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过往的百年间，英语经历了成为全球通用语的历史过程，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添着新词新义，也更加直接地折射出人类知识的进步和发展。《牛津英语词典》最初的动议和设计就是为了描写、刻画英语的历史与现状。它的第一版主要是在维多利亚时期筹备和完成的，在完成后就面临着更新和修订的压力。约翰·辛普森于1976年跨出大学校门后为《牛津英语词典》工作近四十年，直到退休。他入职《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团队时，刚好赶上《牛津英语词典·补编》后两卷的编纂工作。他亲身经历和推动了第三版项目并担任该版词典首任主编二十年，一直致力于在继承传统和开拓创新之间保持平衡，实现了《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范式的转型，带领《牛津英语词典》以新的风貌进入21世纪。他的回忆录《词语侦探》具体生动地讲述了这四十年间发生在《牛津英语词典》和他本人身上的故事。
关键词 《词语侦探》 《牛津英语词典》 回忆录 词典编纂 范式转型
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1953—）1976年进入《牛津英语词典》（以下简称《牛津》）编纂团队，一干就是37年，于2013年退休。他从一个词典编纂门外汉，成长为该词典第三版的首任主编（1993—2013）。他把自己在《牛津》工作和生活的故事，写成了回忆录《词语侦探》（2016）。
通过这部回忆录，我们可以更真切地了解《牛津》这部词典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了解这个词典项目在一个半世纪里是如何秉持传统和不断创新的；了解这部词典背后那些词条编纂者的工作和生活；了解一位来自“乡下”的“轻狂”青年，如何通过层层历练而跻身“牛津”，成长为主编的。《词语侦探》将为我们揭开这部词典的神秘面纱，让我們目睹更多真情实景，更准确地解读它背后的真实故事。
一、 《牛津》简介
《牛津》是举世公认的历史词典编纂的标杆。1857年首先由伦敦语文学会提议编纂，直到1879年默里任主编才开始有实质性推进。整部词典分册编纂出版，首册（A到ant）于1884年面世，全部出齐125分册时已是1928年。第一版共计15487页，收词414825条，例证180万条。1933年推出13卷版（含《牛津英语词典·补遗》一卷）。
1957年，伯奇菲尔德受聘主持新《牛津英语词典·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增补20世纪的英语新词新义，范围也由英国扩展至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英语变体国家。《补编》共计出版四卷（1972，1976，1982，1986）。辛普森恰好赶上《补编》的后半程，回忆录便从这里讲起。
1976年辛普森入职《牛津》时，刚从雷丁大学研究生毕业。他期待能直接参与《补编》新词条的编写工作，但被分派阅读指定图书，做例证摘引卡片。他看到的《补编》，仍一切遵照第一版行事，属于“旧瓶装新酒”——读书获取引证，制作索引卡片，通过梳理分析词语用例，认定并描写义项。这一切全凭手工，十分耗时且辛苦。后来他还参与《补编》的其他主要工作流程，还曾单独全权负责一部谚语词典的修订工作。《补编》主体工作结束时，辛普森又奉调负责整个英语词典部的新词工作。1986年纸质版《补编》出版后，他开始参与推动并主持整部词典的数字化，即初版和四卷《补编》的“计算机化”整合。键入词典全部文本共雇用了150人，耗时18个月。之后的双盲校对，另由50人的校勘团队执行。1989年数字化整合完成，出版了20卷纸质版《牛津》第二版，共计21728页，收词50余万条，例证240万条。1990年出版社启动《牛津》全面修订，1992年光盘版《牛津》第二版面世。
1993年，辛普森受聘担任《牛津》第三版首任主编。2000年第三版规划制定完成，样条编制完成，新增编辑人员招募培训完成，在线编修正式启动。第一批1000个条目按照新版要求修订完成（M到mahurat），此后修订工作按照季度在线发布更新，每次大约2500个条目（约合文本150万词）。与此同时，第三版也自建和吸纳其他数字化语料库。2010年，词典在线版“面貌”焕然一新，功能显著增强——用户已经可以查阅获取某一类词语的总体信息；呈现方式也开始走向多模态——图表、照片等可视化生成手段已经实现，动漫、影像等动态生成方式也启动研发。《牛津》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单词信息检索系统，而是转型为一个面向全世界的英语词典编纂资源库，一个服务英语语言文化信息贮存、提取和研发的大型动态词汇资源库。
