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纳西东巴文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现在还缺乏一部大型的综合性的字典。文章从字典定位、材料、字形、标音、释义、出处和书证、编排和检索、基础工作等八个方面，对《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的编纂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关键词 东巴文 大字典 编纂 建议
纳西东巴文研究，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间产生了三部最重要的东巴文字词典： 李霖灿（1944）《么些象形文字字典》（以下简称《么象》）、洛克（1963，1972）《纳西语英语百科辞典》（以下简称《辞典》[1]）、方国瑜（1981）《纳西象形文字谱》（以下简称《文字谱》）。这三部字词典是历史的丰碑，今后还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三书也互有长短，在收字标音释义等方面都有不足。随着东巴文献材料刊布的增多，研究的深入，技术手段的更新，编纂一部代表新时代研究水平的东巴文大字典的条件渐趋成熟，学界应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所准备。王娟女士（2016）的《纳西东巴文辞书研究》对三部字词典进行过全面的梳理和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意见。笔者因工作关系，经常使用三部字词典，也参与过国家社科基金項目结项稿《纳西东巴大词典》的评审（2012年，未出版），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包含80本东巴经专书字典的编纂，根据亲身体验，我们提出对编纂《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的几点看法，以供同行参考。
一、 定位
所谓定位，主要指编字典还是词典。
1. 就学习和研究东巴文而言，大字典和大词典都是需要的，甚至还需要异体字典、疑难字典、专名词典、虚词词典等，但就学界当前急需和读者使用方便来说，大字典和大词典相比，还是以大字典为宜。
词典立目的单位是词，一般按音序排列。东巴文异读很多，有古今异读、方言异读、借词异读、构词异读、同义换读等[2]，如《文字谱》367号“马”、459号“父亲”各收有4个读音：
3. 至于东巴经中数量极多的人名、地名、鬼神名等专名，除常用者外，可另编专名词典来解决，《辞典》下册专收专名即是如此。
二、 材料
主要涉及取材的范围和方式。
1. 从理论上讲，所有的东巴文献都应纳入东巴文大字典的取材范围，但事实上做不到。一是有很多文献没有公开，没有刊布，不可能用。二是东巴经若未经东巴帮助释读翻译，也无法使用。这是因为东巴经大多没有逐词记录语言，而且假借字很多，读者即使认识每一个字，也不一定能读懂经书，必须有东巴读经帮助解读才行。所以现在虽然一些单位已将所藏东巴经在网上公布，学者通过田野调查也收集到很多民间的经书，但解读跟不上，还是难以使用。为了扩大资料来源，经过学界努力开拓，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合作翻译的《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六卷约119种，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通过田野调查翻译刊布民间所藏东巴经近百种，就是这方面努力的成果。
2. 已刊布的东巴文献中，东巴文化研究所《全集》（1999—2000）100卷，收录东巴经书897种，是目前为止最大的东巴文献集，这是东巴文大字典资料的主要来源。但《全集》出版以来，除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的一批硕士论文外，对《全集》所收经书进行逐经逐字逐句解析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而要将经书变为编纂字典的材料，经过这样的程序是必要的。
