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诗林
摘要制订符合辞书特点的科学而实用的引书体例,是辞书编修的一项重要工作。文章梳理了百年《辞源》引书体例的历史概貌,介绍了《辞源》第三版引书体例编订的原则,提出了尚需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关键词《辞源》第三版辞书修订引书体例
一、 引言
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辞书——《辞源》,1931年出版了《辞源》续编。1979—1983年,《辞源》修订本陆续出版。2007年,商务印书馆在广泛征求各界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再次启动修订工作,历时八载,于2015年10月出版《辞源》第三版,同步推出网络版和优盘版。
作为一部兼收古汉语普通词和百科词的大型综合性辞书,《辞源》为满足时代需要,也不断与时俱进,积极而审慎地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一百年来,《辞源》在编纂的严谨性、科学性、实用性上日益精进。其中引书体例的不断调整、充实和完善,充分体现了一代代“辞源人”勇于探索、追求卓越的精神。
二、 《辞源》引书体例概貌
辞书条目的书证具有提示用法、提供知识、辅助释义等功用,为追本溯源、研究词语源流提供可靠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书证是辞书的血肉(刘叶秋1984),是辞书立条、释义最重要的根据。
《辞源》初编时,草创了辞书编纂的义、证体系,功不可没。主编陆尔奎(1915)在谈及“编纂此书之缘起”时说:“戊申之春,遂决意编纂此书。……罗书十余万卷,历八年而始竣事。”方毅(1931)对《辞源》续编的引书叙述更详:“《辞源》引书不下数百种,除本事与传纪题目有关系外,多不注明篇目,已可证明辞之来源,因断章取义,亦须乎篇目也。间亦有本难得,即沿用类书转引之辞。清代学者,多根据类书证补经子佚文,则类书亦自有其价值。近年以来,因校订各书,发见《类函》《韵府》所引与原书歧异者甚多,即最有价值之《经籍纂诂》,亦且闹出以人名作义训之笑话。……故本编于类书中可疑之辞,多不敢引用。所采经史子各条,不仅补列篇目,并一一校对原书,版本不同者,同时或参校数本,其佚文佚书未能对证原书者,则指明某类书引某书,以存其真。”《辞源》修订本对于引书体例有明确规定:“书证都经覆核原书,注明书名、篇目或卷次。引用先秦著作、史集、总集、类书、明清小说和字书等以外的一般著作,还加注时代和作者姓名。古人著作大都由后人编选,但为了统一体例,仍列作者姓名。”(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79)来看看原书的实际面貌。
1915年《辞源》:
适人女子出嫁也。〔仪礼〕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庶人曰适人。
适口言味佳也。〔嵇康文〕嘉肴珍膳。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南史〕虽丰俭随时(按: 当为“事”)而香净适口。
1931年《辞源》续编:
偶影与影为偶。言孤独也。〔北史卢思道传〕铩翮墙阴。偶影独立。〔陶潜时运诗序〕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
1979年《辞源》修订本:
适人女子出嫁。仪礼丧服“子嫁反在父之室”汉郑玄注:“凡女行于大夫以上曰嫁,行于士庶曰适人。”孔子家语六本命:“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
适口适合口味。三国魏嵇康嵇中散集七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嘉肴珍膳,虽所未尝,尝必美之,适于口也。”宋书孔琳之传 建言:“所甘不过一味,而陈必方丈,适口之外,皆为悦目之费。”
偶影与影为偶,形容孤独无伴。文选晋陆士衡(机)演连珠之三一:“是以名胜欲,故偶影之操矜;穷愈达,故凌霄之节厉。”
《辞源》引书的变化过程,其实是《辞源》自身不断完善、逐步科学的过程。
其一,在内容上,日趋严谨,准确科学。如“适人”条,修订本进一步明确其书证来源于注文;“偶影”条,修订本提前了书证。
其二,在形式上,逐渐完善,方便适用。1915年版《辞源》中的书证,对所引的经、史、子书,一般只列书名,对引自集部或史籍中的辞赋诗文,多数只标出某某文、某某诗。《辞源》续编有所改进,对所引经、史、子、集的多数书证加了篇目。修订本引书体例变化明显,经、史、子书列出篇名,集类举出朝代、著者、集名(绝大多数还有卷次)、篇名。
