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辞源》第三版注释吐蕃：“音转为土伯特”，并明确标音“吐bō”。文章分析“土伯特”一词的起源和语用演变，明确“土伯特”是清初汉臣根据蒙、满语言对西藏称呼所写音译词，往往特指藏传佛教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继承的是元明时“乌思藏”范围而非唐代“吐蕃”。清初“土伯特”与“吐蕃”音义都无联系。辽、元、清诸朝对藏区藏族的称呼既有“吐蕃、西蕃”，也有一批突厥语系发音词“铁不得、土卜惕、土伯特”等。这些汉文音译词易与“吐蕃”混为一谈，其实它们与“吐蕃”义同义近而韵不同，并无音义转承关系。《辞源》合订本和第三版所谓“吐蕃音转为土伯特”的释义观点缺乏实证，有待商榷。
关键词 土伯特 突厥语系 起源 语用演变
一、 引言
从唐宋的《唐韵》《广韵》到清朝的《康熙字典》，历代传统汉文辞书里吐蕃的“蕃”字都找不到注音为bō的根据。20世纪30年代《国语辞典》、60年代《现代汉语词典》对“吐蕃”均注音tǔfān（按： 吕叔湘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时“吐蕃”注音tǔfán，丁声树先生修订该词典时另注tǔfān[1]），中国台湾地区沿用至今的《国语辞典》重编修订本也注“吐蕃”为tǔfān。但号称“中国现代辞书之母”的《辞源》，其1988年合订本却说：“吐蕃，我国古代藏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音转为土伯特，在今西藏地”;其2015年第三版增订为：“吐蕃，蕃音bō……音转为‘土伯特，《辽史》作‘铁不得，在今西藏地”，明确为“吐蕃”读tǔbō背书。与之相呼应的是《汉语大词典》对“图伯特”的释义：“清代文献中对西藏及其附近地区的称谓。又作图白忒、土伯特、退摆特，是吐蕃的音变。”（按： “退摆特”是1983年新疆社科院将英文本《中亚蒙兀儿史》译为汉文所见之词，应对音英文Tibet，并非清代汉文献所出）。
据说法兰西学院汉学教授雷慕沙（Rémusat，1788—1832）最早因清朝称西藏为“图伯特”而改读汉文“吐蕃”为“吐波”[2]（王晓熊2009），始启学界争议。鉴于雷慕沙这位传奇的法国人一生从没来过中国，仅凭一些神学译稿和一本《满汉辞典》自学汉文却并不会說汉语，所以其“吐bō”论作为舶来品并不靠谱。但国内颇有学者认同此论。如任乃强（1934）：“对藏族称呼土伯特或图伯特皆吐蕃之转音也。”牙含章（1980）：“图伯特就是吐蕃演变而来。”金文明（2001）：“清史所载西藏旧译名‘土伯特和‘图伯特是验证‘吐蕃古音的可靠资料……吐蕃的‘蕃应定音为bō。”
由上可见，中外很多学者认为“吐蕃、土伯特”二词语音相通，进而给“吐蕃”注音tǔbō，这正是《辞源》合订本和第三版“吐蕃音转为土伯特”释义之渊源。此论影响所及，有学者干脆用“吐蕃特”代替音译词“土伯特”，如李保文（2002）翻译清代一段满文历史档案说道：“（清朝）皇太极于是年11月15日便通过色臣国师绰尔济致书吐蕃特汗。”2019年10月在成都召开的某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学者将“吐蕃麝香”写为“吐蕃特麝香”当众演讲。西藏某城市街道还出现了“吐蕃特喜宴”之类的饭店名称。一些人心里似乎已有这样一个连续等式“吐蕃≈吐蕃特=土伯特”。那么“土伯特”之名怎么来的？它与汉文“吐蕃”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二者语音真的相当吗？我们从词语起源和语用演变角度试做分析。
二、 “土伯特”一词的起源
（一） 汉文“土伯特”一词最早何时出现
