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综观

汤畅 林华勇

摘 要 闽方言语法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随着汉语语法化研究的不断深入而取得了一些突破。从研究的主体对象看，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主要关注词的语法化现象，并涉及与其相关的句式结构等，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传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闽方言语法化研究融入了跨语言或跨方言比较、语言接触研究、语义地图、主观化等新领域和新理论，研究视角不断开拓、创新。

关键词 闽方言 语法化 文献综述

一、 引言

学界一般认为，“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这一概念最初由法国学者Meillet（1912）在《语法形式的演化》中提出。较早将西方语法化理论介绍并引入我国的是沈家煊（1994）和孙朝奋（1994）。沈文将“语法化”定义为“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他认为中国传统语言学早在13世纪时已对“实词虚化”现象有所关注，但传统的“虚化”关注词义变化由实到虚，“语法化”理论则偏重于语法范畴和语法成分的产生与形成。

此后，国内语法化研究不断深入。刘坚等（1995）、沈家煊（1998，1999）、洪波（1998，2000）、江蓝生（1999，2002）、刘丹青（2001，2003a，2003b）、方梅（2002）、吴福祥（2003a，2003b，2004）、马清华（2003a，2003b）、胡壮麟（2003）等学者都从多角度讨论过语法化的相关问题。新的理论和视角的引入和运用，对国内语法化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汉语语法化研究渐入佳境。洪波、龙海平、Heine（2017）回顾了前人语法化研究取得的进展，介绍了国内语法化研究对新领域和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如构式语法、词汇化、话语标记研究、语言接触研究、主观化和语义地图等。

闽方言语法化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语法化理论被引进汉语研究之前，闽方言语法研究着重于介绍单个方言点某一语法成分的功能。少数文献关注“实词虚化”现象，结合考本字的方法，借助古代及近代汉语文献典籍，对虚词来源和演变过程进行推测。如杨秀芳（1992）对闽南方言持续貌标记“著”来源的关注、陈泽平（1992）对福州话“去”演变过程的探讨、施其生（1996）对汕头方言“了”演变过程的构拟。

随着语法化理论在国内汉语研究中的广泛吸收和运用，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一方面，研究的主题和内容越来越广泛、深入;另一方面，与语法化研究相结合的理论视角不断开拓、创新。本文将从研究的主体对象和研究的理论方法两个方面入手，对21世纪以来闽方言语法化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二、 闽方言语法化研究关注的问题

现阶段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内容以词的语法化现象为主，并涉及与其相关的句式结构等，整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词的类别为划分标准，闽方言语法化的主体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一） 闽方言动词的语法化

对动词及相关句式的讨论，一直是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热点。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一些常用动词及相关结构的语法化过程及动因。从动词的类别来看，研究成果具体包括：

1. 对认知义动词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对“识”（或写作“八”“別”等）语法化过程的讨论。Chappell（2001）和Xu（2007）推断台湾地区闽南方言、揭阳方言动词前的经验体成分“pak2（识）”由动词演变而来，Xu（2007）认为“识知”与“经历”在语义上的联系，是推动其语法化的重要因素。连金发（2007）从认知角度分析闽南方言“八/识”语法化为经验体貌标记的过程，并解释“曾”义是驱使“八/识”演变为经验标记的原动力。杨秀芳（2014）认为“别”后接宾语范围的扩大，使“别”与其后动词并排出现，语义焦点逐渐后移，终使“别”退居为次要的修饰语而语法化为副词。

2. 对趋向动词的考察也是热点之一，主要着眼于“来/去”及其相关结构。郭维茹（2011）从生成语法“轻动词”概念入手，认为闽南语“来/去+VP”结构中的趋向动词“来/去”的虚化进程为： 指示性的趋向动词>指定施事角色的轻动词>不指定论旨角色表事态实现的轻动词。连金发（2015）认为，趋向式原本表示客体在空间中的位移，但也会产生从空间到非空间的动相（aktionsart）演变。该文从历时演变的视点切入，考察了“A. 趋向动词+来/去;B. 动词+趋向补语+来/去;C. 动词+趋向补语”三类趋向式，发现B式在现代闽南方言中普遍发展出了非空间的动相用法（如启动、完成、持续），其主要影响因素是非位移动词的选取。当主要动词不指称位移时，就会驱使趋向词引申出指称非趋向的用法。