就引书体例而言,修订本是一次重大改进。但是,还原历史真实,修订本的创新来源于《辞源》先賢。自1937年起历时10年完成的增订稿,对1958年开始的修订工作具有一定影响。沈岳如(1996)对增订稿有过详细介绍和中肯评价:“1937年初,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设置了‘《辞源》增订处……1937年末,增订工作的准备工作才启动。先是有人把《辞源》正、续编上的词条逐一剪下,分别贴在一页长15厘米、宽11厘米的道林纸的右上角,留下较多的空白稿面备增订者增订之用。……仍本新旧学兼容的百科辞书的目标进行,但其成书后的规模要求大于旧本,计划由3册扩为4册。……这次增订工作,对旧《辞源》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增益。”这份增订稿,因原稿系剪贴而成,后来商务印书馆《辞源》组同人称为“贴稿”。“贴稿为旧《辞源》词条中的书证加补篇名、题名甚至书名的,为数就更多。其所补的篇、题名,无疑为后来的再修订工作提供了方便。”《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对此有明确记录:“本来早自1937年起,先后由傅运森、丁音等主持,就正、续编进行增订,历时十年左右。这次修订即以旧《辞源》为基础,并参考这份增订稿。”(商务印书馆编辑部1964)
三、 第三版引书体例编订的几个原则
据责编许振生先生回忆,《辞源》修订本的引书体例由两名编辑做了专项处理。毫无疑问,与正、续编相比,《辞源》修订本的引书更加严谨、科学,体例上也更趋成熟。但由于主客观诸多条件所限,《辞源》修订本引书体例还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如:
事目摘要。宋胡太初画帘绪论听讼:“令每遇决一事,案牍纷委,惮于徧阅,率令吏摘撮供具,谓之事目。”endprint
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天台人胡太初舅陶某出任香溪知县,太初著县令居官之道十五篇以赠之,名曰《昼帘绪论》。《四库全书》史部职官类“官箴之属”录有该书。《辞源》修订本8引此书,4处错作“画帘绪论”,疑因“晝”“畫”二字繁体形似而误。
伊家你。元高则诚琵琶记三十:“他那里须怨着你没音信,笑伊家短行,又无情忒甚。”
儿女债旧时称儿女的教养和婚嫁等事。元高明琵琶记六丞相教女:“看待父母心,婚姻事,须要早谐,劝相公早毕儿女之债。”……
影射蒙混,捉弄。明高则诚琵琶记义仓赈济:“不问仓实仓虚,假饶清官廉吏,被我影射片时。”……
《辞源》修订本引《琵琶记》共38次,不光篇次、篇名的有无不统一,就连著者名和朝代的标注也不相同,其中“元高明(则诚)”1见,“元高明”4见,“元高则诚”10见,“明高则诚”23见。
制订符合《辞源》特点的科学而实用的引书体例,至少需做到两点——一是准确性,二是一致性。准确性是指所引书证的基本信息必须还原文献的历史真实,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一致性是指同类书,至少是同一种书,在基本信息的取舍及格式的显示上必须一致,这是由辞书编纂的严谨性决定的。
《辞源》上一次修订资料多为手工抄录,且没有做过系统的整理和归纳,保存下来可资参照的不多。此次修订,在全面梳理原书真实面貌的基础上,本着“尊重、优化、完善”的宗旨,根据从准、从优、从多、从简的原则,归纳了近4000种文献的引书格式,并形成文件,编入《〈辞源〉第三版修订手册》,指导修订、审稿和编辑加工工作。
(一) 从准
《辞源》引书的属性大体包括朝代、著者名、书名、卷次、篇目等。类别不同,标注的属性也有所不同,如先秦著作、史书、总集、类书、字书和明清小说等不标注作者姓名。文献信息的准确是制订体例的最起码的前提。在制订引书体例时,首先要对修订本所引文献做全面整理,并对其信息进行梳理、甄别和研究。这里仅以朝代、著者名、卷次为例,略窥一斑。
1. 核准著者朝代,如:
地骨方石。宋王逵蠡海集地理类:“惟石之生也或方;方者,为地之骨也。”……
阳辰十二支的单数位,即子、寅、辰、午、申、戌,占卜者称为“阳辰”。明王逵蠡海集历数类:“甲子甲午为阳辰,故有阴错;己卯己酉为阴辰,故有阳差也。”
《辞源》修订本引《蠡海集》9次,署“宋王逵”的4见,署“明王逵”的5见。《四库全书》收有此书,署“明王逵”,《提要》有详细考证,认为该书著者王逵旧题“宋”不当。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1998)“王逵”条:“明钱塘人。一足跛,贫窭甚,卖药不足自给。又市卜,博究百家。客至,辄谈今古,质以疑难,则应口答之。有《蠡海集》。”《辞源》修订本也收有“蠡海集”条:“明王逵撰。旧题作宋人,误。一卷。分天文、地理、人身、庶物、历数、气候、鬼神、事义八类。论证多穿凿附会,缺乏科学根据,但亦时有精义,如二十四番花信风,所述即较有条理。”《辞源》第三版综合各家成果,将作者王逵的朝代统一为“明”。
