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翠莲 潘志高
摘 要 文章集中论述《中华汉英大词典》多义条目的语义和语境信息表征，尝试结合现当代词典学理论，从用户认知需求、心理词库表征等视角，探讨编纂过程中所采用的原则和处理方式。将多义条目置于《中华汉英大词典》的框架内，从词义的选取与划分、词性、义项编排及配例等方面，论述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并从理论层面探讨其理据。
关键词 《中华汉英大词典》 多义词 语义表征 语境表征
一、 引言
陆谷孙先生主编的《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于2015年8月出版之后，引起了学界关注。刘绍铭先生（2015）在其《“等值”和“超越等值”》一文中提到：“跟同类汉英词典相比，《中华汉英大词典》除了篇幅容量惊人、内涵辽阔得未曾有外，还有其他别家所无的特色。”这样一部力图“有所为”的大型汉英词典在编纂过程中所面对的问题，从总体到具体，从内容到体例，可谓比比皆是。《中华汉英大词典》（以下简称《中华》）在设计原则上考虑了从宏观到微观诸多因素，并在编纂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力图较为全面、客观地表征汉语字词信息。正如主编陆谷孙先生在前言中所言，《中华》采用了“有保留的描写主义”（descriptivism with a grain of salt）的编纂方针，收词方面古今兼顾、中国本土（大陆和港澳台）和海外社区兼顾，释义方面强调语义、语用兼顾（在做到“等值”的同时还力求超越），配例佐证释义、补足释文“言犹未尽”的部分。
在实际编纂过程中，我们以现当代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使用者认知需求为重，力求较为合理地处理宏观和局部（词条）信息。正如Béjoint（2010： 269）所言：“只有考虑到语言学家的工作，他们的方法、问题和解答，词典学才能取得进展。”篇幅所限，作者在此难以囊括《中华》错综复杂的原则、特色。因此，本文聚焦多义条目，对《中华》的具体处理方式略陈一二。多义词表征集中体现了大型汉英双语词典编纂过程中需要处理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处理往往超出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解释力，需要借助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词库理论加以优化。在后面的论述中，我们将从词义选取与划分、词性问题、义项编排及配例等方面对《中华》中多义字、词条目的处理原则及其理据进行论述。
二、 词义选取与划分
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汉语保留了诸多来自各个历史时期的字、词或义项，同时产生了大量现代汉语用词或义项，可谓博大精深，雅俗共赏。因此，对于文化渊源颇为深广的汉语而言，字、词的多义性是“常态”——常用字、词往往兼有字面义与引申义，在具体语境中还会有临时用法（instantiation），以获得修辞或幽默等效果。如“大驾”这个十分常见的客套词，其常用义项为第1义项；第2、3义项则为历史用法。
大驾 dà jià 1
大、中型汉语词典（如《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词典》）均以不同方式表征义项2、3。其理念在于： 一是这些用法仍见于文学作品。二是它们为义项1提供词源信息，即从义项2（皇帝的座驾）到义项3（指称皇帝），为义项1的礼貌用法提供了佐证；将原本指称帝王的词汇用来指称常人，表达了说话人的敬意。源流并重的处理方式有利于词典使用者更好地理解和使用字、词。
作为一部大型词典，《中华》对字、词和义项的收录原则是古今兼顾。一方面，甄选收录新词新义，反映汉语的最新发展；另一方面，收录大量文言词语和义项，体现文化传承。多义字、词条目的义项收录与划分，参考现有大、中型纸质和在线汉语词典，以及字、词在各种语言实践中的使用情况。具体而言，多义字、词义项收录分为三种情况： （1） 语义、用法有显著差别的义项分别表征，以独立义项收录。（2） 新出现的用法经过一定时间的使用被普遍接受和达到稳定，并且有望沿用下去，则加以收录。（3） 罕用的古旧义项，如仍存在于史书或经典文学作品中，或作为构词成分体现于其他词语中，则加以收录。如：
流量 liú liàng 1 rate of flow； discharge； flux ... 2 volume of flow； traffic ... 3 [Comp] （amount of） data： ～使用量/需求/转存 data usage/demand/rollover | ～套餐 a data bundle/plan ...
