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佳兴 郑振峰
摘 要 陪义是义位的第二级意义，是词义丰富多彩的源泉，是交际中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其自身的附属性、民族性、内隐性等特征，陪义在二语教学中往往是难点和盲点，对陪义的习得通常需要借助辞书。文章通过对市场上较有代表性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对陪义标注的定量考察，归纳了目前辞书对陪义标注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诸如形式上的不统一、内容上的不平衡、漏标、错标等。总体而言，目前辞书对陪义标注的系统性意识尚且薄弱。针对二语教学的现实需要，文章提出，辞书在对陪义进行标注时可适当放宽陪义的判定标准，同时注重标注的均衡性和系统性。
关键词 陪义性质 陪义类型 标注特点 标注建议
在漢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词汇教学经常被看作是集简单和复杂于一身的“矛盾体”，常常会出现“一学就会，一用就错”的现象。笔者曾经在课堂教学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在学习了“投其所好”“富有”两个词后，留学生造出了这样的句子——“*我在给爸爸买礼物时投其所好”“*尽管我的妹妹富有缺点，但我还是很爱她”。很显然，这是学生只掌握了词的基义，但并未习得陪义的缘故。我们这里所说的陪义是“义位的附属意义、附属语义特征、附属义值、补充义值，是‘一个词的基本意义之外的含义”（张志毅，张庆云2012）。传统词汇学、语义学多称之为“色彩义”，现代语义学称之为“陪义”。现代汉语中这类词大量存在，不仅是情感上的褒贬倾向，还包括词所附带的风格、地域、时域等方面的语义信息。张志毅（2012）曾言“不了解陪义，就不会全面认识义位及其用法。”与基义相比，陪义的民族性更为突出，且存在形态和标记更为隐晦，对于母语者来说有时尚且难以辨别其中细微的差别，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囿于二语水平的限制及必要的汉语背景知识的缺乏，更是学习中的难点和盲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陪义自身的性质及辞书标注的情况展开研究，这既是对辞书编纂的微观探索，也是对二语教学实践的现实关照，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陪义的性质、类型及辞书标注的必要性分析
（一） 陪义的性质
张志毅等学者曾在其专著中多次提及陪义的性质，先是在《词汇语义学》中阐述了陪义的语言性和言语性、附属性、社会性和主体性及非普遍性，其中重点讨论了陪义的附属性。后续的研究中又补充了陪义的稳定性，指出“陪义是交际的必要因素，它们具有社团性、社会性、全民性、民族性，其中许多具有稳定性”（张志毅，张庆云2015）。同时又提及“陪义也具有隐性和不稳定性”（张志毅，张庆云2015）。在陪义的诸多性质中，大部分与基义同质，较容易理解，但其附属性、隐性和不稳定性与基义的差异较大，更为复杂，是二语学习者的难点和盲点，但对这类性质的把握更有助于二语学习者认识义位，正确的使用语言词汇。
陪义的附属性张志毅已有过详细的讨论，在此不做过多的论述，陪义隐性特征的复杂之处主要体现在其存在形态和标记上。该问题笔者（2019）曾以褒贬陪义为例进行过专题性研究，对张先生提出的四种陪义的存在形态和标记进行了重新归类，将词典标注这种释义手段从语言标记中分离出来，并区分出显性标记和隐性标记，笔者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中标注的褒贬陪义词的定量考察，发现带有明显的词根或词缀语素标记的褒贬陪义词比例非常少，大部分词语的情态陪义是不带有语素标记的，甚至有构词语素的褒贬倾向与词义的褒贬倾向相反相对的情况，如“尊容”“顺民”“宝贝”等词。袁世旭、郑振峰（2017）称其为义位组合的对立逆化现象，这类词的习得对于二语学习者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除此之外，辞书中仅对部分陪义进行了标注，诸如属性陪义、文化陪义等无明显的外在标记，但有时却是理解词义的关键，这类陪义多在词法层面起作用，且大多是语言社团的共性认知，母语者的习得多是潜移默化、无意识的。但对二语学习者来说，这类陪义是隐藏在词义深处的，是学习的难点。