2. 核准著者名,如:
搪塞敷衍,应付。唐唐彦谦鹿门集下宿田家诗:“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阿母出搪塞,老脚走颠踬。”……
酒兵以酒能消愁,如兵克敌,故称酒兵。……唐张彦谦鹿门集上无题诗之八:“忆别悠悠岁月长,酒兵无计敌愁肠。”……
《辞源》修订本引《鹿门集》41次,著者名题“唐唐彦谦”39见,题“唐张彦谦”2见。《旧唐书》卷一九〇下《唐次传》附子彦谦:“尤能七言诗,少时师温庭筠,故文格类之。……有诗数百篇,礼部侍郎薛廷珪为之序,号《鹿门先生集》,行于时。”唐彦谦,字茂业,号鹿门先生,此乃以号名集。《辞源》第三版将《鹿门集》的著者统一题为“唐唐彦谦”。
3. 核准所引书名,如:
五鸟花紫参的别名。唐钱起钱考功集三紫参歌序:“紫参,幽芳也。五菂连萼,状飞禽羽举,俗名之五鸟花。”
二十五弦二十五弦的琴。……唐钱起钱考工集十归雁诗:“二十五弦弹夜月,不胜清怨却飞来。”
《辞源》修订本引钱起本集58次,题“钱考工集”1见。唐钱起为大历十才子之一,《新唐书》卷二〇三《卢纶传》附钱起:“吴兴人,天宝中举进士,与郎士元齐名,时语曰: ‘前有沈宋,后有钱郎。终考功郎中。”显然,其书以官名名之,应为《钱考功集》。
(二) 从优
1. 选择好的版本
同一种文献往往有几个甚至几十个版本,不同的版本之间在内容、文字上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选择合适的版本尤为重要,如有公认的前代整理本,理應重点参考。比如,《辞源》修订本所引《说郛》用的是1927年涵芬楼100卷本(中国书店1986年出了影印本),修订者多据《四库全书》所收120卷本改卷数和文字,殊为不当。再如,《后汉书》120卷,其中本纪10卷、列传80卷,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志30卷,晋司马彪撰,南朝梁刘昭注。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正本清源,按本纪、列传、志编排,而《四库全书》按本纪、志、列传编排。《辞源》修订本用的是中华书局点校本,有的修订人按《四库》改原书的卷次,自乱体例。因此,《辞源》第三版对所引古籍版本做了总体上的要求: 引用古籍,一般据通行本,如《二十四史》用中华书局点校本、百衲本,《十三经》用注疏本,其余四部书用《四部丛刊》本,等等。第三版的引书体例在前期的制订和后期的完善中,对那些容易出现问题的版本做了特别说明和要求,以免发生用他本改此本的现象。
2. 根据研究成果,尊重史实,优化引书信息
某些传世文献的作者、朝代等,学界的确存有争议,如《辞源》修订本所引的《易林》,标“汉焦延寿”,前人便多有怀疑。余嘉锡(1980)对《易林》的作者问题有长篇考证,认为此书为东汉王莽时崔篆所撰。此说只是学界的一种意见,且并非始于余嘉锡,《辞源》第三版采用《书目答问》的办法,在“汉焦延寿”前加“旧题”。这样处理,比较慎重,也比较科学。其他如“汉郭宪《洞冥记》”“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汉班固《汉武帝内传》”“汉刘向《列女传》”“汉刘向《列仙传》”“晋葛洪《神仙传》”“汉东方朔《神异经》”“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晋王嘉《拾遗记》”“南朝梁任昉《述异记》”等有争议的文献,均在著者名前署“旧题”。endprint
《辞源》修订本引《文忠集》《归田录》《六一词》《六一诗话》《集古录》有题“欧阳修”的,也有题“欧阳脩”的,2009年出版的新中国成立60周年纪念本统改为“欧阳修”。用“脩”,还是用“修”,历来有争议,刘德清(2006)对此有过详细考证:
欧阳修,实名“脩”。北宋以来,“脩”与“修”通用,渐趋以“修”代“脩”。韩琦《赠太子太师文忠欧阳公墓志铭》(《安阳集》50卷):“公讳脩。”按: 欧阳修传世墨宝《唐书局事二帖》《气候帖》《上恩帖》等,谱主手书碑刻《泷冈阡表》《歐阳氏谱图》等,署名均为“脩”。南宋绍兴四年衢州刻本《居士集》,绍熙、庆元年间庐陵周必大刻本《欧阳文忠公文集》等早期欧阳氏文集,卷首题署及文中自称,均作“欧阳脩”。“脩”乃是谱主名之正写。
本次修订,从修订专家、审稿专家到分主编、主编,对此问题讨论多次。《辞源》第三版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最终确定为“欧阳脩”。类似的还有《徐霞客游记》的著者题作“徐弘祖”,不作“徐宏祖”;《池北偶谈》的著者题作“王士禛”,不作“王士祯”;《敬斋古今黈》的著者题作“李治”,不作“李冶”;等等。
3. 统筹考虑,优化引书格式