《牛津》编纂至今历时160年，历经纸质印刷、数字化机贮、光盘网络承载、在线编纂出版等技术剧变，它紧跟时代保持前沿领先。作为一部词典，《牛津》已经由少数学术精英的专利，变成了广大民众读书生活的日用品；它跨越国界，冲破语言和文化的藩篱，走向世界各地。正如辛普森自己所说，他写作这部回忆录，就是希望能够借此揭开它的神秘面纱，让它更快地走近普通民众，走近普通词典使用者，走向世界各地的英语学习者及研究者。
二、 书名解读： 从“机缘巧合”到“自拍照”
《词语侦探》先后在美、英出版。美国版书名为： 《词语侦探： 追寻词义——〈牛津英语词典〉编纂回忆录》；英国版书名为： 《词语侦探： 词语人生——从“机缘巧合”到“自拍照”》。在英国版中，“机缘巧合”暗指辛普森词典编纂生涯的开始，而“自拍照”则对应他的退休。在回忆录的前言中，辛普森主要是围绕词典编纂的工作和生活，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趣事、奇事和大事来叙述的。此外，他还利用叙述中出现的一些词语，作为触发点，引出一些词语故事，回归到讲述词语的历史和用法。原因是他想从历史的视角来讲述这些故事。整部回忆录共有60则词语故事，serendipity便是其中之一。我们先来看这个“书名”故事：
机缘巧合（serendipity），依照《牛津》，是指“纯凭偶然的、始料不及又很愉快地发现或遇上的”。该词的历史也显现出许多的始料不及。该词肇始于英语，出自18世纪文学家、艺术史家Horace Walpole之手。其父Robert Walpole曾任英国首相，其传世之作是哥特派小说《奥川头城堡》（1764）。Serendipity一词出现，较此作品早十年。1754年，他给朋友Horace Mann爵士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描写了他的一次偶然发现，刚刚找到了Capello家族和Medicis家族之间存在实际关联，他说：“This discovery， indeed， is almost of that kind which I call serendipity.”（这一发现，的的确确，几乎就是属于我说的那种“机缘巧合”。）他接着解释，他曾读到“一则荒唐的童话故事，叫作《斯兰迪普的三王子》”。这三位王子“总是有各种发现，既属偶然也凭洞察力，找到很多并不是他们一开始打算去寻找的东西”。这个童话故事源自中东，自16世纪以来被译成了多种欧洲语言。Serendipity这个单词本身源自斯里兰卡的一个曾用名Serendip（斯兰迪普）。Walpole只是很简单地给它加上了规则后缀-ity，就造出了serendipity。不过令人吃惊的是（至少是对于我而言），《牛津》一直等到进入20世纪，才发现了它的形容词形式serendipitous的实际引例。就此，词典对于更早出现的serendipity，添加了闪烁其词但又不失明智的注释：“早先罕见，该词及其派生词在20世纪开始广泛使用。”
回忆录还讲到他跟妻子希拉莉在高中毕业前夕，是如何“机缘巧合”地相遇相知，后来他本人又是如何“机缘巧合”地踏上了《牛津》这艘巨轮。至于“自拍照”的故事，且待下文再说。关于《牛津》的编纂价值和意义，如何描写整个英语语言，辛普森在《词语侦探》中都有描绘，令人印象深刻。这里摘引一则如下：“一个最关键的思想是，整部词典将基于真实的语言证据来编纂，而不是仅凭编纂者个人的印象、猜测，或沿袭以往词典的内容。它将提供英语单词的一个个简要自传，包括对不同含义的准确解释、对词源信息的详细深入挖掘，以及——至关重要的——引证，能表明任一单词或含义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这些有明确文献记载的用例，从最早的使用一直摘录到当下的使用（或摘录到该词项从本语言中消失的那一刻）。”
《词语侦探》全书，除前言和致谢、附录、索引之外，正文共有十三章。正文内容涉及辛普森入职开始“阅读”学做摘引索引卡片，历经一道道锤炼而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词典编辑的历程。《牛津》词典部，在主编伯奇菲尔德的领导下，如何卓有远见地分配给他们单独的小词典项目，让他们对词典编纂各环节有具体了解，建立词典编纂全局观。具体到辛普森自己身上，主编伯奇菲尔德是如何“良苦用心”，让他去独立负责《简明牛津谚语词典》的编纂，成长为高级编辑；在全面深入详细地了解掌握《牛津》的编纂原则、格式和规范之后，一方面安排他全职承担《补编》的编纂工作任务，同时还要他代表牛津，远程监督指导《澳大利亚国语词典》的编纂——完全采纳《牛津》的格式和规范，全程审阅整部词典每一个条目的详细内容，并给出详细评阅意见。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加上辛普森个人的勤奋努力，以及个人天赋，他在40岁时便成长为《牛津》第三版的首任主编。
