiency estimation from Cobb-Douglas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composed error . IntemationalEconomic Review. 1977, 18(2): 435-444.
[13] Aigner S L P. Formulation and estimation of stochastic frontierproduction function models . Joumal of Econometrics. 1977. 6(1): 21-37.
[14] Reinhard S. Lovell C A K. Thijssen G. Econometric estimationof tecllnical and environmental emciency:An application to DutchDairy Fams.American Joum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99,81(1):44—60.
[15]趙哲,白羽萍,胡兆民,等.基于超效率DEA的呼伦贝尔地区草牧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J].生态学报,2018,38(22):7968—7978.
[16]任重,薛兴利.家庭农场发展效率综合评价实证分析——基于山东省541个家庭农场数据[J].农业技术经济,2018(3):56—65.
[17]蔡颖萍,杜志雄.家庭农场生产行为的生态自觉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J].中国农村经济,2016(12):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