明 míng ... Wingdings 3uA@ 24
例中“流量”的义项3是新出现的用法，现已较稳定。“明”的义项24、25，雖然在现代汉语中极少独立使用，但仍见于“明水”“明器”“神明”等仍在使用的词语。为体现词义的“源流”或理据，有必要保留此类“根义”，否则“明水”岂不成了“无源”之水，而“明器”“神明”之“明”也失去了根义，势必给初学者或词典使用者带来困惑，或将其引入歧路、习得错误的信息。这岂不误人子弟。
多义性还体现在为外来语或新出现的词义提供词源信息方面。大型词典[如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英汉大词典》]均有提供词源信息的传统，尽管在信息的多少或呈现方式上有所区别。词源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的“空白”，为语言符号的表征提供了理据，减少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中华》在词义的收录过程中注重追本溯源，为词典用户提供较为完整的意义描述。如“便当”“嫚”为外来词，就在释义部分简要说明其源出（分别来自日语和德语），使得词义变得“透明”，有助于词典用户理解与记忆。
便当 biàn dāng
嫚 mān
为词语提供词源信息更多地体现于成语或方言俗词语。大多数成语使用的是引申义，其字面义或词源信息处于“休眠”状态，而方言俗语往往从字面上无法联想到其使用中的意思。例如，“门槛精”的意思是clever，shrewd，但其字面义“门槛+精”完全不透明，“门槛”（无生命的物品）与“精”（人类的属性）没有逻辑联系。如果词典只提供在用的词义，用户会大惑不解，因为语言符号与词义之间的关联缺乏理据性。从本质上说，此类词语是多义性的，即在用的“显性”词义和处于休眠状态的“隐性”词义。从信息处理的角度看，“隐性”词义可为“显性”词义提供理据。对于初次接触或不了解“隐性”词义的使用者来说，激活处于休眠状态的“隐性”词义等于在语言符号和意义之间打开了“通道”，有助于理解“显性”词义。该词的隐性词义来自monkey的音译，“门槛精”的“本义”即as shrewd as a monkey。同样，如果不了解“蛮”和“触”是传说中位于蜗牛触角上的两个小国，就无法理解“蛮触之争”为何释为quarreling over trifles。如果不了解“仆街”的源出之一为带有殖民色彩的侮辱性用词poor guy的音译词，就很难将这个词的形式与内容联系起来，从而增加认知处理的难度，增加认知负担。所以，《中华》通过括注或增加“源出”义项，对于“隐性”词义进行了激活处理（见表1）。
三、 词性问题
义项划分似乎不能绕过词类这一问题。现当代英语词典编纂往往将词类置于第一层级，语义置于第二层级。近年来，也有学者建议在汉英词典中为汉语词汇标注词类（如王仁强，章宜华2006），尤其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应用领域。
《中华》没有标注词类，而是根据语义概念的使用频次、相关性等划分义项，即将义项视为概念，可兼具两种或多种语法功能。字、词语义概念的常用语法功能在认知空间中会得到突出表征，成为独立的概念节点，词典中便相应地设立义项。如“麻烦”可用作三个词类——形容词（义项1）、名词（义项2、4）和动词（义项3），并且在三个认知空间都有突出表征，因此词典中为其分立义项。由于目标语（英语）为语法化的语言，因此释义用词可偏向该义项的主要语法功能，而其他语法功能可通过例证体现。如“懒惰”兼有形容词性和名词性（抑或动词性），但通常偏向于形容词性，因此释义用词为lazy；较少使用的名词性功能则通过配例“懒惰如同锈蚀，比劳作让人衰老得更快”显示。
麻烦 má fɑn 1 troublesome； bothersome
2 trouble； bother
3 to trouble； to bother
4 slight mishap； minor accident
懒惰 lǎn duò lazy： ☆刀不磨要变钝，人～要变笨 the blade will become dull without sharpening， and the man will become an idiot if lazy | ～如同锈蚀，比劳作让人衰老得更快sloth， like rust， consumes faster than labour wears
以语义概念划分义项的主要理念是，汉语字、词的一个概念常常以两个或多个词类形式表现，但在使用过程中，词类往往为隐性的而非显性的（explicit）。比如，有学者提出了汉语“名动包含”说，认为汉语的名词和动词不同于印欧语“名动分立”的格局，而是“既分又不分”的格局。（沈家煊2015）以概念进行划分，符合汉语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切分，亦符合节省记忆存储空间、快速处理信息的认知需求。实际上，英语词典也呈现出减少或合并词类标注的趋势，如《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合并了及物与非及物動词标注，大大减少了重复的概念表征，方便了使用者检索。相反，对汉语字、词进行词类标注，除重复表征概念之外，恐有挂一漏万之虞，难以系统表征各种功能。如《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尝试标注词类，对字头、双字条目标注词性，却并未对成语标注词性；将“钙化”标注为动词，而所提供的例证却是名词性的。虽然英国人编纂词典有标注词性的传统，如早在19世纪James Murry编纂的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牛津英语词典》）已开始标注词性（如lunatic， mysterious标注为a.，见Winchester 2005），但同时期马里逊编纂的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华英字典》）未见词类标注。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汉英词典不设词类标注，而把词典空间用于澄清概念，或许更有助于词典用户的检索、理解与记忆。
