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研究

刘善涛 曹梦琳

摘 要 民国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近代的关键时期，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抗战全面爆发是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最高阶段。辞书作为知识的汇集，与科技教育和出版息息相关。通过对“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数据库”的分析，可将辞书出版分为初步发展阶段（1912—1927）、曲折上升阶段（1928—1936）、困沮停滞阶段（1937—1949）。在民国时期，百科辞书和专科辞书，自然科学类辞书、应用科学与技术类辞书以及社会科学类辞书等不同类型都有所发展，但并不均衡，呈现出类型差异，体现出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编纂出版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 民国时期 科技类辞书 阶段特征 类型差异 发展特点

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和出版事业萌发于明代中后叶，兴起于鸦片战败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科举废除、新学制颁布等一系列事件使得近代科学体系渐趋定型，并在民国政府成立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供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被推向高潮。辞书作为知识的汇集，也是社会的一面镜子，百余年前蔡元培（1917）就指出： “一社会学术之消长，观其各种辞典之有无与多寡而知之。”辞书出版作为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柳斌杰2017），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与近代学科发展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它既是对我国近代以来科技探索成绩的系统总结，也反映了国家和学人探求科技进步的艰辛历程，还为新中国科技发展奠定了基础，历史价值不容忽视。但因辞书学学科的交叉特点，出版史、科技史，甚或辞书史的研究中尚缺乏对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状况的专题梳理，本文利用数据库技术，对相关成果进行分类整理、宏观勾勒，权当抛砖引玉。

一、 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的阶段特征

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 （1） 已出版的工具书索引，如《民国时期总书目（语言文字分册）》《国内工具书指南（辞书部分）》等;（2） 网络数据库，如“读秀学术搜索”“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3） 旧书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中华古玩网”等不同渠道，对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信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采集、甄别与整理，最终建成“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出版数据库”，初步搜罗辞书119部，年度出版状况如图1所示：

整体上看，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的出版与民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科技教育和出版状况息息相关，辞书出版在曲折中发展，跌宕起伏，可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一） 初步发展阶段（1912—1927）

出版和教育相互促进，辞书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既是对学科知识的汇总，也是辅助教育的重要工具;但因科技类辞书出版的专业性，对学科发展、编纂队伍、外部环境的要求比较高，辞书从编纂到出版的时间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在民国政府成立之初，虽有编纂计划，但无相应的辞书出版。20世纪初杜亚泉在其创办的我国最早的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序》上断言“二十世纪者，工艺时代”，后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编《东方杂志》，编校新式教科书，为近代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其所主编的《植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18）、《动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3）成为该学科第一部大辞典，且“尤为科学界空前巨著”（《东方杂志》编辑部1934），也是本阶段的代表性成果。

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环境，成立之初孙中山（1912）就明确指出“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成立教育部，设专门教育司，颁布《专门学校令》，宣称“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为近代科技教育初步构建了一套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之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掀起的“民主与科学”社会思潮更进一步推动了近代科技的发展。再者，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投身教育事业，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和中华工程师会、中国工程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科学社团相继成立，《科学》《新青年》《教育与科学》等学术杂志相继创办，为科技类辞书的编纂提供了人员和组织保障。在以上各种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学界逐渐认识到“此学术进步之社会，所以有种种专门之辞典也……使无论研究何种学术者，皆得有类此之大辞典以供其检阅，而不必专乞灵于外籍，则于事诚便”（蔡元培1917）。这一阶段共出版科技辞书17部，其中百科辞书1部、专科辞书16部，包含了植物学、动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如《百科新辞典》（世界书局，1922）、《理化词典》（中华书局，1920）、《中国医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医学辞典》（中国博医会，1924）、《算学名词》（中国科学社，1925）等。

（二） 曲折上升阶段（1928—1936）

前一阶段虽有了较好的开展，但因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科技类辞书编纂与出版步履维艰。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科技教育和出版事业步入稳定发展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下，科学精神和科技应用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原则，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现代科研机构纷纷建立，国际交流日趋加强，回国留学生逐渐增多，出版制度和印刷水平不断完善，在政府、社团和出版社等多方力量的共同驱动下，科技类辞书出版也迎来了近代黄金期。