3.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全集》基本上没有收录丽江地区以外各地的经书，这需要学界加强田野调查，补充四川木里、盐源、云南香格里拉、维西、宁蒗等县的经书。同时，要注意将经书以外的东巴文应用性文献，如地契、账簿、书信、题词、文书等纳入收字的范围，因应用性文献在文字和应用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非经书可以替代。国内其他地方和国外收藏的东巴经，有一些近年陆续刊布，也应尽量利用。
4. 《么象》《辞典》《文字谱》中所收的字，有些因为材料收集较早，现存文献中未必还能找到，也应该全部涵盖或收入。
5. 三部字词典的取材方式各有不同。
《文字谱》是请东巴写卡片，该书《弁言》中说：“后请不同教派的三位东巴教徒写单字卡片及标音字汇，分别逐字批记音读和众义，作初步整理，最后请年逾七旬的东巴教门长老和士贵校订，并作补充，经过约五个月成草稿一小捆。”
洛克（2004）引言29说：“这本语汇，是我在仔细查阅了27年间收集的8000多本经书和长达14年对这些经书潜心研究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辞典》所收字多注明了出自某经书，可见他主要是从所见的东巴经中摘出的。
李霖灿（1971）引言22说：“本字典中所汇集之单字，系根据四五年来在么些各地域之考察而得，非一地区之所有。”李霖灿曾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收购经书1500多册[5]，这应是他收字的主要来源。同时，从他的日记看，对东巴进行访谈（不排除有时同时看到经书），也是他收字的来源之一。我们见到的李霖灿1942年3月2日至6日的日记，就记录了14个东巴文[6]。如：“三月三日。[ts⊙┤]北地有此字。象以绳拴紧之形，作拴字用。今日各村多巴来，因告以各经典中之问题，盖原拟招集一多巴会也。”后此字收为《么象》1582号：“，[tsm┤]束，绑也，画束绑之形。此北地一带之写法。”
6. 根据现有的条件，大字典主要应该直接从文献中取材，而且应直接扫描剪切，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同时也便于标注出处。但据我们在农村做田野调查的情况来看，要想看到一个地方所有东巴的所有经书也很难做到。为了避免漏收一些字，请各地东巴对照大字典的拟收字表，补充他们认为漏收的字，也是可以的，只是对这类字要尽量求证，同时注明来源。
万斯年先生（1944）《迤西采访工作报告》曾评说东巴文丰富的异体：“其中有一册为祭迷马经，全经之中，所绘马之状态，亦即所写‘马字，形形色色，为状悉皆不同，其生动精彩，即百马图无以过之。”[7]东巴文大字典应注意展示东巴文形体的丰富多彩。
3. 对字形应尽量标明其时代和地域。木琛（2003）《纳西象形文字·字表》以“1”“2”分别标注“丽江及附近、鲁甸、塔城”和“丽江宝山、大具、鸣音、大东及三坝、俄亚”的字形，值得借鉴。可考虑将现存东巴文的时代分为清、民国、1949年以后早中晚三期，一（俄亚、依吉）、二（白地、宝山、鸣音等）、三（丽江坝、大研镇）、四（鲁甸、维西）四区，在字典中以适当的方式标出。从表1可以看出“牧”字的时地差异，当然字典中并不会以表格形式来表示。
四、 标音
1. 标音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纳西语拼音方案，一种是国际音标。用纳西语拼音方案的好处是，字典更便于为掌握此方案的纳西族民众使用，缺点是拼音方案流传面有限，而且只能记录纳西语的标准音丽江大研镇音系，若涉及方音，拼音方案就无能为力了。国际音标通用性更强，记录方言没有问题，而且大字典的使用者可能主要是学术界的研究者，因此最好采用国际音标。也有人建议用两种方式同时标音，如《纳西族东巴经典藏精选》（云南民族出版社，2014），但那样篇幅会增加很多，涉及方言拼音方案还是用不上，所以不可取。
2. 應该强调的是，大字典所采用的其他地域东巴文献的材料，应该用当地的方言音系记音，这在田野调查时就应做到，因为用大研镇音系记其他地方的经书，有违材料真实准确的原则，只有用当地语音记录东巴文、东巴经，才能保证东巴文音形的统一和材料的准确。现在研究水平和条件都比过去好了，应该努力做到这一点。
4. 标音最好采用丽江坝音系。大研镇虽是纳西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但其音系不分纯浊和鼻浊，在广大纳西族地区未必具有代表性。字典若依大研镇音系标音，就很难弄清楚其他地方纯浊和鼻浊对立的情况。若用区分纯浊和鼻浊的丽江坝音系标音，要对应出大研镇音系则比较简单，都加上鼻冠音就行了。
五、 释义