对于《牛津》这样一部19世纪中期规划设计的大型历史词典，到20世纪末，在《补编》编纂的基础上，如何吸收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如何利用计算机科学技术分析语言，如何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整部词典的数字化存储、网络化编纂和检索，以及动态化实时更新，让这部原来仅属于学术研究者小众使用的词典，能够为普通大众，为全世界的英语学习者和研究者十分便利地使用。所有这些，都在辛普森作为主编的20年里，逐一实现了。这些内容在《词语侦探》这部回忆录中都有详细讲述。笔者在这里仅就辛普森通过“阅读”做摘引卡片和新词新义两方面的内容，先做一点介绍。
三、 词典编纂： 从“阅读”开始
辛普森入职《牛津》词典部当“学徒”，首先被指派去“阅读”做“卡片”。第一本指定阅读的书是《电影语言》（法语）的英译本。该书讲的是电影符号学，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辛普森回忆说，人们很难想象，在宁静的卧床读书时间，手里捧着这么一本枯燥的东西，是个什么滋味。但是，从词典规划来讲，挑选阅读此类现代主义的文本，是为了《补编》能够及时反映英语词汇的最新变化。下面我们从回忆录中编译相关内容，以说明词典编纂中“阅读项目”之基础和重要性。
词典编纂，必须从最基本环节，即文本阅读开始。阅读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可能是对《牛津》编纂有用的单词、词义和表达式，然后把它们连同其出现的上下文语境誊写到索引卡片上。这些卡片将归档存放在词典部的“土牢”中，静候未来某一天有某个编辑需要利用它们来帮助编纂某一个词条。
辛普森用自己的切身经历讲述了“阅读项目”是怎么回事。他说，此类阅读不会提高自己在电影符号学方面的知识，因为这部书并不指望阅读者读完后能记住任何信息。但是他认识到，英语从法语中获取了许多电影拍摄术语，阅读法语文本的译本是一种极佳的新词捕获方式——在这些新词进入英语的瞬间就将它们抓拍下来。
阅读过程中，经常需要翻查《牛津》第一版，那时还是多卷册的纸质版，以便核对从文本中找出的每一个单词，看看它们在词典中是不是已经被恰当收录和描写了。如果该单词的引例证据已经很充分，就没必要再去滥收而徒增混乱。经过三星期的刻苦阅读，辛普森一共摘录出大约两百个“索引卡片”。在此后的40多年中，编辑人员不时地从他阅读《电影语言》时获得的那些“卡片”中寻找证据，收入《牛津》。《牛津》要对英语中的一切进行实录，所以在界定一个单词时，就需要从卡片文档中挑选出包含该单词的多个引例并加以呈现。事实上，在最新的《牛津》在线版中，一共有15个引例是取自辛普森从《电影语言》中摘录的“索引卡片”。
在阅读过程中，辛普森还认识到，《牛津》编纂的一个中心原则： 任何人只要肯花费时间去细心阅读一个文本就一定能够发现对这部词典有用的信息。然而，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将这一信息保留给了自己，或者根本就不在意，不去核实他们是否有了一项新发现。人们忽视了信息发现与信息分析之间的区别：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从事信息分析，但是人人都能为信息收集做贡献。这是《牛津》项目发起之初，词典人的伟大发现。当时有关英语的新信息数量非常庞大，词典编纂者只能求助有阅读能力的广大公众，请求他们把阅读中碰到的有意思的单词和用法抄录下来，做成引例索引卡片。后来事实也证明，社会上有很多人是有闲暇时间，也愿意施以援手的。
词语收集几乎完全依赖阅读者的直觉和经验。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只是简单地把一个单词摘录到卡片上，希望将来它会被证明是有用的，但是谁也不能确保阅读者总能做出正确的摘录。因为这不是一门精准的科学，所以不得不接受在文档中有一定的冗余数据存在。