陪义的不稳定性较难把握主要体现在其演变路径和速度上，基义的变化大多是线性的，而陪义在发展过程中既有线性的变化，也有回环反复的情况。一些义位的情态陪义在历时发展中并非总是保持着由褒至贬或由贬至褒的两极性变化，而是以中性为桥梁，在褒贬之间游移，但在某一共时平面内义位的陪义则是有定的，如“中庸”一词的陪义在发展中就呈现出了“中—贬—褒”的反复性变化。从演变的速度上来看，词的陪义比基义更容易发生变化，尤其是情态陪义体现的更为明显。单是《现汉》第5版至第7版中标注的褒贬陪义就发生了较多变化，如“暗探”“摆摊子”“刀笔”“各色”等词在第5版中标注了贬性陪义，而在第6、7版中均未标注，“白面书生”“插足”等词在第5版中并未标注陪义，而在第6、7版中标注了贬性陪义。陪义的相对稳定性使我们认识陪义成为可能，但陪义容易发生变化，且变化情况复杂，这种不稳定性又加大了我们认识陪义的难度。
（二） 陪义的类型
对事物类型的科学划分基于对其深刻的认识，我们承认事物的发展大多遵循着由简而繁的规律，但人类的认识并不总是与事物的发展保持着严格的一致性。从数量上看，对陪义类型的划分的确经历了由简到繁、由概括到细化的过程，由一元论发展为十元论，但从时间的跨度上来看，并非呈现出正相关的趋势，这与时代背景、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等不无关系。
结合当前的词汇语义学前沿理论及汉语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张志毅、张庆云（2012）提出的陪义十元论的划分极具概括性，即属性陪义、情态陪义、形象陪义、风格陪义、语体陪义、时域陪义、地域陪义、语域陪义、外来陪义、文化陪义，基本可以囊括现有的陪义类型，但十元论的划分绝非是陪义类型划分的“终极版”。词汇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是最为活跃的语言要素，近年来，新词新语的更迭速度日益加快，在新产生的新词新语中，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词义与构词语素义并无直接关联，但合成词的字面意义却以一种附带的形式进入到交际当中，且在交际价值层面占据相当优势。如网络用语“吃瓜群众”一词，表示一种不关己事、不发表意见仅围观的状态，从构词语素上很难找到与词义直接衔接的语义点。从字面意义来看，“吃瓜群众”指“吃着瓜子的人”或“一群人吃着瓜子”，仅是一种动作或状态的描写，如果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探究，对这种动作或状态的发生语境进行归纳，大致可以提炼出“闲散”“围观”“漠不关心”等内隐性特征，与“吃瓜群众”一词的词义所指基本一致。像这种以某种具体的动作行为来重现该动作行为发生的特定语境，借以表达某种微妙难言的情感、状态等，在言语交际中，除基本的词义外，合成词的字面意思所描述的动作或状态也同时被激活，共同进入到交际层面，使表达更生动、形象、具体。
从外部形式看，这类现象与形象陪义相像，但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带有形象陪义的词构词语素义与陪义之间往往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多数词可以分析出理据义。如“珊瑚鱼”指一种鱼，因停游后变得形如珊瑚而得名，“蝴蝶阀”指一种开闭似蝴蝶挥动翅膀的快速阀门。但像“吃瓜群众”这类词语语素义与词义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且从交际层面来看，这类合成词的字面意义似乎比形象陪义的交际价值更大，尽管字面意义不等于词义，但却是认识词义的基础。像“吃瓜群众”“剁手党”“亲情价”等词目前仅广泛应用于网络平台，尚未进入到规范的普通话行列，但部分词如“白菜价”“拍砖”等已收录至《现汉》第7版当中。这类合成词的字面意义是否是新的陪义类型尚需进一步的考察，但这类语言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關注，尤其是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掌握一定量的新词新语有助于提高交际能力。对这类词只了解字面意思或是只了解词义所指都不能全面地把握义位，因此词典的释义至关重要，词典对这类词的词义应如何呈现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三） 辞书标注的必要性分析
从词义的层次性来看，陪义居于基义之下，是第二性的，但从交际的层面来看，陪义的重要性与基义相当，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交际能否顺利进行。对二语学习者而言，陪义类型繁多、性质复杂，对陪义的习得难度远远大于基义。词典是二语学习者必备的工具书，对于辞书是否有必要对陪义进行标注，我们的看法是，有必要。