1. 大字典的释义部分，广义来说，应包含对字形结构的分析，对正体、异体、字源、异读、方音的适当说明;狭义来说，主要指字的意义，包括本义、引申义、假借义、借形义[8]、同义换读义。《文字谱》比较注意字形结构的分析，但只收本义。《么象》比较注意字源、字的地域差异，也比较注意假借义。李霖灿（2015）509曾总结过两书的特点：“就象形文字谱一隅所见，方氏是着眼在文字创始时的十种规范，我则受董作宾先生之所托，对字源下了一点追根到底的工作，而且都能在这些方面有所报命。”洛克《辞典·序》说：“语汇的第一卷中实际上包含了3414个条目。其中的每个符号除了具有表意符或象形符的含义外，当用于标音时还有不止10种的含义。”当然实际上《辞典》上册并不是每个字都有10个假借义，但《辞典》收假借义较多则是事实。如“kho33角”，《文字谱》343号只收了本义，《么象》857号除本义外收了3个假借义，《辞典》中译本263页收录了12个假借义。虽然我们不能因此决定各字典的优劣，但就所收意义多少而言，《辞典》参考价值无疑更大。因此大字典应尽量详列每个字的意义，包括假借义。
2. 义项要经过认真归纳，并按本义、引申义（由近及远）、假借义的顺序排列。《辞典》有义项归纳不够和排列有时很乱的缺点。如178页“蒜”收了14个义项，其中义项2“第一、前面”和义项8“第一本叫做头卷”应归为一个义项;义项3“能”和义项4中的“可以”应归为一个义项;义项4的“大概，可能来源于”与义项5“似要……的，有……倾向的”应归为一个义项;义项9“蒜”是本义，应排在第一;义项1“人或动物的头”、义项13“在……头上”、义项2“第一、前面”和义项8“第一本叫做头卷”应排在一起，等等。
4. 在文字涉及历史文化背景、名物制度、方言口语等问题时，可以适当详细一点。如《辞典》66页“挤马奶”谈到民族背景，118页“犊”指出是一个新的汉语借词，22页“梳子”指出口语和书面语的差异，29页“扭”谈到方言差异，都有可借鉴之处。有些费解的名物、动作、场景字，最好配以图片，以利于读者理解。如《么象》1642号“le55茶”，说像团茶形，若配上图2就一目了然了。又如东巴戴在头上的法器“be21铁冠”，《文字谱》1089号作、，《么象》1749号作，《辞典》19页作，若配上图3，就比较容易了解其形制了。
6. 注意虚词的解释。虚词一般都没有本字，在东巴文献中或者不被记录，或者用假借字。对虚词的解释是现有东巴文字典乃至纳西语词典最薄弱的环节，而这对于释读和研究东巴文献又是十分重要的。现在东巴文献虚词释读最大的问题是简单地随文释义，显得随意而混乱，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如nm33，在文献中做主语助词和状语助词，在《全集》第14卷《圣灵药的出处》和第26卷《九个天神和七个地神的故事》两部经书中，主语助词就有“来、由、以、被”4种对译法，状语助词就有“来、由、用、从、在、往、和、有、里、处、边、上、就”13种对译法。如果加上其他经书，就多得难以计数。在编纂大字典时，对虚词应概括出其语法意义和功能，而不宜简单地对译。如状语助词nm33，解释为“助词，置于状语之后，表示动作的时间、地点、方向、工具等”就行了。在经书译释时，在音标下对译作“（助）”，既科学又超脱，至于在具体语句的汉语译文中能否译出，译作什么，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六、 出处和书证
1. 古文字字典，应该注明字的出处，以示信而有征，并供读者必要时查对。洛克《辞典》多数字下都标明了出处，表明了作者的严谨和底气，尽管那些经书很多都没有刊布，一般的读者未必有条件看到。李霖灿《么象》未标明出处，洛克（2004）引言27就怀疑其文字的真实性，说：“应该指出的是，李霖灿的字典虽然是纳西象形文字字典，但其中所包含的许多符号在我已经查过的几千本纳西经书中都没有出现过。它们看来很可能是作者自己的发明。”无独有偶，李霖灿对方国瑜《文字谱》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在《读方国瑜氏〈纳西象形文字谱〉》中说：“我从方氏书中见到了不少口语里的象形文字。换言之，书上并不常见，但当方氏以口语问巫师东巴时，东巴见景生情，立即创成一个新字以答方氏的问询。”[9]
“说有易，说无难。”要说他人字典的某些字是作者或东巴的臆造，在缺乏具体指证和论证的情况下，很难确认。东巴经都是手抄本，散藏于民间和专门机构，不管哪个学者，都不可能遍览无余，有些字没见过，完全是正常的。《全集》所收经书的时间下限为20世纪50年代初，从理论上讲大部分经书三部字词典的编者都有机会看到，但其中有不少字三部字词典未收，我们只能说几位作者当时没有看到，而不能怀疑这些字的真实性。当然，洛克、李霖灿提出疑问也事出有因，这都是字典不注出处惹的祸。