潮汕地区方言的趋向动词“来”，与“使然/非使然”（施其生2006）形式联系紧密。黄燕旋（2016a）论述了潮汕地区的“来”，由趋向动词到处所时间介词两条可能的演化路径： 一是作为趋向补语的“来”使用范围扩大，引起趋向义弱化、消失，最终变为介词;二是连动结构中的前项VP1重新分析为PP，从而演变为介词;在此基础上，揭阳方言表远指的合音介词短语“来块”还进一步发展为持续貌标记，介词“来”已成为当代揭阳方言最主要的使然形式。

还有部分学者关注闽南方言的趋向式“起来”。张巧玲（2007）通过比较台湾地区闽南话和台湾普通话“起来”用法的异同，对“起来”进行句法、语义及语用上的分析，探讨“起来”的语法化过程。

3. 对给予义动词的探讨，以潮汕地区的“乞”及其相关结构“乞伊”最受关注。Matthews et al.（2005）讨论了揭阳方言“k‘e i V（乞伊V）”结构与被动式的关系，认为其中i是个虚化无指的代词，而被动标记则由给予义动词“k‘e（乞）”语法化而来。黄燕旋（2016a）认为，潮州方言的“乞伊”蒙受句，由“形式被动句”经历话题化、句法化而形成。复指主语的代词“伊”与被动标记“乞”，有逐渐融合为一个单位的趋势，整体演变为蒙受标记“乞伊”。张静芬（2017b）则指出，云澳方言的“乞伊”连用是“被动标记（乞）+施事（伊）”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在功能上是一个表示不如意情感色彩的标记。

此外，吴瑞文（2015）结合历史文献材料和现代闽方言材料，探究“乞”在闽方言中的音韵、词汇及语法的演变。林少芳（2016）从福清话“乞”字被动句入手，结合跨方言和历史材料，探讨“乞”各项功能之间的联系。蔡国妹（2016c）指出，莆仙方言给予义动词“乞”在体现闽方言“乞”共性发展的“给予义→使役义→被动义”外，又经历了“被动义→遭受义→意外义→强调义”的后期演化。

对其他给予义动词的分析，如曹茜蕾、贝罗贝（2007）考察“赐”由给予义动词向致使动词演变的现象;Lin（2011）讨论台湾闽南话的“予”“予伊”的特点;刘秀雪（2015）讨论泉州五个次方言点的给予义动词“乞”“度”“传”“与”的功能分化。

4. 其他动词。例如，Xu和Matthews（2007）认为揭阳方言和台湾地区闽南话动词“睇（看）”可用作标句词。吕晓玲（2013）认为从明清泉腔戏文到现代泉州方言，动词“使”的义项及使用范围均出现了缩减，其演变情况可能与对粗俗动词的避讳有关。黄燕旋（2016b）认为揭阳方言的言说动词“呾”发展出了标句词、从句标记和语气词的用法。林少芳、盛益民（2018）探讨了福清方言动词“敆”从“处所>判断”的演变路径。

（二） 闽方言名词的语法化

名词词缀亦是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热点之一。这一部分研究主要着眼于小称词缀“囝”，研究成果各有侧重，具体而言包括：

1. 关注作为名词的“囝”的语义演变过程，以及这个过程中语音形式的变化情况。如曹逢甫（2006）及曹逢甫、刘秀雪（2008）认为，在闽方言小称词语法化过程中，语义的弱化和语音形式上存在相对应的演变层次，且“小称词”的语法化体现了“语法化轮回（grammaticalization cycle）”现象。张静芬（2017a）则对云澳方言小称词缀“囝[a3]”和“囝[k～3]”功能演变上扩展的规律特点进行了细致分析。