这一时期共出版科技类辞书70部，其中百科辞书18部，如《新术语辞典》（新文艺书店，1929）、《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百科名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31）、《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35）等;专科辞书52部，包含了药学、数学、工程学、土木学等不同学科，如《中华药典》（内政部卫生署，1930）、《数学辞典》（群益书局，1933）、《无线电辞典》（建华电机材料公司，1934）、《中国河工辞源》（全国经济委员会，1936）、《汽车工程名词草案》（中国工程学会，1936）等。

同时，这一时期的辞书出版还受到国内军事环境的影响，例如《自然主义辞典》编纂时，遭遇一·二八事变，书稿尽为灰烬，之后又重新编纂。《算学辞典》的文稿历经二十余年的搜集，不幸遭遇一·二八事变，原稿多變成灰烬。之后商务印书馆将残稿重新整理，逐一增补，编辑成书。再如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因感于早年自学《大英百科全书》的经历，遂有编纂中国百科全书的梦想，计划编辑《中国百科全书》，将近完成一半，却被一·二八战火无情焚毁，只得出版了中型辞书《（英汉对照）百科名汇》（商务印书馆，1931）。后又计划编纂《古体大字典》，已陆续“发交制版”（王云五2008），又遭遇八·一三事变日军的轰炸被迫终止。

（三） 困沮停滞阶段（1937—1949）

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前期科技辞书良好的发展态势遭到严重破坏，国土沦陷，出版机构被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纸张生产都已无法满足，科技教育和出版事业近乎停滞，科技类辞书的编纂规模和影响范围也受到严重制约。例如《化学工程名词》原拟刊印中西文对照表，并加入倒列名词，但为节省战时物力，最终放弃。《机械工程名词》本分为七类，但只将第一、第二类合编出版了“普通部”，剩余部分只得作罢。《电机工程名词》电化、电讯、电力三部在1941年由审查会决定，但因为后方印刷困难，迟至1945年才得以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科技辞书共32部，其中百科词典8部，如《现代文化辞典》（世界书局，1939）、《现代语汇集》（江西浙赣铁路印刷所，1941）、《新名词手册》（长风书店，1949）;专科词典24部，包含了发生学、化学、工程学等多个学科，如《细菌学免疫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7）、《电机工程名词》（新知书店，1945）、《化学工程名词》（大连新华书店，1949）等。

二、 民国时期科技辞书的类型特征

必要的类型划分有助于系统地把握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的编纂概况，立足辞书类型学理论，结合辞书所体现的学科属性，我们首先将辞书分为百科辞书与专科辞书两大类型，而专科辞书又分为基础自然科学类辞书、应用科学与技术类辞书以及社会科学类辞书三类，各类下又包含收录不同学科术语的专门辞书。本数据库共收集民国时期出版的科技辞书119部，其中百科辞书27部，专科辞书92部，后者包括基础自然科学类辞书35部，应用科学与技术类辞书37部，社会科学辞书20部。基本上实现了蔡元培（1917）有关“各国专门学术，无不各有其辞典，或繁或简，不一而足”的最初期望。

（一） 百科辞书出版情况

百科辞书汇集各科新名词新术语，20世纪初“译学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行之内地，皆不知为何语”（陆尔奎1915），百科辞书的出版恰能满足人们对不同学科新知识的需求。《新术语辞典》（新文艺书店，1929）收录五四运动后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中流行的新术语1200多条，每条均注英文名称，注释简明，后于1933年由南强书局出版续编，增加条目300条。《社会问题辞典》（民智书局，1929）参考中外书籍80余种，收词以社会、经济学科为主，以政治、法律、哲学为辅，共计1千余条。《中华百科辞典》（中华书局，1930）以中学各种科目为标准，以一般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为依据，尤其注意收录一般教科书和专业书籍中常见术语1万余条，共计200万字，在增进国人基本常识方面有重要作用。《现代语辞典》（光明书局，1933）“取材广博周备，解释信达明确，编制统一经济”（序），专供读书界、学术界与研究现代学术与思想者使用。《自然科学辞典》（华通书局，1934）收录物理、化学、天文等8大学科名词8千余条，共计160万字，内容丰富，材料新颖，使用广泛。《新知识辞典》（北新书局，1934）分正补两编，收录政治、经济等十余个学科的新术语5千余条，“从纵面看，犹如一部文化史;从横面看，犹如一部百科全书”（凡例）。