2. 注明出处，就《全集》这样的大型著录书而言，可注明到《全集》某卷某页某经，东巴经名可用简称，但书末应有经书繁简称对照表，因不是所有的读者都有条件看到《全集》。《全集》以外的东巴经和应用性文献，可另外编目并确定简称。
3. 书证问题。古文字字典，最好要有书证，即包含此字的文句，以证明字的存在并显示其用法。汉语的甲骨文字典、金文字典，都有书证。但甲骨文金文字典的书证比较好处理，只要将古文字的语句隶定成楷书排出来就行了。东巴文的书证比较特殊。一是大多数东巴文献文字不成线性排列，而是作图画式的平面排列，这样东巴文原文呈块状，排版比较麻烦。二是所谓东巴文字典实际上是纳汉双文双语字典，光举出东巴文的句子，不标音，不翻译，读者不一定看得懂，必须加上标音、汉译，甚至字词的对译才行。但这样就太繁琐、太占篇幅了，而且也不好排版。
我们认为，书证除了东巴文原文之外，至少应加上A、B两式中的一种，才能帮助读者读懂书证。特别是虚词字的书证，如果没有标音和对译，基本上不起作用。但这样一来，考虑到每个字的每个义项都要有书证，书证的篇幅就会很大，排版也很麻烦。所以是否一定要书证，书证的信息要列举到什么程度，版面如何安排等，都还需要集思广益，认真考虑，才能定夺。
七、 编排和检索
1. 东巴文大字典宜按义类编排，这样至少有两个优点。一是东巴文象形性强，大多数字读者即使不认识，但根据字形（如动物、植物、人体、动作）就可以马上确定其类别，较为方便实用。二是同类字排在一起，以类相从，触类旁通，便于学习和研究。但义类如何划分，需要仔细研究。现有两种字典的分类法是：
《么象》18类： 天文类、地理类、人文类、人体类、鸟类、兽类（昆虫附）、植物类、用具类、饮食类、衣饰类、武器类、建筑数目动作等类、若喀字类、古宗音字类、宗教类、鬼怪类、多巴龙王类、神类。
《文字谱》18类： 天象之属（时令附）、地理之属（方向附）、植物之属、飞禽之属、走兽之属、虫鱼之属、人称之属、人事之属、形体之属、服饰之属、饮食之属、居住之属、器用之属、行止之属、形状之属、数名之属、宗教之属、传说古人名号。
王娟（2016）249，279则主张分为14类： 人、动物、植物、生物部分、自然物、器用、建筑物、食用品、服饰、时间空间、抽象物、动作、特征、运动变化。
以上三种分类，这里不拟详细评说。但《么象》将“建筑数目动作等”归为一类，缺乏内在的逻辑性，且又显得驳杂。将涉及宗教的字分为宗教、鬼怪、多巴龍王、神4类，又似太分散，至少可以将多巴（东巴）归入宗教，将龙王归入神类;如果将很多鬼神专名另编入专名词典，以上4类甚至可以归为宗教一类。王娟的分类在东巴文作为宗教经典文字的特点和字典使用的方便性方面考虑不够，如将鬼神归入抽象物，与数目字同类，将宗教用品归入器用类，将天文地理合为自然物类，将人体器官和动物器官合为生物部分类，而植物的部分如树干、树枝、叶、花等又未从植物中分出，等等。比较而言，我们认为《文字谱》的分类总体上还是合理的，可以在此基础上斟酌完善。
2. 类别确定以后，具体字的归类应坚持以意义为准。如《么象》625号“la21do33手镯”、660号“m33ur21砧板”因附画出手和肉而归入人体类，587号“do33羊毛卷”从羊毛、见声，681号“khm21线”从线、足声，因声符而归入人体类，都与类别义不符。又如《文字谱》将840号“锄头”、846号“犁铧”、847号“犁具”、853号“镰刀”等归入饮食之属，将947号“斧头”、954号“砍刀”、955号“锯子”、959号“锥子”归入居住之属，不能说与类别没有关系，但毕竟较远，将其提出归入器用之属可能更合理。
3. 为弥补一种排列方式的缺陷，大字典应设置多种索引，以便于读者检索。《文字谱》没有设置索引，但其所附的《常用词汇》中，凡见于正文的东巴文，都在词语下标注了字的序号[10]，等于是一个音序索引。《么象》设置了汉文索引（按笔画）和纳西语音标索引。
大字典应设置汉字索引（按音序）和纳西语音序索引，但两个索引都需要改进。一般字典的汉字索引都以字头为单位，而字头的代表义是本义，字的引申义、假借义就显示不出来。特别是很多假借义，都本无其字。如动词“o21是”（或读ua21），可以假借o21绿松石、 o33骨头、o21谷堆、o55 倾倒、o21鹅等字来表示，但没有专门的“是”字，这在以本义为字头义的索引中就查不到，而这往往是数量更多、使用更广、研究者更需要的。解决的办法是以义项为单位编写汉字索引，这样就把字的所有意义、所有用法都包含进去了。纳西语音序索引，如果一个纳西语音对应多个字，最好能在每字的字号后标出汉语意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读者的翻检之劳。如读者要查“i33二”，《么象》音标索引显示为“i33 461，927，1536，1905，1970”，即东巴文读i33的字见于这5个字号，读者只能逐一翻检。如编作“i33 461要，927鱼，1536二，1905刮除不洁之物，1970龙王名”，读者就可根据需要，直接对号入座了。