“土伯特”一词在汉文文献中最早出现于清初皇太极时。那时的后金/清虽使用满文和蒙文，也并用汉文;皇太极本人能文能武，通读汉籍，起用了范文程、洪承畴等诸多汉臣;幼主福临（顺治帝）的御前老师选定有三位汉族文臣，仅一位满族文臣。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档册，早在清太宗天聪八年即1634年，皇太极尚未征服蒙古察哈尔部之前，曾有途经蒙古部落地区遣使土伯特之意[3]（“土伯特”满文拉丁化写为Tubet），初有“土伯特”概念。而汉文“土伯特”则在五年后之《清实录》中最早出现（当由汉臣书写）：“崇德四年（1639年）十月，遣察汉喇嘛等致书图白忒汗。书曰： ‘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致书于图白忒汗。自古释氏所制经典宜于流布，朕不欲其泯绝不传，故特遣使，延致高僧，宣扬法教。”（按： 这里的“图白忒”即“土伯特”的早期异形，据历史背景“图白忒汗”指当时统治卫藏的藏巴汗）。《清史稿·西藏》：“（皇太极）天聪年间，大兵取明之东省……迨崇德二年，奏请发币使延达赖。四年，遣使贻土伯特汗及达赖书，谓‘自古所制经典，不欲其泯灭不传，故遣使敦清云。”说的正是上述史实。
（二） “土伯特”一词出现的历史背景
史学界共知，青藏高原在元朝时被划为“吐蕃等处”“吐蕃等路”和“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辖区。其中后者简称乌思藏宣慰司或乌思藏，又称“卫藏”，大体对应今西藏。明朝在乌思藏“多封众建”，对各教派首领分别封授僧官和法王，任用当地藏人担当各级官吏。及至明末，形势大变： 1642年，驻牧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武力征服卫藏的藏巴汗，确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藏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固始汗和格鲁派首领四世班禅、五世达赖组成联合使团赴盛京（今辽宁沈阳）与清建立联系，并被清称为“土伯特”。
“土伯特”一词刚出现时，清尚未入关，连卫藏在何处都不甚清楚，对卫藏的称呼基本遵循蒙古人介绍。直到清入主中原到顺治二年才提到原明朝对藏区、卫藏的称呼“西番、乌思藏”： 《清实录·顺治二年》：“西番都指挥、宣慰、招讨等司万户、千户等官，旧例应于洮、河、西宁等处茶马司通贸易者，准照旧贸易……乌思藏番僧应从陕西入贡者，该布政司察号，果赉有印信番本咨文，准照旧例入贡。”这是清刚入关为安定人心，暂时沿袭前明旧称;此后但凡提到卫藏或达赖喇嘛，又冠以“土伯特、图白忒”等。
（三） “土伯特”一词的源起性质
古典蒙古文称呼藏区藏族为Tbt/Tbt（巴贊等1992），清朝初期借用蒙族此称呼并被汉臣们先后译写为“图白忒、图伯特、土伯特、都伯特、杜伯特”等不同汉文，本文统以“土伯特”作代表。这类音译词清朝借用时主要特指喇嘛教格鲁派达赖、班禅统治的卫藏区域，继承的是元明时三大藏区中的“乌思藏”地区，还没今天的西藏范围大（见下文）。清初直到康熙年间“土伯特”与“吐蕃”都无音义联系。《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谕大学士、九卿等，朕于地理从幼留心……诸番名号虽与史传不同，而亦有可据者。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彼时康熙帝考证地理上瘾，考证出“土伯特”竟是唐代的突厥而非吐蕃;可见清朝所谓“土伯特”并非唐代“吐蕃”之音义传承。