所谓格式优化,即相同情况能统一的,尽量做到全书统一。
关于朝代的名称,《辞源》第三版对汉以后至清的朝代名的使用做了明确规定,比如汉不分西汉、东汉,晋不分西晋、东晋,宋不分北宋、南宋,等等。
著者名用名,一般不用字、号等,以字、号等题名的,括注名。如: 《分类东坡诗》的著者题作“苏轼”,不作“苏东坡”;《文选》中的篇目著者名均为字,《辞源》在著者字后括注名,如“文选晋陆士衡(机)文赋”;郑玄注《周礼》引用郑众注的,题作“注引郑司农(众)”;等等。
所引书(集)分卷的,标明卷次;小说分回的,标明回数;杂剧分折的,标明折数。对于卷次的数字表示法,也做了具体的要求。
所引书证,是诗的,若诗目、词名本身无“诗、曲、联句、令、谣、和、奉和、词、引、绝句、咏、歌、吟、行、韵、次韵、挽词、首、篇”等,则在诗目后加“诗”,词后加“词”。
(三) 从多
“从多”是在引书所标信息准确的前提下的一种权宜之计,也体现了“尊重原貌”“有限修订”的总体方针。比如,《辞源》修订本引《洛阳伽蓝记》有以下几种情形:
格式一:
千金堰即千金堨。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四城西:“长分桥西有千金堰,计其水利,日益千金,因以为名。”
格式二:
焕烂光耀灿烂。……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三景明寺:“妆饰华丽,侔于永宁。金盘宝铎,焕烂霞表。”
格式三:
牛筋木名。……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一:“瑶光寺……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之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
格式四:
双林佛逝世于拘尸那国阿利罗拔提河边娑罗双树间。亦称双林。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四城西法云寺:“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
全书引《洛阳伽蓝记》共99次,均有朝代、著者、书名、卷次信息,其中第一种格式(即标注“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的)有55见,其他三种格式合计44见。根据从多的原则,《辞源》第三版采用第一种格式。
跨朝代著者的朝代标注,《辞源》修订本在处理时往往不统一。如《江令君集》的著者江总有“隋”和“南朝陈”两种,《妆楼记》的著者张泌有“唐”“南唐”“五代后唐”三种。对于此类两可的情形,《辞源》第三版多半采用从多的原则,统一格式。如《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的著者周密,题“宋”的12见,题“元”的199见,体例定为“元”;《辍耕录》的著者陶宗仪,题“元”的28见,题“明”的142见,体例定为“明”;《船山遗书》的著者王夫之,题“明”的3见,题“清”的32见,体例定为“清”。
(四) 从简
追求简约,是辞书编纂的要求之一。对于《辞源》这样的大型辞书来说,把“从简”作为制订引书体例的原则之一,是很有必要的。《辞源》第三版引书体例的“简”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著者和注者从简。前面说过,先秦著作、史集、总集、类书、明清小说、字书等著作,一般不列著者时代和姓名。经书、史书、子书、字书的名家注疏,一般也不标注疏者的朝代和姓名。
二是书名从简。经书中的《礼记》简作《礼》,“春秋三传”分别简作《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诗经》简作《诗》,《尚书》简作《书》,《易经》简作《易》。集类书名从简的更多,如《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简作《李太白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简作《杜工部诗》,《白氏长庆集》简作《长庆集》。
三是篇名从简。对那些较长篇名加以节略,如:
倩倩美丽的样子。唐杜甫杜工部诗史补遗十风疾舟中……呈湖南亲友:“披颜争倩倩,逸足竞骎骎。”
“风疾舟中……呈湖南亲友”,全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
宴豆古宴会时盛食品的器具。……唐权德舆权载之文集十一大唐……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序:“辕门言言,夏屋耽耽,可以张射侯,可以容宴豆。”……