首先，辞书对陪义进行合理的标注有助于辞书释义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辞书而言，释义是核心和灵魂，以往对辞书释义的关注点多在释义模式、释义内容、释义方法、释义元语言等微观问题上，对宏观上辞书释义体系的构建谈及较少。对微观问题的关注有助于解决辞书编纂中的实际问题，但宏观体系的构建才是辞书编纂的航标。冯海霞、张志毅（2006）指出《现汉》的释义体系中包括语义意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三个子系统，实质上无论是语文型辞书还是学习型辞书，其释义体系基本上均包含以上三个子系统，且三个子系统中语义意义是骨干系统。陪义作为义位的质义素，具有区别义位的特征，理应出现在释义当中，张志毅（2015）曾言：“语文性辞书只是反映基义还不算完整，必须同时反映陪义，后者是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语文辞书的标志之一。”目前的辞书编纂中对基义的释义已日趋完善，不同类型的词典间尽管基义的释义不尽相同，但少有质的差异，但在陪义的标注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其次，辞书对陪义进行合理的标注有助于二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义位及其用法，从而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及学术汉语的写作能力。对二语学习者来说，掌握词义并不难，难的是掌握词的用法，而陪义多与词的用法息息相关。二语教学中课堂教学仅是教学活动中的一部分，学生对陪义的习得不能完全依赖于教师的课堂讲解，更重要的是日常的积累。词典是日常学习中十分重要的参考工具书，而释义的优劣正是评价一部词典好坏的重要参考标准。在辞书中对陪义进行准确、合理的标注有助于词典用户的编码和解码，这一点在外向型学习词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二、 外向型学习词典对陪义的标注情况
随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均衡稳步发展，面向二语学习者编纂的汉语教材、单（双）语词典等需求量不断增加，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的探索、积累，结合汉语自身的特点，我们在汉语教材的编写、词典的编纂等方面的工作已由最初向西方国家学习、借鉴，逐步转向了自主研发的道路。目前市场上面向二语学习者的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可谓琳琅满目，针对不同的目标用户均有可供选择的辞书。综合收词、释义等各方面的评价标准，我们选择了市场上较有代表性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以下简称《商务馆》）作为研究对象。以往对《商务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词及释义上，对释义系统性的着眼点大多是宏观的，对微观的子系统关注较少。据于屏方（2016）的统计，《商务馆》中共标注了五种陪义类型，包括情态陪义、语体陪义、时代陪义、地域陪义、外来陪义[1]，并指出情态陪义、时代陪义（时域陪义）、地域陪义没有采用显性的标注方式，而是隐含在释义或说明之中。我们对《商务馆》中标注的陪义类型重新进了甄别和全量的统计，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在标注的类型及方式上都与于屏方的统计有所出入。《商务馆》共收词约1万条，其中标注了陪义的义项384条，具体的标注类型及标注方式如表1所示[2]：
从统计的结果来看，《商务馆》对陪义的标注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标注类型不平衡
标注类型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标注的陪义类型之间不平衡;二是已标注的陪义类型之间比例不平衡。《商务馆》只标注了五种陪义类型，即情态陪义、风格陪义、语体陪义、地域陪义、外来陪义，如：
案子 （名）案件（口语）。[3]
卖弄 （动）向人显示自己的本领、学问等（含贬义）。
瘦子 （名）身体瘦的人（含随便的口气）。
沙发 （名）一种家具，供人坐，有很厚的垫子，比较柔软（英文： sofa）。
胡同 （名）中国北方指小街道。
与《商务馆》相比，作为中型语文辞书的《现汉》第7版标注的陪义类型更为丰富，除以上五种陪义类型外，还包括时域陪义和属性陪义，如：
白契 名 旧时指买卖田地房产未经官府登记盖印的契约（区别于“红契”）。