那么康熙帝有无“吐蕃”概念？有。不过其“吐蕃”可谓“吐鲁番”之音义。如康熙四十年《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川西）大渡河水源出吐番，汇番境诸水。”《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谕兵部……吐鲁番之人皆近四川云南一带边境居住，准噶尔若将吐鲁番侵取，又将土伯特人民煽惑，侵犯青海，不但难于应援，亦且难于取藏。”康熙此处所谓“吐番”，音、形、义都近于或指向“吐鲁番”，在川、滇藏区一带，结合当时政治背景实指彼时统治此区的蒙古和硕特部[4]。其实，不仅康熙，将“吐蕃”与“吐鲁番”音义混淆者，明清至今都有： （1） 《明熹宗实录》卷五十五：“其西界为西番，即汉西域、唐土番遗族。”《明武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瓦剌卜六王等来贡称谢且言与土鲁番世仇……议瓦剌屡为土番所侵。”分析可见《明实录》中“土番”指唐代“吐蕃”，有时又指“吐鲁番”。（2） 明顾炎武《日知录》：“唐之吐蕃，即今之吐鲁番是也。”（3） 清张荫桓《吐鲁番王玛特木迓于苏尼酬以诗》：“先是从军有烈名，吐蕃遗族尚峥嵘。毡帷绿茗苏尼水，锦荐雕鞍鲁沁城。”诗题明写吐鲁番郡王玛特木，诗中却称之“吐蕃遗族”[5]。（4） 当今一些学者讨论“吐鲁番”地名语源时仍与“吐蕃”相提并论。如牛汝晨认为吐蕃之“蕃”读pɑn，Turpan（吐鲁番）一名源自“吐蕃”，于维诚先生亦同意此观点。（阿布都热西提2014）
另，作为“吐蕃”别写的“土番”在清代还发展出“指土著部落、土著官差”等义项。如《清实录·高宗实录》：“查台湾南北二路，虽均名土番，而熟番与生番，良顽迥别。”清黄六鸿《以盗止盗说》：“惟录其所供行窃之事于卷，仍照白五取认保结状，俱编为土番。以白五为西乡土番之总。”[6]无疑，以上诸“土番”音同“吐蕃”，俱读tǔfān而异于“土伯特”读音。
（四） “土伯特”一词的源起路径
“土伯特”与唐代“吐蕃”一词究竟有无关联？蒙、满两族为何用Tbt/Tbt称呼藏区藏族？这些问题也涉及“土伯特”一词的源起路径。安瓦尔·巴衣图尔（1982）提道： 古代突厥文把藏区藏族称为Tüpüt、Tüpt等。安才旦（1988）说道： 把Tüpt的流传历史比作一条河，我们从史料及前人的著述中撮取一些可能与Tüpt有源流关系的称谓，将它们排列出来，得到以下线索：
唐代5例： 吐蕃（汉文，634年）、土蕃（汉文，7世纪中叶）、Tüpt（突厥文，732年）、Tübt（突厥文，735年）、Tibbat（阿拉伯文，851年）;
宋代2例： 铁不得（汉文，译于鲜卑语，11世纪上半叶）、Tübüt（阿拉伯文，11世纪）（按： “铁不得”一词应与鲜卑语无关，见下文）;
元代3例： Tibet（蒙文）、Tibet（意大利文，13世纪）、土波（汉文，13世纪）;
明代2例： Tibt或Tibet（维吾尔文）;
清代2例： Tibt （维吾尔文）、图伯特或土伯特（汉文，译自满语）;
当代7例： Tibet（英文、蒙语等）、Tibèt（法文）、Tebet（俄文）、Tibt（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Tebet（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Tübt（塔塔尔语）、Tevet（柯尔克孜口语）。
安先生上述线索说明Tüpt在阿尔泰语系（即突厥语系）诸语言中从唐朝沿用至今已一千多年，并侧面说明了“土伯特”源起的时空路径;但安先生此文认为汉文“吐蕃”来自突厥语Tpüt，旨在证明“吐蕃”应读tǔbō，这似乎有违实际。我们这里补充三点： ① 中国历史上突厥、回鹘、契丹、蒙古、女真/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存在密切的地缘、族缘政治关系，其语言同属突厥语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藏区藏族的称呼颇为相似，如“称呼吐蕃的古典蒙文中作Tbt，如同是借鉴了突厥文Tpt的不同写法而已”（巴赞等1992）。