通过专门阅读一部书来摘取单词引例，做索引卡片，作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了《牛津》编纂的一项最基础的工作。《牛津》词典部是由专职人员在进行“阅读”的，但还有更多的“编外”人员也在“阅读”，人数成百上千，遍布世界各地。在过往的大约百年间，他们都在为这部词典的词语资料储存做出自己或多或少的贡献。这些众筹而来的“阅读志愿者”，从来不曾是学术研究者——他们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大众，想要同《牛津》一起分享自己对英语的探究。也有不少“阅读者”跻身其中，是通过词典部发出“单词通缉”的“诉求”短名单——名单中列出的这些急需引证的单词，既有常用詞也有深奥词，如果缺少这些单词的例证，词典项目将无法顺利向前推进。具体来说，就是呼吁志愿者从印刷文本或手稿中优先针对这些词语进行“搜捕”，摘取更早、更好、更新的用例，以及更具解释性或界定性的用例。这些单词是由词典部的编辑们草拟的，再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分发至世界各地，主要是通过出版社与销售商及合作商家形成的联络网。被“通缉”的单词，也在社内自家的杂志《期刊》（The Periodical）上刊登，也会由此而登上一些全国性的报纸。有许多“阅读者”生活在英伦三岛，还有一些“阅读者”来自美国，以及世界各地其他说英语的地方。正是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阅读者”的长期不懈奉献，才确保了这些英语摘引卡片得以源源不断汇入《牛津》。后来，随着词典的体量增大和声名日隆，还不断有更多“阅读者”慕名而加入这一“众筹”行列。
为词典而“阅读”，使大量语料汇集《牛津》，对于词典的未来编修，其利用价值不可估量，但对于“阅读者”本人阅读能力的提高却无甚益处。逐字逐词阅读文本，然后针对每个词权衡是否值得做索引卡片以备将来之需，這一过程对文学欣赏而言简直是灭顶之灾。据辛普森粗略估算，一个人一般要花费大约五年时间倾心于词典工作，“阅读”各类题材的大量文本，才能最终走出这一“魔障”，重新恢复其正常的阅读能力。为了更具体地演示这一点，辛普森还带领大家一同穿上“阅读者”的行头。假想“我们”自己此时正在“阅读”《简·爱》，或许不是头一遍，但是仍十分乐意重新“阅读”一遍。随着故事的叙述，经历曲折跌宕、沐冰浴火，我们最终来到小说的结尾处，发现自己身处情感宣泄最后一章的开头。本章标题是“Conclusion（结论）”，紧接着是“Reader， I married him. A quiet wedding we had； he and I， the parson and the clerk， were alone present.”（读者，我和他结婚了。我们办了一场安静的婚礼；在场的只有他和我，牧师和执事。）辛普森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具体说明，作为“词典新手”，在词典项目专职“阅读”中会怎么想，怎么做，怎么掉进种种陷阱而最终丧失正常的阅读能力。他说：“对于一个编纂词典的新手，第一次单为一部词典搜寻材料而去阅读历史文本，就像一次很不舒服的乘车外出旅行： 一路上不停地又是左右摇摆，又是前仰后合，又是上下颠簸，你还得时不时停下来，四处检查，还要搬出工具书进行核对，结果却又常常发现跟当下的故障毫不相干。”
在“阅读”中，“阅读者”不必看到其中的任何一个词都停下来考虑。《牛津》已经把它们处理得很好了，只不过他对此不知，所以要去核对。正因为他对语言担忧过度了，所以当他阅读英国文学最经典段落之一（前文所引《简·爱》的末章结论）时，他自己的阅读欣赏泡汤了。不过，这也是件好事。《简·爱》以后可以再读，但不可能再有机会像这样对19世纪早期英语进行如此深入的思考了。而一旦核实过某些事实，下次有机会遇到同一时期另外文本中出现相同的表达式时，这位“阅读者”肯定就会处于更加有利的阅读欣赏地位。
对于词典编纂而言，“阅读”的意义不限于撰写释义。通过“阅读”这一基础训练，辛普森还发现： 编纂像《牛津》这样的大型历史词典，并不是依靠编辑们坐在书桌旁思考艰深思想和研读学术著述，而是要试图去紧紧把握语言证据；语言从他们身旁匆匆溜过时，就必须及时出手，能够抓得着什么形式的文本就要揪住不放；在分析信息之前，也必须先抓住它；信息收集的范围直接影响词典描写的范围。
通过“阅读”，辛普森还懂得： 若想获得一种语言的代表性采样，阅读文本的范围必须十分广泛。假如仅是“阅读”小说，那么肯定就会遗漏各种报纸上汹涌而过的语言溪流；如果是有意躲避诗歌，也必然会错过另外的语言类型；以此类推。