逐鹿 〈书〉《史记·淮阴侯列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比喻争夺天下。
由上可见，对二语学习者而言《商务馆》并未标注民族性、内隐性等特征等更为突出的文化陪义以及时域陪义、属性陪义等信息，尽管目前在陪义标注的原则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商务馆》在陪义类型的标注上呈现出了明显的选择性，造成了标注的陪义类型之间不平衡。
在标注的数量上，语体陪义占据相当优势，约为标注总数的65%，而风格陪义只占2%左右，这种标注的陪义类型之间比例的不平衡性主要是受词典收词的制约。《商务馆》作为外向型汉语学习词典，面向的词典用户是具有中级水平的二语学习者，其编码需求和解码需求几乎不分上下，甚至有时解码需求大于编码需求。语义信息的呈现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词典用户的使用，而这种陪义标注的不平衡性无疑会给词典用户造成麻烦。
龙 （名）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它身体像蛇，有鱼一样的鳞;头上有角;长着像鸟一样的爪;能飞，能走，能游泳，能降雨。也指像龙一样的东西。（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祥瑞、权威的象征，被广泛应用于绘画、建筑、服饰等领域。）
饺子 （名）一种食品，用和好的面做皮儿，用蔬菜或肉做馅，包成半圆形。（在中国文化中春节吃“饺子”有幸福团圆的寓意。）
（二） 在陪义类型的判定标准上宜宽不宜窄
一般而言，辞书释义中提取的语义特征应是词义当中具有稳定性的语义因子，一些尚处于流动中的语义特征还未凝结成词义的一部分，辞书本无需标注这类语义特征，但从二语学习者的视角来看，释义中严格执行词义的标准未必适用。与母语者相比，二语学习者缺乏必要的语感，尤其是在同义词、近义词的辨析上，母语者往往可以凭借语感判断出词义之间的细微差别，而有时这种细微的差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义特征，仅是使用中的某种倾向或习惯，这恰恰是二语学习者缺乏的语言经验。
如有些同素单双音节近义词的差异就体现在语用上，《商务馆》中对“帮”和“帮助”的释义只释出了基本义，注意标签中也只对“帮忙”和“帮助”的用法进行了辨析，但汉语中“帮”和“帮助”在使用中是有差异的。母语者凭借一定的语感可以很自然地正确运用这两个同素近义词，“帮”多在口语中使用，可以重叠，而“帮助”多在书面语中使用，不能重叠。但这种语体差异又与严格意义上的语体差异不同，《现汉》第7版中标注的语体词“黑更半夜”“黑咕隆咚”“皓首”“何许”等使用的语体环境是对立互补的，彼此的界限十分清楚，而“帮”和“帮助”之间的语体界限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只是相对而言在某一种语体中使用的频率更高。即“帮”和“帮助”还不是完全意义上带有语体陪义的词，因此《现汉》第7版中对两个词也没有进行语体的标注，但二语学习者未必清楚其中的细微差别，且词典中用“帮助”释“帮”，更容易给使用者造成一种“帮”与“帮助”相等的错觉。因此外向型学习词典在处理这类陪义时不妨适当放宽标准，对于一些处于模糊地带尚未形成标准陪义但在交际中存在着细微差别的词，也可适当予以提示。如《商务馆》中同时收录了“继母”和“后妈”两个词，基义所指相同，但在实际的交际中，“后妈”用于口语的场合多一些，且有时在情感上有中性偏貶的倾向，而“继母”则是用于书面语和正式的场合多一些，在情感上偏向中性。这些细微的语义差别是二语学习者的盲点，外向型学习词典可适当予以提示。
外向型学习词典在标注时可适当放宽标注的判定标准，对于一些尚处于流动中但对交际有一定影响的陪义可以予以提示。拟建议对部分词语的释义增加陪义的标注，如：
帮 ① 帮助。（多用于口语）
帮助 （动）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为别人做事，替人出主意，在物质和精神上给别人支援。（多用于书面语）
继母 （名）父亲再次结婚，父亲原来的孩子叫父亲的新妻子为“继母”。（多用于书面语，一般不带感情色彩）
后妈 （名）继母，当面一般叫“妈妈”。（多用于口语，有时带有情感上疏远或贬义的色彩）
（三） 牢固树立用户意识，注重标注的系统性
辞书是民族思想、科学、文化和语言的精髓，一部优秀的辞书可以影响几代人，而辞书质量的优劣终究还是要靠读者的检验。在辞书编纂中树立用户意识，牢记用户视角的初衷，这一点在编纂外向型学习词典中尤为重要。针对二语学习者编纂的外向型学习词典，其外向型特征应该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内容到形式都应该切合使用者的需求，具体到陪义的标注，应具有系统性意识。