② 这些民族有的曾入主中原并使用汉文，这样他们对藏族的汉文音译称呼（如铁不得、土伯特等）也颇为相似;同时他们也都使用汉文本有的“吐蕃、西蕃”等指称藏族。如契丹《辽史》中把吐蕃后裔诸部分别称作“吐蕃国、西蕃国、小蕃国、铁不得国”等;《辽史》“校勘记”说“铁不得即吐蕃”，这是意译;而“铁不得”本身由回鹘—契丹语对藏族的称谓Tüpüt音译而来[7]，类于蒙元时期同类音译词。③ 蒙元时期的语言文化交流中，蒙、汉语对藏族的称呼Tbt/Tbd与吐蕃/西蕃等相互渗透影响： A. 元蒙统治者为有效统治中原，在朝廷起用大批汉族大臣，对藏区沿用汉语传统的吐蕃/西蕃称呼，设置吐蕃宣慰司机构;皇帝的蒙汉文对照圣旨中，蒙文Tbd对译汉文吐蕃/西蕃[8];B. 汉族大臣们称呼藏族时，有些主动向皇帝蒙语Tbd发音靠拢，表现在汉文献中出现了大批意指吐蕃/西蕃的奇葩对音词（并不限于安先生所说的1例），如表1所示：
综上，结合清代“土伯特”等与“吐蕃”等并用的情况可见，辽、元、清诸朝称呼藏区藏族的既有汉语本有词吐蕃、西蕃等，也有一批突厥语系发音词如铁不得、土卜惕、脱孛都、土波、土伯特等。蒙古人之所以用Tbt/Tbed称呼藏族，主要是受突厥语系语文承袭的影响;而清朝因语文和民族地缘关系，也易于接受蒙古人此称呼，并汉译为“土伯特”等。我们可用图1反映“土伯特”的源起路径：
这些突厥语系音译词披上汉字外衣后与“吐蕃”意义关联，颇具迷惑性，易与“吐蕃”混为一谈。应明确，它们与“吐蕃”来源、性质不同，读音自不能混同。汉文“吐蕃”元明时被藏族人接受音译为、等屡次进入藏文《红史》《汉藏史集》等，均音带-n尾;现代藏族著名学术大师根敦群培所写《白史》开篇说：“现在除汉地外，其他诸大国，皆呼西藏为‘底巴达（）。此显然是从汉地往昔呼西藏为‘吐蕃（）与蒙语中呼西藏为‘吐巴达（） （按： 相当于‘土伯特）所转变而成也。”其中对音汉文“吐蕃”的藏文也带-n尾。（南小民等2017）可见连藏族史家眼中汉文“吐蕃”与源自蒙语的“土伯特”读音都是不同的。
三、 “土伯特”的语用演变
（一） 语义所指与语用频率
清初文献用“土伯特”一词时，主要特指喇嘛教格鲁派政教势力所治卫、藏地区，有时将阿里算上，称“土伯特三部落”，不含昌都。那时昌都一带包括青、川、滇藏区（即前述康熙所谓“吐鲁番之人皆近四川云南一带边境居住”之区域）是蒙古和硕特部的收税区，格鲁派治所不及。如：
（1） 《清實录·康熙八年》：“达赖喇嘛疏称，前蒙皇上惠赐臣敕印，仗一统大君之仁慈平治土伯特国三部落。”
（2） 《清实录·康熙十四年》：“甘肃巡抚花善等疏报……达赖台吉，故居土伯特，今遣居青海，令其有事则相援，无事则钤辖其部属。”
雍正初年，随着蒙古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平定，清朝直接统治整个青藏高原。1726—1728年，清朝四川提督周瑛、学士班第等察勘划定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的地界;确定四川、西藏以宁静山为界，正式将昌都划给西藏。故雍正朝以后，“土伯特”指西藏时包含昌都在内。如《卫藏通志·卷十五》：“唐古式，旧为图伯特国……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
清朝在认清“土伯特”音译他称色彩和语用局限后，便逐渐另用“西藏”之名称。如任乃强（1934）：“‘土伯特之名，藏人殊不自知。康熙以后，西藏用兵，交接频繁。华人数询问藏人以土伯特命名之义，藏人皆不自承。时人觉此名称不当，始有西藏、西招等异称蜂起。雍乾以后，土伯特之名亦寖废矣！”这与唐之“吐蕃”历代传承的语用频率大相径庭： 检索在二十五史中含“吐蕃”一词的用例： 《旧唐书》499;《新唐书》477;《宋史》46;《辽史》15;《金史》4;《元史》36;《明史》32;《清史稿》16。而“土伯特”遍查二十五史只在《清史稿》中出现，且仅5例（若以“图伯特”检索，仅3例;“图白忒”，仅2例），还不到“吐蕃”用例的三分之一。[10]