八、 基础工作
1. 加强东巴文大字典编纂的理论研究。深入研究三部字词典，梳理前人对三部字词典的研究和订正，总结三部字词典的历史经验。对东巴文大字典的定位、宏观设计和微观体例进行研讨，试编样稿，谋定而后动。
2. 广泛收集东巴文献材料，包括已刊布的文献和未刊布的公私所藏文献，包括东巴经书和应用性文献。特别要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新的东巴经书和应用性文献。
3. 要选择足够数量的有代表性的东巴文献，逐字做出字释，穷尽性地归纳出每字的形、音、义，并在此基础上编出专书字典，以作为大字典编纂的基础材料。此前，用字释方式译注的东巴经只有傅懋勣先生的《丽江么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1948）和《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1981）两种。2019年12月，我们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纳西东巴文献字释合集》完成，推出了110本东巴文献的字释。其中来自已刊文献《全集》《哈佛燕京学社藏纳西东巴经书》和洛克著作的东巴经书69册，来自田野调查的东巴经书28册，来自田野调查的东巴文应用性文献13册（短的文献若干种合为一册），其中有80册编写了专书字典。全部书稿16开15325页，约1800万字，这可为东巴文大字典的编纂提供丰富的经过整理的材料。
4. 对于大字典编纂，经过字释处理的东巴文献越多越好，但要将《全集》100卷和其他能看到的东巴文献字释完毕，再编大字典，也不现实。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着手编纂，以后分阶段逐次推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其逐步完善。高水平的《纳西东巴文大字典》的问世，还寄希望于后人。
附 注
[1]文中所引洛克《辞典》内容的页码，均为洛克（2004）中译本的页码。我们称“《辞典》中译本”而不用中译本书名《纳西语英语汉语语汇》，是认为该书名不符合洛克书名的原意。
[2]参见喻遂生《纳西东巴字的异读和纳汉文字的比较研究》（2003）;《纳西东巴文同义换读研究》（2018）。“同义换读”是指在文献中字写作A，而实际上读作与A意义相同或相近的B的语言文字现象。如将i21二换读作dm33dz21一双，将kho55中间（假借kho33角字）换读作lo21里面。这类现象在东巴文献中很多。
[3]参见李霖灿《么些象形文字字典》（1944）820号，与《么些标音文字字典》合印本（1971）。
[4]以上东巴文字例引自《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下标数字为其卷数及页数，下同。
[5]李霖灿（1984）《与骆克博士论么些族形字音字之先后》：“几年来我收集到的么些经典，形字的有一千五百多册，音字的只有九册。”
[6]笔者（2016）在写《白地阿明灵洞李霖灿题词考释》时，曾向李霖灿先生哲嗣李在其、李在中先生求教，他们提供了几页李霖灿先生当年的日记。
[7]万斯年（1944）文中“祭迷马经”应为“祭冥马经”。
[8]借形字指东巴文中借用一个字记录与其意义有某种联系而语音完全没有关系的语词的现象。如借“tse55be33斧头”表示“u21铁”，借“hm21雨”表示“u21夏天”，借ba21“花”表示“zi33美”。
[9]李霖灿（2015）502末句“新字”原书作“数字”，殊不可解。李先生此文手稿2006年曾在丽江木府博物馆展出，笔者当时参观了展览并抄录了这一段文字，作“一个新字”，据正。
[10]但該“索引”有不少错漏，参见喻遂生（20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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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重庆 400715）
（责任编辑 刘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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