2. 关注“囝”的语源及其在闽方言内部不同方言点用法的共性与个性。李如龙（2005）认为闽方言的“囝”可能属于壮侗语的“底层”;“囝”在闽方言内部使用情况各有不同，其不同用法和演变过程，体现了语法化过程中伴随的意义抽象化、词汇扩散、语音的弱化和黏着化等现象。

3. 关注“囝”进一步虚化形成的词缀“仔[a53]”，其实本字为“囝”，俗写作“仔”。杨秀明（2015）认为闽南语的“仔”是由“囝”虚化脱落而成，其快速虚化演变主要受当地高频语气词“啊[a]、啦[la]”的影响。

（三） 闽方言体貌标记的语法化问题

在闽方言持续体貌标记的探源问题上，学界一直十分关注而且颇有争论。王建设（2003，2010）、罗自群（2006）认为闽方言的持续体标记来源于方位介词“著”的虚化。曾南逸、李小凡（2013）则认为泉州方言体标记“咧”源于介词结构“在+只/许处”，但不是其中介词“在”的进一步虚化，而是充当介词宾语的处所词“处”的虚化。施其生（2013）认为闽南方言表示持续的虚化成分在语源上和类似于唐宋白话中“在里”表所在的介词结构相关，但闽方言内部各方言点持续体貌标记的直接语源各有不同。

再如，蔡国妹（2006）认为莆仙方言的进行体和持续体标记的来源是处所代词“即、许”。林颂育（2010）认为闽南话持续體标记来源于“方位介词+处所指示代词”短语的虚化。陈曼君（2017）认为闽南方言存在两类持续体标记，最初的形式分别为“处”和“在处”，前者源于指代词“只/许处”，后者源于介词结构“在+只/许处”。

此外，也有学者注意到闽南话的实现体貌标记“了”。施其生（2014）通过观察表实现体貌“了”的三种用法（表动作实现的“了1”、表新情况实现的“了2”和表事态实现的“了3”）在11个闽南方言点中的分布情况，分析了现代闽南方言中“了”在不同地域呈现的不同句法分布情况，认为这是各地“了”语法化过程进度不平衡所造成的。

（四） 闽方言介词的语法化问题

闽方言的介词大部分源于动词，但在共时层面已演变为与动词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受关注的是处置介词的语法特点及其演变模式。陈泽平（2006）认为福州方言的处置介词“共”最大可能来自于受益介词，其语法化路径由其受事宾语前置的句法环境而决定。蔡国妹（2014）构拟了莆仙方言处置标记“合”的“伴随→受益→处置”语法化路径。蔡国妹（2016a）提出莆仙话的“厄”是处置标记“合”分音别义的结果，其功能是凑足音节，并强调处置义或动作方式，体现了“处置义→强调义”的语法化历程。

有学者留意到了处置句及致使结构相关的问题。黄燕旋（2015）认为揭阳方言复指型处置句中的合音介词“□[kai55]”的语法化过程为“受益介词>处置介词>复指介词”，这类复指型处置句的普遍存在与闽方言的话题优先倾向密切相关。

除了处置介词这一热点外，近年来，与事介词也越来越受到关注。黄燕旋（2016a）认为当代潮州方言的与事介词“佮”除了表示相与关系，还可表示受益关系和指涉关系，并发展出了处置用法，以及“连带义介词>语气副词”的用法。19世纪以来，潮州方言中与事介词和并列连词经历了“共>敿>佮”的更替，连带义介词“佮”的功能则日益被介词“咸”取代。