（二） 蕃汉对举与语用关系
隋唐以来中原王朝所形成的“蕃汉对举”传统可帮我们进一步辨析“土伯特”与“吐蕃”的语用关系。蕃汉对举中“汉”代表中原王朝/族群;“蕃”音fān泛指周边地方政权/族群。唐代“吐蕃”一词的语用本身带有蕃汉对举色彩。（南小民等2018）杨军（2008）从唐代封蕃制、吐蕃与其略称“蕃”的交替、吐蕃名列“八蕃”内等角度确证吐蕃的“蕃”即蕃国的“蕃”。历史上一些重视蕃汉和谐的民族政权会坦然以“蕃国、蕃人”自居： （1） 吐谷浑王诺曷钵娶唐朝弘化公主，对唐以蕃国自许;诺曷钵曾孙、青海国王慕容曦皓的墓志说：“步摇之族[11]，世为国蕃。”（周伟洲2017）（2） 党项人所编西夏文、汉字双语教材《番汉合时掌中珠》说：“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俱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
突厥语系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重视汉文化学习，自觉以中原汉统自居，在汉语语境下也会把周边其他族群或政权称为“蕃/番”。如前文所述，他们称呼藏区藏族时虽有“铁不得、土卜惕、土伯特”等音称，却也不乏汉文“吐蕃、西蕃”等旧称，即因蕃汉对举的传统使然。
四、 余论
由以上讨论可见，“土伯特、铁不得”实为突厥语系对藏族藏区称呼的系列汉译名称中的两个;某些学者之所以将“土伯特”与“吐蕃”读音混为一谈，究其根源，除了对“土伯特”的起源和语用演变缺乏了解，还因为突厥语系里Tüpüt/Tbt等（汉译为“土伯特”等）意义可指向吐蕃，便主观地将“土伯特”读音也投射到“吐蕃”读音上，以为二者读音也应一致。其实古代某族群或政权名称在不同语言以不同发音称呼本就常见，如吐蕃称唐朝（rgja），突厥却称唐朝Tawghac（桃花石）[12];再如慕容鲜卑建国自名吐谷浑，汉地南朝称之河南国，吐蕃呼之阿夏[13]，突厥谓之唐古特[14]，各有约定俗成的名称，发音何曾一致？故不必执着于汉文“吐蕃”读音非得与突厥语系的“土伯特”发音对应一致。
既然国内主张“吐蕃音转为土伯特（Tibet）”的观点源自西方，那么来自西方反对该观点的主张也应重视。法国学者路易·巴赞等（1992）指出： 欧洲语言里指称吐蕃的Tibet源于中世纪旅行家向蒙文Tbt和波斯语Tibbut的借鉴。而波斯文形式当以阿拉伯文的Tibbat写法为基础，阿拉伯文的Tibbat源于9世纪初的粟特文Twp yt，而粟特文的Tibbat则溯源于8世纪突厥文碑铭Tpüt一类……唐朝汉人则采用以-n结尾名词Tpn，瑞典高本汉对音作thuo-piwen，加拿大蒲立本对音为tho-puan，总之吐蕃在7世纪无论如何带有-n尾而非-t尾音。可见西方多有学者考证认为吐蕃的“蕃”中古唐音读重唇音声母（彼时汉语尚无轻唇音f），带-n韵尾。另，伯希和（1915）强调“吐蕃”应保留Thu-puan之音，石泰安（2012）给吐蕃的“蕃”拟音biwɑn;佐藤长（1988）给“吐蕃”拟音tubiwen（日文读“吐蕃”とばん[15]）;都是类似的鼻音韵尾读音。
