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阿根 夏定云
摘要《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是徐时仪先生从事辞书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30余年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分为导论、传统辞书、新式辞书三编。该书注重考镜源流、古今兼顾、叙述评论相结合、理论实践相结合，全面勾勒了汉语语文辞书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构建了科学合理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体系，填补了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的空白。
关键词辞书史辞书学《汉语文辞书发展史》成就特色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汉语辞书编纂源远流长。早在汉代，一批重要的经典辞书就已经问世，如《尔雅》《方言》《释名》《说文》等，汉魏以降，代有名作。汉语语文辞书在长期编纂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是我国难得的宝贵文化遗产。从某种意义上说，辞书是印证历史发展的“活化石”。但是，我国历史上这些辞书是如何产生和形成的？其发展过程又是怎样的？各个时代的辞书编纂有何特色？历代辞书发展又遵循着什么样的规律？这些问题至今很少有人进行全面探索。
20世紀下半期以来，我国辞书编辑出版事业空前繁荣，辞书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但全面系统研究语文辞书发展史的著作却并不多见[1]，这与我国辞书发展的悠久历史极不相称，人们急切期盼总结科学合理、结构系统成熟、理论框架完整、论述深刻全面的辞书史著作，以便全面构建科学全面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徐时仪先生的大作《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以下简称《发展史》）应时代发展之需，应运而生，满足了学界辞书史研究之亟需，填补了语文辞书发展史之空白。全书近40万字，分为三编——“上编·导论”“中编·传统辞书”“下编·新式辞书”，各编纵横交错，交叉互补，每编再根据需要，下设若干章节，分别进行论述，做到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笔者有幸拜读《发展史》，读后耳目一新，获益匪浅。通读全书之后，笔者认为该书特点和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考镜源流，全面梳理语文辞书发展历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辞书大国，辞书编纂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辞书学发端于两汉，成长于魏晋唐宋，成熟于明清，要理清绵延2000多年的汉语辞书学研究的历史脉络，揭示各个时期辞书学研究的成就、特点与不足，诚非易事。周志锋（2004）指出：“研究一部辞书、一家辞书理论相对容易，而要研究一个（或几个）朝代、一个时期辞书编纂理论与实践，进而构建中国辞书学史，却非人人可为，只有具有史家学识、史家眼光的学者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徐时仪先生长期从事辞书编纂的实践工作与理论研究，他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语言理论修养，使他能够占据学术高地，站在辞书发展史研究的顶峰，高屋建瓴，以史家的眼光写出了一部科学全面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徐时仪先生首先将2000多年的辞书发展史分为传统辞书和新式辞书两个部分。他认为传统辞书的编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完善进而趋于成熟，大致可以分为先秦时期的萌芽、秦汉时期的开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探索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的成熟、宋辽金元时期的兴盛、明清时期的集大成等六个时期；新式辞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旧转型期、1949年至1977年的探索变革期、1978年至2000年的复兴发展期、新世纪伊始至今的开拓完善期等四个时期。
徐时仪先生从梳理分析繁复冗杂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实入手，条分缕析，考镜源流，系统勾勒了语文辞书的历史发展脉络，论述了辞书编纂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阐释了历代语文辞书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根据我国语文辞书发展的客观情况，以及各个历史时期辞书编纂的特点和内在联系，他对2000多年的语文辞书发展史做了科学合理划分，解决了辞书界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
二、 古今兼顾，深入挖掘语文辞书编纂之思想
我国辞书有着悠久的历史，前人留给我们的辞书遗产十分丰富，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但他们的辞书思想和理论往往零星地间见于序跋、凡例、某些释文及其他论著之中，总体数量并不太多。如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对汉字的起源、发展、六书结构、编纂体例等都有精辟的论述；江式《上古今文字表》谈到辞书的历史，特别是有关他的《古今文字》的编写流程——查阅资料人员和缮写人员的配备，工作检查，稿件审读等——都有明确的阐述；陆法言《切韵·序》对论证方俗读音的差异，正音规范的确定等，都有精当的论述。
以往的辞书史论著作，往往着重评论中国古代辞书的编纂及发展情况，对近代辞书的发展观照不够，更无力顾及当代辞书，这不利于建立客观全面的语文辞书发展史。只有把历代有影响辞书的编纂特色、编纂思想论述清楚了，古今有代表性的辞书人物、辞书理论评价到位了，汉语辞书学史才能形象丰满而具有立体感。
徐时仪先生将辞书编写放在历史文化层面上进行考察，以各个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历史为纵向面，以各类语文辞书的代表作为横向面，共时历时交融，古今融汇贯通，对历代有代表性的辞书人物及其辞书思想做出客观评述，深入挖掘其理论精华和创新特色，揭示其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传统辞书部分，徐时仪先生全面分析了《尔雅》《方言》《释名》《说文解字》《玉篇》《切韵》《经典释文》《类篇》《字汇》《通雅》《康熙字典》等语文辞书的特色和成就，客观阐释了扬雄、刘熙、许慎、张揖、顾野王、陆法言、陆德明、司马光、梅膺祚、方以智、张玉书等人的辞书学思想。古代辞书编纂理论虽不乏合理、精辟之处，但大多系自发的、粗糙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辞书理论，真正系统而完整的辞书学理论是“五四”前后才开始萌芽的。
在新式辞书部分，徐时仪先生系统介绍了《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的编纂成就和特色，重点分析了陆费逵、王力、吕叔湘、周祖谟、陆宗达、陈原等人的辞书学思想。从20世纪初到今天的百余年间，中国辞书学经历了萌芽期、生长期、初发形成阶段和系统化阶段，其理论探索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从初级到高级的持续发展的过程，理论创新多，借鉴意义大，因此更具有研究价值。
以古为鉴，启迪当代。面对前人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我们不仅要努力继承，而且要分析其编纂思想，掌握其发展规律，为进一步繁荣当代辞书事业服务，这是辞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也是辞书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深远意义所在。