对其他介词的探讨，如李惠琦（2009）认为海南闽语的“ue”处在动词向介词语法化的阶段，倾向于后接无生名词做受事宾语。吴瑞文（2013）认为三明方言的“the5”本字为“替”，其作为一个介词具有多种语法功能，其中最为特殊的表现为由协同介词语法化为施事介词。另一方面，“替”也从协同介词进一步虚化为并列连词，并催生了并列名词组复数标记“e0”。

（五） 闽方言情态词的语法化

闽方言情态词，是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中较早关注的一类词。此类研究往往从情态词的功能和特点入手，回溯其来源和语法化的过程。杨秀芳（2001）提出，闽南语中的情态词“解”本义为“分解”，受到修辞手法的运用、论元性质的改变、句法结构改变的影响，语义发生变化，且虚化为只带语法意义的助动词。苏建唐（2013）认为台湾地区闽南语的义务情态词“通”经历了“非情态动词→义务情态动词→义务情态副词”的语法化过程。

此外，有学者留意到特殊情态词“卜”的语法化问题。陈曼君（2012）认为闽南话的情态词“卜”，历史上还可用作情态动词补语;受到语用和所在句法环境的影响，补语“卜”朝着两个方向语法化： 一条路径是“期望补语>期望补语标记>将然补语标记”;另一条是“期望补语>目的标记>顺承标记”。杜佳伦（2017）从方言历史音韵角度入手，推测“卜”的本字应为“发”，并认为中古汉语以来，“发”语义上具有的“往行义”特点，是其语法化为意志情态助动词的重要基础。

再如李婷婷、连金发（2010）结合历史语法学，探索闽南方言情态词“着”在古代汉语语料中所蕴含的句法与分布关系，分析“着”情态用法的来源。

（六） 闽方言副词的语法化问题

针对副词语法化问题进行的讨论，在闽方言语法研究中起步较晚，且不多见。许彬彬（2014）对清末以来闽南方言副词演变情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蔡国妹（2016b）考察莆仙话副词“罔”，认为“罔”的语义演化过程为“权且义>并列义>倚变义”;由“罔”框式化而成的“罔A罔B”结构的演化成因包括： 受到相近的語义基础触发相近的演变;共同语“越A越B”的类化作用;临近闽东福州话的渗透与影响。黄燕旋（2016a，2019）认为19世纪潮州方言中具有副词性特征的“个”，在当代潮州方言中已逐渐向系词转变，且进一步语法化为焦点标记和话题标记，其演变模式与潮州方言的话题优先性有一定的关系。

（七） 闽方言代词的语法化问题

在闽方言语法化研究成果中，关于代词的研究包括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和疑问代词的语法化现象，总体而言较为少见。邵慧君（2004）比较了闽方言和吴方言的人称词“侬”的不同语法化路径。陈丽雪（2009）从语义学角度观察16世纪闽南方言不同指示词的抽象指称内涵所对应的不同语法化层次。连金发（2014a）分析明清闽南方言戏文中“指示代词+量词/量化词”组合形成的合音词，认为这些合音词演变为程度加强副词或具有篇章功能的照应词，原来的量词/量化词则由新起的词语填补，是一种了叶氏循环（Jespersens Cycle）现象。苏建唐（2016）论证了台湾地区闽方言疑问代词“啥物”语法化为“类副词（semi-adverb）”范畴的过程。

三、 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进展

传统的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主要借助共时语料和历史文献语料进行语法化路径的构拟，常结合语音演变、考求本字等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研究领域的分析。近年来，闽方言语法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也有了新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共时与历时紧密结合

语法化研究主要着眼于语法现象的历史来源、演变路径等。传统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早有对“实词虚化”现象的关注，西方语法化理论运用于汉语方言语法研究以来，历时研究一直是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核心内容。