四、 义项编排
从以上对《中华》词义选取和划分原则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部词典对多义字、词义项的收录范围甚为广泛，一些条目收录的义项甚至多达二三十项。如此一来，义项编排便成为编纂者所要面对的一个大问题。
义项编排是词典编纂和词典学研究中较为核心的问题。考虑到词性、词源及词义的相关性等方面，传统的义项编排顺序通常有7种标准——词义的重要性、使用频率、逻辑关系、实验产生的顺序、句法标准、语义标准、历史顺序。（Boggards 1998）近年来认知语言学和多义词心理表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为义项编排的合理性提供了较为科学的数据。（赵翠莲2006）Atkins（1995）建议词条编纂采用“整体方法”（holistic approach），因为语义框架中的内容“不能随意划分为义项”。根据分层网络模型（Collins & Quillian 1969，1970）、激活发散模型（Collins & Loftus 1975）等心理词库模型，多义词各义项可视为网络结构中的概念节点，各节点之间在语义、语法、语用等维度上呈由强到弱的连接。
《中华》在义项编排方面参照以上标准和理论模型，以词典用户的查询偏好和认知需求为重。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二： 一是如何平衡历史顺序、词义、逻辑关系、使用频率等标准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通过纸质词典对义项的“线性”排列体现心理词典中义项的“网络”结构。
首先，根据词典用户的查询习惯研究，多数学习者查词典时往往只关注第1义项，因此，现代词典多将最常使用的词义放在第1义项，以提高词典用户查得词义的概率。《中华》的相应排列顺序是，从高频到低频，从核心到引申（厚今薄古）。如，“电”字条收录6个义项，第1义项为最常用的核心义项，其他义项按频率（从高到低）和语义相关程度排列。第1、2义项，第3、4义项，第5、6义项分别为语义高度相关的义项组合，而这三组义项又按使用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图1显示了字头“电”和各义项组合的网络关联结构： 箭头线（→）表示字头到各义项组合的距离，直线（——）表示义项组合之间和内部的关联。
电（電） diàn 1 electricity ... 2 to give or receive an electrical shock ... 4 to send a telegram or cable； to make a phone call ... 5 lightning ... 6
多义字、词长条目（通常包含15个以上的义项）的检索会给词典用户带来困难，因此对义项排列的要求更高。我们结合频次高低、语义及古今用法的关联程度等原则进行分组归类，各义项组以三角符号“ Wingdings 3uA@ ”标示。如“面1”（为节省空间，仅显示前后两部分义项组），使用频率最高的义项为第一义项组的第1义项，组内义项按使用频率、语义相关度和历史顺序等标准先后排列。其他义项组按此原则依次排列。常用义项、实词义项排列相对靠前，虚词义项（13、14、15）、古旧义项（16、17、18）相对靠后，专名义项（地名、姓氏）排在最后。
面1 miànWingdings 3uA@ 1. face ... 2. facial expression ... 3. mask ... Wingdings 3uA@ 4. to face [toward] ... 5. to meet ... 6. facetoface； personally ...Wingdings 3uA@ 13. particle indicating direction ... 14. classifier for flatsurfaced items ... 15. classifier for number of meetings ... Wingdings 3uA@ 16. vari of 偭 /miǎn/ to turn ones back on； to oppose 17. vari of 勔 /miǎn/ assiduous； diligent； industrious 18. vari of 湎 /miǎn/ to indulge in （wine， etc） Wingdings 3uA@ 19. the radical 面[as in 缅 /miǎn/， 靧 /huì/]
三角符号将原本复杂的长条目切分成相对独立的部分。每个义项组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词目，包含的义项数目较少，减轻了使用者的认知负担，降低了查询难度。三角符号“ Wingdings 3uA@ ”较为醒目，起到了突出主要义项的作用；同时，它如同“路标”一般引导使用者迅速锁定义项，节省了查询时间。
五、 配例
意义使用论认为，词语的意义在于使用。Wittgenstein（1953）指出：“意义即使用。”如此，词义不必通过其指称的语言外的物体或与其相关联的心智中的概念来定义，而要通过其实际使用来定义。意义使用论在语言学研究中有多种表现形式。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是Firth（1957）的意义语境论（Contextual Theory of Meaning）。他运用搭配、类联接（colligation）等概念，提出“由词之结伴而知其义”这一重要思想。其他还有Austin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s Theory）、Grice的合作原则及会话含义理论（Cooperative Principles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等。這些理论不只考虑词或表达式的意义，而更关注句子或言说（utterance）的意义，都认为句子或言说不仅有语义层面的意义，还有语用层面的意义，而后者主要体现在其使用的环境（即语境）之中。