《新智识辞典》（童年书店，1935）共计1千余页，50余万字，搜集15类社会科学和6类自然科学方面的新词语，为“中国一切新名词辞典之冠”（例言）。《现代知识大辞典》（现代知识编译社，1937）收集当时最新的名词术语7千余条，“搜罗广博”“解释通俗”“兼顾求解、作文两用”（序）。《现代文化辞典》（世界书局，1939）“网罗近百年来新名词与术语”3千余条，“所采之外来词，或意译或音译，概照一般社会通用之形式，并注明原文，以便读者参考”，书末附有“六十年来世界大势的演变”供读者了解国际时事。《新名词手册》（长风书店，1949）收集了最富时代意义的新术语，当代名家著述中的新名词，以及许多人不太了解的各种用语，以便读者了解中国和世界各方面的新知识。

（二） 基础自然科学类辞书出版情况

基础自然科学类辞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和天文学等不同类型，其中生物学与数学辞书出版数量较多，化学辞书与地质学辞书次之，其他学科辞书的出版数量较少。

1. 生物学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的生物学辞书包括植物学辞书4部，动物学辞书6部，动植物学辞书1部，发生学辞书2部。《植物学大辞典》主要收集植物名称和植物学术语，前者多为我国已经考订的名称，间有日本名，每词之下有拉丁学名;后者由英文、德文翻译为中文，术语解释以日本学者的新学说为依据。全书依笔画顺序排列，书前有伍光建、蔡元培、祁天赐、杜亚泉四篇序，凡例8则，字头索引12页;书内汉字条目下附拉丁文学名，英德语译名和日语片假名，白话释义，附有插图;书末附有西文索引、日文片假名索引，后又增加四角号码索引，共300余万字，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大型专业词典。（冯志杰2007）《中国植物图谱》（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1937）共分5卷，每卷收录中国植物50种，并详述每种植物的形状、产地等，附有插图，以便读者了解。其他植物学词典有《江苏植物名录》（中国科学社，1921）、《中国北部植物图志》（国立北平研究院，1931）等。“近世学术界诸大原理，多由动物哲理所发见所演成”（《动物学大辞典·序》），杜亚泉参照《植物学大辞典》的体例又组织编纂了《动物学大辞典》，收词1.1万余条，释义精详，附有插图和彩图，“其影响所及，将不惟动物一科本体之利，而循动物哲理所发创之诸大学说，亦必因此而益发挥光大之可期也”（序），出版后多次再版，1988年由台湾文光图书公司影印再版。

《哺乳动物图谱》（商务印书馆，1936）介绍动物113种，均配有标本照片或工笔线描图，彩绘10幅，设计精美，用途广泛。《鱼类图谱》（商务印书馆，1936）为“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中的一种，收錄鱼类100余种。《中国昆虫名录》（静生生物调查所，1935）是一部记录中国昆虫的辞书，共六卷，收录了中国产的昆虫1.6万余种，分为24目，392种，4968属，是中国昆虫学学科的重要参考书。其他生物学辞书还有《长江流域习见脊椎动物名录》（钟山书店，1933）、《河北习见鱼类图说》（北京静生生物调查所，1934）、《发生学名词》（正中书局，1937）、《生物学名辞》（辅仁大学农学系，1946）等。

2. 数学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数学辞书8部，除《算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38）和《算学名词》（中国科学社，1925）外，大部分辞书是以日本学者长泽龟之助所著《数学辞书》为蓝本翻译编纂而成的。

