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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研究

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研究

王晓瑜 周毓文 刘梅芳 刘凯

摘要:运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全国及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水平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水平,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有限;第二,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阶段,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剧烈,既存在胁迫效应,也存在约束作用;第三,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全国属于轻度失调型,大部分省区属于轻度和中度失调型。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关键词:城镇化;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中国

中图分类号:F290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3-8256.2020.02.011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8DJJJ01),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J18RA179)

0引言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特定区域范围内的资源与环境条件对人类生产活动与生活活动的承载能力,尤其是区域内资源环境数量与质量对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承载能力,并且进一步包含了资源环境作为承载体对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功能适宜程度及规模保障程度[1]。对于一个城镇而言,具备一定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其发育和成长具有重要作用,并且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样需要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基础条件。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资源结构性短缺但消耗量大等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附加了更加尖锐的人地矛盾,反而使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随着城镇化水平超过50%,我国城镇化也逐渐进入转型发展阶段,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已成为专家学者的普遍观点[2-4],“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也成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特别要求,并且“五化”协同理念同样要求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协调[5]。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可以视为复杂人地关系的一种特殊类型,探究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对于实现二者协调有序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指导作用[6-7]。

从目前国内已有研究来看,城镇化与自然基础的耦合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方面,相关学者对全国、省域、市域等不同尺度和类型地区的城镇化與生态环境耦合关系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8-10],并且取得丰富研究成果。然而在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方面,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资源环境对城镇化所产生的作用,这种作用既包括基础作用[11-12]也包括约束作用[13-14];第二,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的不同形式的影响,在理论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基础上得出城镇化对资源环境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的观点[15-17];第三,城镇化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18-20],既研究了单一资源环境要素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也研究了综合资源环境各要素与城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总结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亟需在整合已有研究基础上,根据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展开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研究。因此,本文以人地协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理论指导,通过指标体系及耦合度、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在空间上的耦合关系及匹配规律,提出实现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丰富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且为指导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1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

1.2指标体系

分别从城镇化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两个维度建立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指标体系(见表2)。通常认为,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4个要素由农村向城市集聚或转变的过程,因此,城镇化评价准则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四方面选取。其中,人口城镇化评价指标主要用城镇不同属性人口比重反映;经济城镇化评价指标主要用与GDP相关指标反映;社会城镇化选用居民收入、就业和生活情况的相关评价指标;空间城镇化主要用反映面积的评价指标反映。资源环境承载力表示资源环境作为承载体对作为承载对象的支持与承载能力[1,21],通常反映上限容量范围内的资源环境的质量与数量对特定经济规模、城镇规模、人口规模的承载能力以及资源环境所能承受的开发强度[22-23]。由于本文主要立足于资源环境条件对城镇化的保障程度,因此从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支撑能力两方面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其中,资源承载力主要选取水、土、森林、湿地等典型资源指标;环境支撑力主要根据污染物的排放及处理处理情况选取指标。选取指标时坚持科学性与可量化、简明性与独立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稳定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指标选取原则,所需数据源于2018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研究对象为全国以及除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其他31个省级行政单位。

其次,从经济新常态的“新动力”特点来看,我国城镇化“土地红利”模式需要创新。由于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优势逐步弱化,我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我国“土地城镇化”速度高于“人口城镇化”,“土地红利”在过去30多年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随着土地成本提升以及土地管理制度更加严格,大规模扩张建设用地已不现实,因此需要创新城镇化的“土地红利”开发模式,由原有的粗放开发模式向集约节约利用模式转变,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减少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浪费现象。

3.2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要求城镇化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应该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保障作用,可从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格局三方面入手。

(1)要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建立城镇化的资源安全保障。我国资源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并且人均资源拥有量少,城镇化发展又需利用大量水、土、矿产等资源,因此要把资源的节约利用作为城镇化发展转型、建立城镇化资源安全保障的突破口,实现水、土和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通过城市的“精明增长”实现节水型城镇建设以及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高,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鼓励节能降耗,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

(2)加大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加强环境污染治理。面对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需要在环境污染治理投入的基础上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水、大气和土壤环境的改善,完善相关环境标准,严格环境准入制度,根据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质量优化产业布局,淘汰落后产能和生产工艺装备,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突出问题。

(3)注重生态功能的作用,构筑城镇化生态安全屏障。对于生态脆弱或资源环境条件差的区域,要严格限制城镇规模并控制人口扩张,城镇化发展方向、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方向不能与生态功能区相冲突;加强生态敏感区与生态脆弱区的保护或管制,提高生态功能区的地位,以山脉、水系、林带、海岸带为保护屏障,构建支撑城镇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

4结语

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不仅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特别要求,并且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研究其耦合关系有助于丰富城镇化与资源环境关系领域的研究内容,并且对于促进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指导意义。本文通过研究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现阶段全国及大部分省区城镇化水平超出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对城镇化的支撑能力有限;(2)全国及各省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处于拮抗阶段,二者的相互作用关系比较剧烈,既存在胁迫效应,也存在约束作用;(3)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部>西部>中部的空间格局,全国属于轻度失调型,大部分省区属于轻度和中度失调型。针对上述结论,提出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的对策建议:在经济新常态下推进城镇化适度适速发展、创新“土地红利”模式;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契机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加强环境污染治理、构筑生态安全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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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Coupling Relationship in China

WANG Xiaoyu,ZHOU Yuwen,LIU Meifang,LIU Kai(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is academias consensus and State New Urbanization Plans requirement.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indicator system is established, China and all provinces coupling relationship is studied by using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urbanizations level is higher than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level,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supporting capacity is limited; China and all provinces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s coupling relationship is in rivalry phase, stress effect and restraint func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are all existing;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s spatial pattern is east region>west region>central region, China and all provinces belong to mild and moderate disorder. Suggestions are as follows: propel urbanization moderation development and innovate land dividend in the new normal; realize resources continuous utilization, strengthe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construct the ecological security barrier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urbanization;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coupling relationship;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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