“大唐……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序”,全名为“大唐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清宫及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崇文馆大学士上柱国岐国公杜公淮南遗爱碑铭序”。
四是数字表示法从简。卷次、篇次、章节数字的表示法,尽量从简,如“二十一”简作“二一”,“三百五十八”简作“三五八”。
《辞源》修订方案明确指出:“引书体例,本次修订一仍原例,主要工作是统一同类书或同部书的引用格式。”据此指导纲领,我们在统计《辞源》引书篇目、了解原引书面貌的基础上,根据上述原则,确定每种文献的具体引用格式。endprint
四、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几个问题
《辞源》第三版引书体例较之以往虽有所提高,但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仍有不尽完善之处。兹举数端,以俟高明。
一是版本问题。修订方案要求引用古籍一般据通行本,除《二十四史》《十三經》外的四部书都用《四部丛刊》本。实际上,《四部丛刊》只有500余种,数量有限,远远满足不了《辞源》的引书要求。在其以外的文献,由于没有提出具体的版本规定,修订人员、审稿专家也只能根据自己手头能够找到的材料,核对或新增书证。
二是同类文献征引体例不统一的问题。同是史书,“纪”“表”“志”等一律不加卷次是否合适尚且不论,“传”有的史书加卷次,有的不加,缺乏合理解释。某些书名的标注,也受质疑,如“三礼”中的《礼记》简作《礼》,而其他两书作《周礼》《仪礼》;白居易的《长庆集》、元稹的《长庆集》均简作《长庆集》。
三是跨朝代著者的处理原则问题。跨朝代著者的朝代标注,可据生年,可据卒年,可据主要事迹发生的朝代,也可据所处朝代时间的长短。在同一部辞书里,是否要采取统一的原则、采取什么原则等,都需要认真考虑。
四是“旧题”的标注问题。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余嘉锡的《四库提要辨证》,《辞源》第三版引文在《易林》《列女传》《汉武帝内传》《南方草木状》等四十多种文献前标注了“旧题”。对于学界公认的托名之作或著者无定论的文献,标注“旧题”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有些文献,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如何吸收学界研究成果,需要细加斟酌。
参考文献
1. 方毅.《辞源》续编说例.∥方毅,傅达森主编.《辞源》续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1.
2. 陆尔奎.《辞源》说略.∥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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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凡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本(第一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9.
6.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稿序例.∥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修订稿(第一分册).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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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第二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0: 742.
9. 臧励和等.中国人名大辞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130.
(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中心北京100710)
(责任编辑马沙)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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