《牛津》第一版的例证摘引经常被指责： 取材过多源自著名经典作家（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蒲柏、斯科特等）。辛普森认为，并不是词典编辑们故意特别优待“高雅”文学，而是因为这些文本“阅读者”最易于得手，这是当年出版界造成的局面。不过，辛普森一直对早年间的词典编纂者怀有崇高敬意： 他们能够获得的资源十分有限，但取得的成就却是令人瞩目和非凡的。同时，他们也给后继者“预留”了足够空间，来添加来源更为非正式的一些新证据（更早的证据、非正式惯用语、对于最初的维多利亚读者来讲不那么流行的技术词语）。并且，这还向世人昭示： 语言绝对不是仅仅去储存某一时代的文学巨匠。
辛普森认为，自己很享受这种连续渐进的工作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逐渐地构筑起对词语的深入了解和全面认知。所有这一切也构成了一个系统，在过去一直运行良好，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它似乎依然适合《牛津》的编纂需要，但辛普森慢慢开始担忧《补编》的项目进展速度是否太慢，开始质疑正在编纂的那些单词是否合适，以及编纂方法是否对头，等等。这些问题在《词语侦探》中都有进一步的展开和回答。
四、 新词新义“侦探”
四卷本《补编》在1986年完成出版。一部大型词典的收尾，往往意味着编纂队伍的解散，剩下主编一人孤军奋战。198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英语词典部，启动“新词汇”项目，既服务《牛津》自身修订，也是由于牛津家族其他成员如《牛津英语大词典简编本》《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等也都在等着修订，迫切需要基于充分研究而精选出一份新词词目单。为此，出版社专门成立了“新词项目中心”来统筹，由辛普森负责，目标就是为新词的挑选和提供支撑证据而建设最齐备、最客观的数据库。其中占主导的就是“读取项目”，希望能涵盖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英语变体。阅读项目之初，进度是每年大约“读取”12万条书证。1990年，《牛津》第三版修订正式全面铺开。“新词汇”工作日益重要，成为修订三大任务之一[1]。
2000年，《牛津》第三版编修工作完成第一期任务（从字母M到单词mahurat），并且整部词典实现了上线和在线修订。从此修订工作实行“分段修订，按季度发布在线更新”。每次推出的新词新义，不仅包括所修订“段内”的词目和义项，也涉及整部词典的其余词目。这种“全覆盖式”新词新义修订，得益于四个读取项目中最大的“英国与北美读取项目”。21世纪开始，引证读取量已经达到年均20万条，累积总量达到数百万条。并且，它们全部实现数字化，可以即时检索查证。（Simpson2002）这一例证库的电子文本，内容涉及小说、诗歌、日记、课本、新闻报纸、期刊、杂志、电影和广播脚本，以及其他不同来源，时间主要覆盖19世纪和20世纪，其中北美文本可以上溯至殖民时期。
2013年，辛普森接受《泰晤士报》采访，他提及在当时70人的编辑队伍中，专门负责新词工作的有10人。据《牛津》网站给出的更新统计，截至2017年6月，有70次按季度更新的新词新义，每次规模均在500条之上。换言之，21世纪以来，英语新词新义年均增加超过2000条。
新词收录和词义界定的更新完善，是词典编修的重头戏，《牛津》是怎么做的？辛普森自己曾经负责过这方面的工作。他详述了AIDS（艾滋病）一词从引起关注到认定最早用例（1982），从释义的最初界定到修改加工再到定稿出版（1989，第二版），然后到第三版在线修订更新（2014），具体情况如下：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n illness （often but not always fatal） in which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or malignant tumours develop as a result of a severe loss of cellular immunity， which is itself caused by earlier infection with a retrovirus， HIV， transmitted in sexual fluids and blood. [1989]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一种疾病（通常但并非必然致命），患后严重丧失细胞免疫力而引发多种随机性感染或恶性肿瘤，致病原因是更早感染反转录病毒HIV，由性液或血液传播。[1989]