“土伯特”为代表的系列汉文音译词（包括“退摆特”）其实都比唐代“吐蕃”一词晚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不能依据此类晚出词读音限定早出词“吐蕃”读音。突厥语系里的“土伯特”等以塞音-d/-t结尾，类于汉语入声韵;而“（吐）蕃”之反切和诗韵均读-n尾阳声韵。宋史炤《资治通鉴释文》明确给“（吐）蕃”注“方烦切”（见该书唐纪十一、二十二、太宗贞观十一年等条）;古诗文考察表明唐至清代千余年中吐蕃的“蕃”都以元韵（《广韵》《平水韵》）入韵于律诗，以《中原音韵》的寒山韵入韵于元曲。（南小民等2018）可见“吐蕃”与“土伯特”读音并无交集。“吐蕃”作为汉文词在汉文文献中本有明确的反切注音和韵文例证，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却要搬出突厥语系“铁不得、土伯特”等词乃至西文Tibet等来证明“吐蕃”读音，岂非舍近求远，舍本逐末？
总之，《辞源》合订本和第三版、《汉语大词典》等辞书，其“吐蕃音转为土伯特”的释义及“吐bō”论观点缺乏实证，有待商榷;而将“土伯特”故意写为“吐蕃特”的做法很不严谨，需要规范。
五、 建议
出于普通话语音规范，建议“吐蕃”的辞书注音应据唐代本源音义按自然音变原则今注tǔfān;若尊史从古，可暂拟tǔbiān/tǔbān，加注“是古音，在某些读古诗韵文场合用”，这样才能反映吐蕃一词历史本真读音。
至于“吐蕃”词义注释，建议据2015年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西藏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白皮书的相关权威表述，归纳为“吐蕃： 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地方政权，公元7世纪在西藏发展起来，由古代藏族人联合居住在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的各个民族、部落共同组成，为开发中国西南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统一的吐蕃政权崩溃后，汉文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藏区各部为吐蕃。元代在西藏以外藏区设立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和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当然根据不同辞书的编纂目的，表述的侧重点和详略可有所不同，加注古音与否亦然;但无论如何不能将“吐蕃”与“土伯特”音义相混。
附 注
[1]在《现代汉语词典》修订工作中，丁声树先生始终坚持语言研究密切结合语言实际的精神，对那些存在歧异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时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同“番”的应用实际相照应，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应读tǔbō，丁先生回答：“‘蕃读两个音就已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杜翔2019）
[2]雷慕沙学汉文时没有老师、教材和法汉字典;他试图到巴黎皇家图书馆查阅有关资料，但负责馆员对他嗤之以鼻。多亏几篇神学译稿和一本《满汉字典》，雷慕沙得以自学汉文;他通过对其他文字的转译和猜测来逐渐归纳汉字原意，以这种猜谜方式自学汉文。因鸦片战争以前中、法直接交流较少，雷慕沙毕生没来过中国，并无汉语口语能力。几位中国人来到巴黎，雷慕沙与他们的交流是通过写汉字来“笔谈”。参见王晓熊（2009）、李慧（2015）、《法国汉学家雷慕沙200年祭》（来源： 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
[3]出处见李保文（2003），原文由满文译作“清太宗天聪八年（1634年）闰八月，皇太极……有途经蒙古遣使唐古特、吐蕃特之意”。