三、 叙述评论结合，科学评判语文辞书编纂之成就特色
我国辞书编纂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产生了数量繁富的辞书代表人物和辞书作品，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辞书学理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各类辞书的总量在12000种以上，其中不乏精品上乘之作，要科学全面地评介各个时期的语文辞书并非易事，这需要高屋建瓴的眼光和深厚的学术修养，徐时仪先生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并非平铺直叙，而是遵循“人略我详，人详我略”的原则。如已有成果论述《说文》颇多，则略；论述《字说》较少，则详。读完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并非将历史资料仅仅做简单的介绍和堆砌，而是统筹安排，精心运筹，巧妙裁剪，合理布局，全面涵盖了汉语语文辞书发展之全貌。
《发展史》對各个历史时期的众多语文辞书产生原因、编纂特点、历史成就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力争做到客观公正，科学合理，无阿谀之词，非空穴来风，所有论述均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该书引用史料文献数量庞大，内容驳杂，非一般学人所能及。
作为一部集大成的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著作，介绍历代辞书著作、辞书编纂理论和历代学人之辞书观固然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前人很少涉足的情况下，甚至还很需要，但“述而不作”，势必影响其学术性。
徐时仪先生则在叙述过程中，提出了诸多独到性的评论。在论及辞书释义特征时，他指出： 语文辞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结晶，其释义具有我们民族文化的传统特征。语文辞书的释义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以字为词的释义结构。二，以字形为释义的外在依据。三，以共通词义为释义的类聚媒介。四，以义界为客观世界的评估。在论及新旧辞书的转型时，他更是独具慧眼地指出：“民国初年的切音字运动、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三大语文现代化运动，对现代辞书编纂理论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新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出版。”可见，《发展史》做到了叙述和评论的完美结合，该书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四、 理论实践结合，完美演绎辞书学人之精彩人生
徐时仪先生在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中梳理汉语语文辞书的发展史，将汉语语文辞书置于社会文明演进的历史中进行考察，希望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探讨汉语语文辞书适应社会需要的发展脉络，揭示汉语语文辞书中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
通观《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该书是辞书理论研究和辞书编纂实践的完美结合。“上编·导论”所论与“中编·传统辞书”“下编·新式辞书”所述交叉互补，上编论述西学东渐欧洲来华传教士所编辞书与宗教交叉互补，又与域外汉字文化圈交叉互补。该书在研究辞书编纂理论的同时，注重辞书编纂实践研究，两方面研究既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
研究辞书学，探讨辞书史，需要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宏微兼观，方能使人既得全貌，又明眉目。徐时仪先生在系统深入挖掘辞书编纂理论精华的同时，十分重视用科学的辞书编纂理论来指导辞书编纂实践。他从事辞书编纂实践30余年，先后担任《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汉语大词典》修订版分册主编、《古文字诂林》编委、《辞海》特约审稿专家，先后发表主要学术著作有《慧琳音义研究》（1997）、《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2000）、《玄应众经音义研究》（2005）、《汉语白话发展史》（2007）、《语言文字》（2009）、《玄应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2009）、《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勘》（2012）、《朱子语类词汇研究》（2013）、《近代汉语词汇学》（2013）、《汉语白话史》（2016）等。
徐时仪先生在进行辞书理论研究和辞书编纂实践的同时，深入开展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等实证研究，做到言之有物，信而有征。他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一是辞书文献的考证研究，一是白话文献中俗语词的考释。辞书文献记载反映了古人对汉语词义考释研究的成果，白话文献则是当时口语俗语的实录，这些文献在研究我国辞书编纂发展史和汉语词汇发展史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徐时仪先生笔耕不辍，数十年如一日，先后发表学术论文近400篇，就辞书理论、辞书史、辞书编纂实践、语言文字学、文献学、汉语史等诸多领域的学术问题进行了广发而深入的探讨，为学界科学开展辞书学研究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发展史》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汉语语文辞书史的研究及其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标志着我国语文辞书发展史理论体系日趋成熟。该书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地探讨了汉语语文辞书学的方方面面，其中对辞书史的探求用力最勤（中编、下编共两编），创获也最多。因此，《发展史》可以说是一部汉语语文辞书理论研究史的缩影，同时也是一部汉语语文辞书学史的简编，该书的出版，必将对我国辞书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附注
[1]辞书史著作主要有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赵振铎《古代辞书史话》、曹先擢《古代词书讲话》、林玉山《中国辞书编纂史略》、徐金法《中国辞书发展史引论》、杨正业《语文词典编纂史》等。
参考文献
1. 曹先擢，杨润陆.古代词书讲话.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2. 林玉山.中国辞书编纂史略.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3.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 中华书局，1983.
4. 徐金法.中国辞书发展史引论.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
5. 徐时仪.汉语语文辞书发展史.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
6. 杨正业.语文词典编纂史.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7. 赵振铎.古代辞书史话.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8. 周志锋.辞书学之圭臬辞书史之样板——读《辞书学探索》.辞书研究，2004（2）.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210037）
（责任编辑马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