在这一方面，早期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主要结合历史语法的内容，借助古代汉语典籍提供的例证来论证、阐释闽方言中的语法化现象。近年来，多种闽方言语料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为闽方言语法化现象的讨论提供了丰富的事实依据。这些语料包括早期闽方言语料，如明清南戏戏文《荔枝记》（《荔镜记》）、《满天春》[1];19世纪传教士编撰的闽方言材料，主要有福州话的教材、辞书及《圣经》译本[2]，潮州方言的教材、辞书及《圣经》[3]等;清末民国初期的莆仙方言话剧本《蒋世隆》，等等。亦有现当代闽方言语料，主要包括闽南语口语文本，如当代儿歌、歌谣唱词及民间故事。这些语料完整、清晰地呈现了明清以来闽方言的面貌，对于研究闽方言历时演变及语法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陈泽平（2010）考察了19世纪传教士留下的多种福州方言文献，分析福州方言中通用量词“只”和“个”的词义、来源、句法分布及句法特点，推测“个”是“只”出现在名词前位置的弱化形式。郭维茹（2014）选取了明清时期各版本《荔枝记》戏文，以及包括台湾地区“歌仔册”唱词、台湾地区日治时期闽南语教材《语苑》、20世纪90年代后从各地搜集来的闽南语民间故事等一批语料，全面考察闽南语中“得”的句法功能。

历时和共时作为语言研究的两个平面，一直以来息息相关。进行共时层面的考察，对共时的语言现象进行详细、全面的描写，是闽方言语法研究至关重要的基础;借助历时语料对共时语法现象追根溯源，通过共时材料的比较观察历时演变的不同阶段的反映，有助于更好地对语法化现象做出解释。随着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深入，历时与共时研究结合得越来越紧密，这对闽方言语法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语法化与跨语言、跨方言比较相结合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演变的普遍现象。作为汉语方言的主要分支，闽方言内部不同方言点之间、闽方言与其他方言或其他语言相比，在某些语法化现象上具有哪些共性和个性，近年来已成为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从跨方言/语言的比较视角出发的语法化研究，常常结合语言类型学理论进行考察。吴福祥（2001，2002）结合历史语法，考察南方多地方言的不同状态补语标记，归纳出南方方言中“完成体标记（完成体助词或动相补语）→状态补语标记”的语法化演变路径，并认为导致这种演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再语法化规律的诱发。吴福祥（2010）认为不同方言里“上”“下”“来”“去”“过”“落”等语法成分的具体语法功能和语法化路径虽各有不同，但它们的语源形式最终都可以追溯到趋向动词。王聪（2016）考察汉语方言人称代词的“包括式排除式”对立现象，认为闽方言等南方方言中的“包/除”对立与“俺”的来源有关，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

此外，有些闽方言语法化研究逐渐结合区域语言学的理论特点，对闽方言内部不同方言点进行观察。陈曼君（2011）考察闽台闽南方言多地反复问句的使用情况，认为闽方言内部反复问句发展不平衡，分化现象明显;其中漳州方言反复问句向“敢”字问句发展的演变模式，具有类型学意义。施其生（2013）通过对11个方言点的三种持续体貌的调查，认为福建台湾片及潮汕片闽南方言持续体貌形式的直接语源是介词结构，语义上在由处所义向持续义虚化的同时，形式上也趋于简化，产生了单音节化倾向;雷州片和海南片的闽方言持续体貌系统则有两个不同来源，除了来自表所在的介词结构，也与动结式的后半部虚化有关。

（三） 语法化与语言接触相结合

语言接触是语法化的一个主要动因。关于两者的关系，国内较早进行讨论的是吴福祥。吴福祥（2004）介绍了国际语言学界在语法化与语言接触方面研究的进展，吴福祥（2009b）专门讨论“接触引发的语法化”问题。在此基础上，吴福祥（2009c，2009d，2010b）从民族语言的角度观察语言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吴福祥（2013a，2013b，2014）分别从不同例子探讨接触引发的语法化主要的模式和机制，对此前的理论进行了完善和更新。