假若我们将词典释义视为语内语境，那么例证即为词义提供了一种情景语境。情景语境与语内语境之间存在共延关系。语内语境产生于情景语境，情景语境被解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转化为语内语境，而又反过来作用于情景语境。解读者需要借助语言解读语言自身及非语言事物、事件。
《中华》基于以上理念确立的例证收录原则，是例证应具备征义、扩充说明词义、提供习惯用法和典型语用场景等功能。如“麻烦”的配例来自于典型真实的语料，与释义呼应。例证中的情景语境既印证了释义中的语内语境，又扩大了语内语境的适用域，使用户在具体语境中理解并习得用法。诸如“麻烦了”“很麻烦”“不怕麻烦”“自找麻烦”“惹麻烦”“（太）麻烦你了”等典型表达方式的收录，补充了释义中“言犹未尽”的部分，为词典使用者搭建了较为完整的情景语境（见表2）。
一个义项内如有多条例证，为方便使用者查询，例证的排列顺序是： 名词词组→动词词组→句子；同一类别内按音序排列（如“流量”义项3配例）；如涉及引申义配例，字面义在前，引申义在后（如“打掉”配例）。
对于双语词典编纂而言，例证的选取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更重要的）工作是例证的翻译。例证译文应力求信达，尽量避免简单重复释义。对于文化差别迥异的两种语言而言，译文“信达”实属不易。两种语言中看似相似的两个实体，尤其是抽象概念，其语义、语用、文体特征等及心理表征可能会十分不同，因此不宜对其进行简单的匹配。陆谷孙先生把寻找对应译文的过程比作“搭桥”与“抵达”： 从一种文字出发，“抵达”另一种文字的彼岸……但是，更多的时候，两种文字因其附着于上的文化大异其趣，各自的奥秘远离桥的两边，深埋在内陆腹地，单靠跨越，根本找不到对应点，“抵达”便无从说起。（陆谷孙2012）
针对这种情况，《中华》采用的策略是，在追求等值的同时以“超越等值”自勉，尽量在译入语中扩大文化适用域，实现一定程度的涵化（acculturation）。（陆谷孙2015： 5）具体的策略是，将字、词、短语视为相对稳定的语块（chunk），在解释本义的基础上，借用概念等同或接近的西谚对其整体“涵化”。如，用达·芬奇的格言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form of sophistication涵化“大道至简”；用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名言the more you know， the more you know you dont know 涵化“学然后知不足”；用谚语all lay loads on a willing horse涵化“马善被人骑”。同样，将配例视为整体（即语块），在译入语中寻找最大限度对应的语块，而不是简单重复释义，一方面可为使用者提供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逐词翻译而产生的生硬译文，为用户提供情景语境中的地道译文。如将“不怕麻烦”置于较大的情景语境“他们不怕麻烦，服务得很周到”，即可整体对应到较为地道的译文they spared no pains to give good service；将地道的英文表达dont trouble trouble till trouble troubles you，整体对应到“不要自找麻烦”；用地道的binge eating对应“饮食无度”（而不是字面翻译excessive eating），自然也是不错的路子。再如，在“玫瑰”下征用英谚“予人玫瑰，手留余香fragrance stays in the hand that gives the rose”。这些实用的表达方式配以地道的“涵化”译文，为情景语境中的译文找到了较为接近的“落脚点”，相信会对词典使用者的理解与习得用法有所帮助。
作为一部旨在反映中华文化积淀的大型词典，《中华》在配例方面努力做到博征广引、雅俗共赏，融实用性、趣味性、经典性于一体。许多例证来自经典文献，反映着中华文明与智慧。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词典用户对于表3中的诗句和格言佳句应不陌生。
这些配例体现着中国人的“文化水准”，撒落在词典正文中，以飨读者。词典用户在定向查阅和随意翻阅中遇到它们，想必会得到“愉悦”和“教益”。
六、 结语
汉英词典对汉语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两种语言在字、词层面的简单对应，还应反映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层面的内涵与外延。词典编纂者须在纸质词典的有限空间中，将附着在字、词中博大精深的信息通过另一种语言简明扼要地加以传达。当然，不同的编纂者会有各不相同的编纂思想，对词汇信息的传达亦有各不相同的侧重。
本文仅对《中华》中多义条目的编纂原则和处理方式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尝试从用户认知需求、心理词库表征及其他现当代语言学理论的不同视角，探讨编纂过程中所采用的原则和处理方式。词义选取与划分、词性问题、义项编排及配例等是多义词研究和词典编纂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本文将它们放在《中华》的框架内进行探讨，寻求这些共性问题在新语境中的具体表现，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和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结合《中华》的编纂实践，尝试在理论层面进行论述。论述中涉及的认知语义学理论和心理词典模型等，是借用前人研究结果解释本词典的编纂方法，但尚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进一步的研究或可以词典用户为对象，采集与分析数据，以提供更加客观的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1. 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汉语大词典（普及本）.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 刘绍铭.“等值”和“超越等值”.文汇学人，20150327.