[4]明清时期吐鲁番长期被蒙族地方政权统治，直到乾隆时蒙古准噶尔汗国彻底覆灭吐鲁番才纳入清朝版图。故康熙帝所谓“吐鲁番之人”应指蒙古人，特指当时归附清朝并统治今青、川、滇藏区的和硕特部，该部彼时与准噶尔部同属厄鲁特蒙古，虽有矛盾，却是同宗。准噶尔部当时已侵占卫藏“土伯特”并力图掌握黄教势力，若再与“吐鲁番”即青、川、滇藏区的和硕特部联合，会改变整个西北、西南形势，故康熙清廷要极力防范出现这种局面。（见李风珍2001）
[5]吐鲁番郡王玛特木在《清实录·光绪二十三年》中称为“吐鲁番回子郡王玛穆特”。
[6]见清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六·保甲下》;文章作者黄六鸿（1630—1717），江西新昌人，顺治八年中举人，先后在山东和直隶做知县，后升任给事中。
[7]《辽史·兴宗纪》：“铁不得国使来，乞以本部军助攻夏国，不许”，其中“铁不得”为突厥语系称呼吐蕃藏族的Tüpüt音译。（参看安才旦1988;尹伟先1997;杨富学2005）
[8]元朝统一藏區后最初在河州设吐蕃宣慰司，国师八思巴在1272—1274年为此在河州居住两年多。（见陈庆英1999）。道布、照那斯图（1993b）提到少林寺出土蒙哥汗蒙文圣旨碑里对译“西番”的蒙语词作tbün，道布等认为是Tbd之误，是b下少写一短牙所致。
[9]此处《经世大典》所引汉文见中华书局1986版《永乐大典》，属于元代白话。元白话词汇、语法受蒙语影响较深，不懂蒙语很难读通。如“呵”字常用来表假设语气，相当于蒙文中的连接形存在动词bgesü，“根底”是元代白话中用以表示蒙语与格的助词。其形成过程： 一般先用蒙文起草，然后译成汉语白话。（参看道布、照那斯图1993a;道布、照那斯图，1993b）
[10]此处“土伯特”与“吐蕃”语用情况的概括与统计是利用网络电子文本《二十五史》《四库全书》等搜索引擎所得。网址： http：∥www.wenxue100.com。
[11]吐谷浑人自/被称“步摇之族”。或云： 吐谷浑“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旧唐书·吐谷浑》），动则摇曳生姿，中原称之“步摇”，吐谷浑首领也被称为“步摇酋渠”。
[12]吐蕃称唐朝（rgja）见于唐蕃会盟碑碑文;藏文据语境有时译为“汉”，有时还译为唐、金、宋等中原王朝名。（拉都2007）唐代突厥碑铭中屡称唐朝Tawghac（桃花石），据郑张尚芳（2006）： Tawghac（桃花石）当对音中古汉文“大魏”，最早指拓跋鲜卑所建北魏之国号，后被西域中亚一些民族沿用指中原汉地。
[13]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里一份汉藏对照词表，其中吐谷浑写为藏文，拉丁转写为a-zha。（麦克唐纳2010）
[14]钱伯泉（1990）说因吐谷浑国百姓主要是党项羌，突厥就称吐谷浑国为“唐古特”（Tangut）。
[15]感谢笔者读研时的学弟焦浩，他在某高校教外国留学生汉语，从一个日本学生那里得知日本学者一般读“吐蕃”为とばん;并告知笔者将此日文复制粘贴于百度翻译上可听到发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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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大学文学院汉语文系 拉萨 850000）
（责任编辑 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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