AIDS A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fever， weight loss， lymphadenopathy， and the occurrence of opportunistic infections and malignant tumour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helper T lymphocytes in the blood， and now known to occur as a late stage of infection with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t ACQUIRED adj. Special uses. Also （more generally）： infection with HIV. [2014]
艾滋病 一种疾病，其病征是发烧、变瘦、淋巴结病变，以及罹患多种随机感染和恶性肿瘤，并伴随血液中辅助性T淋巴细胞的数量降低，目前已知其发生是在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晚期；=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参见“获得”条： 形容词，特殊用法。也常指： 感染HIV。[2014]
对比AIDS的两个释义，25年间艾滋病研究的新进展和新认知，一目了然。
五、 谢幕离场的“自拍”
辛普森担任主编期间，主要工作就是启动《牛津》第三版的修订更新并使之走上正途。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通过《牛津》第三版项目，英语词典编纂实现了世纪之交的革命和转型。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具体参照辛普森（2002）“英语词典学的革命”一文（中译文见《辞书研究》2016年第2期），本文不再赘述。至于其后21世纪最初十多年的发展情况，在回忆录中有更详细、更具体的讲述。
Selfie（自拍照）为2013年“牛津词典‘年度词”，次年6月被收入《牛津》第三版。2013年辛普森退休，他也想给自己来个自拍照——写本回忆录。对于自己喜爱的selfie一词，他也讲了它的故事：
只有词典编纂业内人士才熟知，有这么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 每个新词比你所认为的至少要早十年。比如selfie一词，你可能觉得它很新，就像今天早晨刚刚送到的报纸，但是实际上其历史往回追溯，却要超出十年，即《牛津》自家强行设立的收词规定年限。它被检索出的首次出现，据我们的词语捕头对它的追踪，可以一直回溯至2002年。它最初出现——或许让人惊讶——是在澳大利亚，并且似乎存在相当一段时间才引起欧洲人的特别注意。这次现身是网络在线发布，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在线技术论坛（我最后一次核检时仍在那里）：“嗯，一次21歲同伴聚会喝高了，脚下拌（原始文字就那样——并非我打字出错）了一下，摔倒了，嘴唇先着地（紧接着是前牙）磕在台阶上。下嘴唇上磕了个口子，有1厘米长，都磕透孔了。对不起，焦距没对好，是自拍照。”[2]
一种猜测selfie是self-portrait（自画像）的缩减，但是要做出这一结论，我们或许还应更加小心一些。当今这个年代，你可以从This is a photo of myself.（这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直接简省到This is a selfie.（这是张自拍。）所以，对于自己在词源方面的想法，下结论时不能太轻率。
2013年“牛津词典‘年度词”选中selfie，在词典界引起的关注非同寻常。尽管WOTY（“年度词”）这个英文缩略十分笨拙，但在词典圈内还是用它来指称“Word of the Year”（一年一度的瞩目词）。你或许可以想象到，我从来都没有准备去承认“任何时候的最爱之词”，那么我同样不可能有“每日、每月或每年的‘心仪词语”。尽管所谓的“牛津词典‘年度词”听起来像是来自大部头《牛津》的认可，但是实际上绝对不可能（我当年在的时候）。至于现今情况如何，不得而知。或许《牛津》可以搞出一个“1563年度词”，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但是非常可能也会被我否决掉。尽管如此，我实际上还是认为selfie这个年度词选得好。很显然，在2013年它已经用得过度了（那年它最终夺冠），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一些东西，让我们了解自己已经变成了什么样的人。不再深思熟虑和反思自省，而是自我陶醉，用后视镜抓拍自己的形象，就像一根根小棍挑着自拍照。