《商务馆》中共标注了五种陪义类型，尽管语体陪义标注的比重最大，但内部标注最具系统性的是外来陪义，《商务馆》中共标注外来陪义56条，形式、模式都较为统一。如：
冰淇淋 （名）半音译词。一种冷食，半固体，用牛奶、果汁、鸡蛋、糖等混合冷冻而成。（英文： ice-cream）
刹那 （名）极短的时间。（梵文： ks·an·a）
模特儿 ① 专门给人做绘画、雕塑的对象的人。②专门给服装店或服装设计师展示新服装的人，或商店里用来展示新服装的做成人的样子的东西。（法文： modèle）
对其他陪义类型的标注则不然，除前文中已举例说明普遍存在的标注形式不统一的问题外，在标注词、标注元语言等方面也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如《商务馆》中对情态陪义的标注：
勾 ③ 结合，多含贬义。
勾结 （动）为了干坏事而偷偷地结合在一起，含有贬义。
利用 ② 使为自己服务，多含有贬义。
卖弄 （动）向人显示自己的本领、学问等（含贬义）。
矮子 （名）个子矮的人，有时有贬义。
以上几例在形式上采用了直接注释和括注两种方式，但在标注词上却是“多含/含有/多含有/含/有时”五套并行，如果说“含/多含/有时”是标注层级性的体现，那么“含/含有”“多含/多含有”彼此之间的实质性差异很难说清。作为外向型学习词典，从内容到形式，严谨的系统性更利于留学生的使用，对陪义的标注也可借鉴“同场同模式”的原则，在标注形式、标注词、标注模式等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形成较为封闭的陪义标注系统。拟建议对部分陪义的标注进行统一修订，修改如下：
勾结 （动）为了干坏事而偷偷地结合在一起（含贬义）。
利用 ② 使为自己服务（多含贬义）。
矮子 （名）个子矮的人（有时含贬义）。
附 注
[1]此处陪义类型的定称，于屏方采用的是张志毅先生早期的观点，早期张志毅先生将陪义类型划分为九类。后续的研究中增加了文化陪义，形成了陪义十元论，此处的“时代陪义”指十元论中的“时域陪义”。
[2]我们对《商务馆》中陪义标注的统计以义位为单位，对具体陪义类型的统计以实际的标注为准，如同一个义位标注了多种陪义类型，则按其标注的不同陪义类型分别进行统计。
[3]文中所举词条的释义来源于辞书，释义中的下画线为笔者所加，提示此处为陪义的标注。
参考文献
1. 程立，程建华.英汉文化比较词典.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2. 冯海霞，张志毅.《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体系的创建与完善——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国语文，2006（5）.
3. 高慧宜.一部易查易懂的对外汉语学词典——《商务印书馆学汉语词典》评论.辞书研究，2009（6）.
4. 郭佳兴.现代汉语中褒贬陪义的存在形态和标记研究.∥崔志远主编.中国语言文学研究.秋之卷，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5. 鲁健骥，吕文华.编写对外汉语单语学习词典的尝试与思考——《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编后.世界汉语教学，2006（1）.
6. 鲁健骥，吕文华.商务馆学汉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7.
7. 杨金华.突出“对外”特征的释义和用法说明——析《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的释词.辞书研究，2009（6）.
8. 于屏方.外向型学习词典研究.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9. 袁世旭，郑振峰.义位组合逆化研究.∥中国辞书学会语文辞书专业委员会编.语文辞书论集（第10辑）.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10. 张志毅，张庆云.词汇语义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2.
11. 张志毅，张庆云.理论词典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5.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 商务印书馆，2016.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石家庄 050091）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