3.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2版）.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4. 陆谷孙.飞跃和抵达.翻译与教学，2012（2）.
5. 陆谷孫主编.中华汉英大词典（上）.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6. 沈家煊.词类的类型学和汉语的词类.当代语言学，2015（2）.
7. 王仁强，章宜华.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对译义准确性的影响调查.现代外语.2006（2）.
8. 赵翠莲.多义词心理表征对多义词条处理方式的启示.辞书研究，2006（4）.
9. 赵翠莲，周小玲等编译.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11. 朱丽，于海江主编.牛津·外研社英汉汉英词典.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12. 马里逊.华英字典（影印版）.郑州： 大象出版社，2008.
13. Apresjan J. Systematic Lexicograph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4. Atkins B T S. The Role of the Example in a frame Semantics Dictionary.∥Shibatani M. and Thompson S. （eds.）. Essays i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n Honor of Charles J. Fillmore.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1995： 25—42.
15.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6. Béjoint H. The Lexicography of English. From Origins to Pres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17. Bogaards P. Scanning Long Entries in Learners Dictionaries.∥Fontenelle T. et al.（eds.） Actes Euralex 98 Proceedings. Liege： Liege University，1998： 555—563.
18. Collins A M， Loftus E F. A Spreadingactivation Theory of Semantic Processing. Psychological Review，1975（82）： 407—428.
19. Collins A M， Quillian M R. Retrieval Time from Semantic Memory.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1969（8）： 240—247.
20. Croft W， Cruse D A.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21. Carroll D 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5th e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8.
22. Evans V， Green 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6.
23. Firth J R. Papers in Linguis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7.
24.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Cole P， Morgan J. （eds.） Studies in Syntax and Semantics III：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5： 183—198.
25. Winchester S.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 A Tale of Murder， Insani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5.
26. Wittgenstein L.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1953.
（趙翠莲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潘志高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河南 471003）
（责任编辑 郎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