辛普森退休之时，也正是《牛津》实现涅槃，成为时代宠儿之际，犹如“自拍照”一样，可供普通大众实时检索使用，十分方便。从“机缘巧合”到“自拍照”，既是他与《牛津》情缘的起始和结束，也反映了《牛津》与时俱进，实现“华丽转型”。
退休往往是人生的一次艰难转型，辛普森也不例外。退休后，他也在反思《牛津》编纂工作中的差错，他渐渐体会到： 对过往事件细节的调查越密切，就越会觉察到这些细节会被稍加改造以顺应当前之需，或者只是简单地被忘却，或是被特意地错误记载。我们——作为一个集体——就会因此丧失掉这一信息。他举例讲道，一个英国英语的单词，最初来自美国英语，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信息忘却了，又怎敢奢望能记住在五百年前某个单词是派生自法语，而另一个单词是派生自意大利语呢？有人会说，这又有何重要？辛普森认为这很重要，一个人，当然人越多越好，应该保留有这样一种意识： 我们今天这样说话，这样生活，我们是经历了哪些阶段才最终走到今天这一地步的？一些细小的差错有可能会加剧恶化和扩大： 一个归属错误的日期或许会造成我们错误地评估某一更大的变量，这反过来又会给我们的知识构架强加上一个更大的差错。历史词典编纂质量的高低，这些细节信息的准确性至关重要。
在词典编纂工作和生活之外，辛普森还提及自己的家庭生活。他提及妻子希拉莉，提及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父亲，提及两个女儿凯特和伊丽。特别是小女儿伊丽，是个智力残疾的“成人”： 实际上从两三岁开始她一直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她对于辛普森而言是启迪心灵的，他希望伊丽所接触到的所有人也都能像他一样对待她。他还说到，如果说睡到半夜有什么会令他不寒而栗地惊醒，就是担心将来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出差错，而没有人在跟前帮助伊丽渡过难关。
辛普森还说，即使自己无法用语言跟伊丽沟通交流，但是花时间跟她在一起也提醒自己，交流不仅仅局限于言辞。与她相处，仿佛是能够将你带入一个长廊，在这里随着时间推移交流沟通会出现上下波动： 有时候变得更强，有时候变得更弱。当交流变弱时，它几乎像是要消逝，于是你会惊诧于自己是否会就这么看着它消逝。当交流变强时，它就成了那里最重要的事情——无言，却强大有力。
从这一意义上讲，这部回忆录既是一部对《牛津》编纂的回忆，也是一个散发着人文精神和关爱生活的人生记录。
附 注
[1]除了增加新詞新义，其他两项是： 现有词条的修订；修订后词条的再修订和更新。此三项工作在一定时期内的不同阶段会各有侧重，但最终会达到某种稳定的常态。（Simpson2014： 806）
[2]英语原文： Um， drunk at a mates 21st， I tripped ofer [that is there in the original —— its not my typo] and landed lip first （with front teeth coming a very close second） on a set of steps. I had a hole about 1cm long right through my bottom lip. And sorry about the focus， it was a selfie.
参考文献
1. 约翰·辛普森撰，田兵译.英语词典学的革命.辞书研究，2016（2）.
2. Cowie A.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English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Hartmann R R K. （ed.） Lexicography： Critical Concept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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