在吴福祥等学者的积极推动下，学界也开始从语言接触的角度讨论闽方言语法化的现象和问题。蔡国妹（2014）以莆仙话的处置标记“合”的语法化过程受福州话的“共”的类化作用的影响为例，探讨位于闽南话和闽东话交界地带的莆仙话，作为一种弱势方言如何在方言接触的环境中演化。张静芬（2017a）认为云澳方言的“囝”有两种独立使用的小称读音，是闽南方言内部接触形成的现象： 云澳方言的“囝[a3]”读音类型原本是厦门型，语法化程度高;而单独使用的小称形式“囝[k～3]”是受到長期接触的汕头型方言影响而进入小称系统的，语法化程度相对较低。

（四） 语法化与语义地图相结合

近年来，吴福祥（2009a）、张敏（2010）等引入“语义地图模型”理论工具，既可更清晰地描述各功能的共时蕴含关系，也能更直观地呈现出历时演变的路径，为语法化研究的难题提供了新思路，不仅可为单一语言的研究提供启发，亦丰富了具体语言内部的跨方言研究。该研究方法目前在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中运用得较少，主要是借助“语义地图模型”的理论工具，在跨方言的视野下观察闽方言的特点。

陈前瑞、王继红（2010）分析了南方方言中“有”字句的四种用法，从中提取出两个维度： 形式范畴的维度，分别是“有+静态谓词”和“有+动态谓词”;功能范畴的维度，分别表达“确认状态”和“确认事件”。该文从这两个维度出发构建“有”字句体貌用法的概念空间（conceptual space），并且根据“有”字句四种用法在不同方言区的分布情况，描绘语义地图，以此观察南方方言“有”字句语法化的主要路径，如图1所示。

范晓蕾（2016）描绘了以心智能力为核心的语义地图，并构拟了“会”的情态语义演变路径。该文提到闽方言的“解”在情态语义上可表“许可”义，而多数方言的“会”不涉及义务情态义。关键在于“解”从心智能力义衍生出生理能力义，这一点异于“会”。从闽方言“解”的独特之处，进一步印证了“会”的语义地图与语法化结合的合理性，如图2所示。

林少芳、盛益民（2018）基于孙文访（2013）的研究，认为“处所”和“判断”两个概念存在双向语义演变关系，是基于“有”和“是”的概念义扩展路径得到的，并进一步构拟出闽东方言“敆”的语义地图，更为直观地展现这种功能的扩展路径，不仅丰富了汉语方言判断动词的来源类型，也进一步支持处所与判断的双向演变关系，如图3所示。

（五） 语法化与主观化相结合

语言中的“主观性”，指说话人在表达时也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沈家煊2001）吴福祥（2004）认为，当主观性在语言中用明确的结构形式加以编码，或者一个语言形式经过演变而获得主观性的表达功能时，则称为主观化（subjectivization）。

自21世纪初起，学界开始关注从主观化角度观察语法化过程。主观化与语法化结合的研究方法在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中也有所运用，主要体现在对代词的分析中。陈丽雪（2009）对《荔镜记》中五个指示代词从空间到非空间的用法，依照“空间>时间>程度>篇章与情感功能”的顺序进行观察，认为在这些指示词的语法化过程中，主观性成分有渐增的倾向，说话者的主观态度在语法化后期越显重要。苏建唐（2016）探讨了台湾地区闽方言中的“啥物”由名词性的疑问代词语法化为“类副词”范畴的过程，并认为构式“无啥物X”表“微量”语义的产生及语法化机制的运作都涉及主观性运作，背后都是使用者透过主观认知，重新理解各成分关系而形成的主观化效应。也有学者关注到主观化在连词演变过程中的运作。黄淑芬（2010）指出，漳州方言的“抑”由副词语法化为连词，且有进一步虚化为语气词或者消失的发展趋势，在此过程中，主观化起到了辅助推动作用。

四、 小结

从目前收集到的文献材料来看，我们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起步阶段（20世纪90年代—2002年前后）。闽方言语法化研究刚刚起步之时，一些具有特点的语法现象被挖掘，但数量不多，且基本为个案的、单点的研究。研究所结合的语料多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文献典籍。

第二，探索阶段（2002年前后—2010年前后）。在这一阶段，一方面，随着语法化理论的引入和发展，闽方言语法化研究更加重视理论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研究的主体对象和材料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此外，共时层面的比较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第三，深入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现阶段闽方言语法化研究的进展，主要体现在： 其一，研究的视角、对象与方法不断开拓，研究材料的丰富性大大提高;其二，对于语言事实的描写更为细致、全面，对语法化路径的构拟更为清晰;其三，运用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工具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其四，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其五，更加重视闽方言的内部演变与方言接触之间的关系，关注方言内外部的比较等问题。

闽方言语法化研究至今已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特点。当然闽方言语法化研究还存在可以改进之处，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继续深入挖掘与探讨：

第一，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的主体对象。现阶段的闽方言语法化研究，从具体关注的对象来看，研究的热点主要是动词及其组合、小称词、持续体貌标记和处置介词。其他的虚成分，例如副词、语气助词和代词，作为闽方言中重要的语法成分，在过往的语法研究成果中却较为少见，值得留意与思考。闽方言的语序类型及话题优先特点和语法化的关系，近年来颇受关注，亦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第二，加强对闽方言内外部比较研究、接触引发的语法化现象的关注。从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来看，大部分研究成果着眼于对闽方言内部单个方言点语法现象的剖析，将语法化问题置于接触与比较视野下的研究并不多见。一方面，闽方言内部存在差异，加强对闽方言内部语法化情况的共性与个性的考察不容忽视。另一方面，位于过渡区域的弱势方言点，以及与非闽方言区（粤方言、客家话或民族语地区）长期频繁接触的方言点的情况，又比中心地区复杂得多。在语言接触理论背景的指导下，将闽方言语法化问题置于更广阔的区域背景中进一步考察，有助于发掘新的特点。

而今，语法化毋庸置疑已成为方言语法研究的重要视角和方法。传统的方言语法研究注重对语法成分功能的描写与解释。语法化理论的运用和不断更新，一方面对语法成分的描写提出了比传统研究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加入了对各个演变阶段的特点、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的探讨，拓宽了方言语法研究的视野，使方言语法研究不断丰富和进步。随着更多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语料的不断发掘，加上语法化理论与其他理論方法，如类型学、语言接触、语义地图模型及主观化等的紧密结合，可以预见，语法化理论及相关方法必将继续在闽方言语法研究中发挥积极作用，更将为方言语法研究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推动其持续向前发展。

附 注

[1]闽语语法研究中常用的明清戏文主要包括明嘉靖本《荔镜记》戏文（1566）、清顺治本《荔枝记》（1651）、清道光本《荔枝记》（1831）、清光绪本《荔枝记》（1884）（以上四种，见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荔镜记荔枝记四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9年），以及明万历本《荔枝记》（1581）（吴守礼校注《明万历刊荔枝记戏文校理》，台北： 从宜工作室，2001年）。这五种戏文讲述的是同一个故事。此外还明刊戏文《满天春》（1604）（见龙彼得辑、泉州地方戏曲研究社编《明刊闽南戏曲弦管选本三种》，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

[2]这批语料主要包括《福州的中国话》《福州方言拼音字典》《榕腔初学撮要》《福州方言入门二十课》《英华福州方言词典》，帕柯的论文及福州方言《圣经》译本，见陈泽平（2010）。

[3]这批语料主要包括《潮州话》（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粦为仁（William Dean），暹罗曼谷： 北美浸信会传教会，1841;《汕头话口语语法基础教程》[Primary Lessons in Swatow Grammar （colloquial）] ，威廉·耶士摩（WilliamAshmore），汕头： 英国长老会教会出版社，1884;《汕头话读本》（A Handbook of the Swatow Vernacular），林雄成，新加坡： 古友轩出版，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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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中国语言文学系 广州 510275）

（责任编辑 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