民国时期“我国关于数学之书，除二三部稍涉高深者外，其余几尽为中学校教科书，而译名之奇离不符，所在多是。欲求一备辞典之体，为各科之宗，译名精确，便于中西对照，足为中学校教员、专门学校学生及中学生参考检查的数学书，则不可得”（《数学辞典·序》）。《数学辞典》（中华书局，1925）为弥补此遗憾，以长泽辞书为蓝本，并参考英、日、中各类书籍编纂而成。以该词典为总论，后又续编《算术辞典》《代数学辞典》《续几何学辞典》《三角法辞典》，搜集各科例题，以供各地中小学学生学习使用和老师备课参考。此外，群益书局《数学辞典》（1923）根据长泽辞书翻译而成，并酌增中国材料，内容分为辞典部、英汉学语部、算术问题解法部等9类，“精而能明，简而能括”（序），既可以用于自学者自修，也可以用作教本。

3. 地质学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地质学辞书共5部，《地学辞书》（中华书局，1930）参考地学书籍60余种，收录地质、地文、气象等学科术语1370条，共计25万余字，“选材严密，叙述详尽，材料精确，文辞简明”（序），是影响最大、内容最全面的地学专业辞书（杨勤业2015）。《地质矿物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30）收录地质学、矿物学、岩石学、结晶学等学科名词6千余条，书中不仅整理学科名称，还略述学科中的不同学说以及著名学者传记，并且搜集上述学科的中国资料，供读者参考，全书30余万字，是民国时期内容丰富且极具价值的地质矿物学辞书。《矿物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6）是本时期较为权威的地质学辞书，该书由国立编译馆编订，矿物名词审查委员会审订，共收录普通矿物学和矿物分类学名词6155条，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后列德、法、日、中对照术语，并附各语索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以其为底本，增订出版“俄英中对照试用本”（科学出版社，1957），共收词8千余条，共计48万字，按俄文字母顺序排列。此外，还有《矿物岩石及地质名词辑要》（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3）、《中文土壤名词试草》（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5）等。

4. 化学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化学辞书5部，《理化词典》（中华书局，1920）为较早的一部理化辞书，收录了民国时期中学教材中的物理、化学术语1600余条，10万余字，“措辞简易，说理明澈”（例言），对于物理计算公式、化学方程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插图200余幅，以便读者理解和应用。《化学药品辞典》为美国学者Thomas C.Gregory所编，高铦于1937年开始编译，1946年9月由新亚书店出版，该书注重收录具有实际用途的工业或医疗药品，也包括一部分用作化学原料的动植物、矿物的名称，共6千余种，每种均分列化学式、性状、品级、用途等（曹先擢，陈秉才1992），影响深远，1955年出版增订版，新增名词4千条左右，包括各种化合物近3千种。《化学工程名词》（正中书局，1946）由国立编译馆编纂，编纂队伍庞大，聚集了当时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专家学者进行编纂、审查、整理和校勘，收词10334条，分为化工单位处理、燃料与燃烧、陶瓷工业等15类，有利于国人了解学习化学知识，对于规范化学名词术语，促进我国化学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他的化学辞书还有《化学工程名词草案》（中国工程学会，1929）、《化學工程名词》（新华书店，1949）等。

5. 物理学和天文学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的物理学辞书有《物理学名词汇》（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1932）和《物理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4）。前书收录基础物理和实验物理方面的术语4166条词条，以《物理学名词》“第一次审查本”（1920）和“教育部增订本”（1931）为蓝本，参考《科学》《工程名词》等杂志编纂而成，是当时收录内容最丰富、词条最多的英汉对照物理学术语辞典。后书是民国时期收词数量最多的一部物理学辞书，收词8206条，在定名规则上严格按照物理学名词定名原则以及物理单位名词的规定，对西文名词的多个义项、多个译名、学科跨类等现象都进行了明确规定，标注清晰、解释详尽，为物理学和科技术语的定名做出了积极贡献。

民国时期出版的天文学辞书有《天文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3）和《天文名词解说》（商务印书馆，1934）。民国初期，天文学术语使用不统一且没有正确标准，1930年中国天文学会组织译名委员会开始天文学名词厘订工作，由国立编译馆整理，天文学名词审查委员会斟核补充，编成《天文学名词》，共收术语1324条，对于规范天文学名词术语的使用有重要意义，直到1956年由中国科学院重订，交由科学出版社再版。为配合《天文学名词》中词语的解说，国立编译馆依次选取456个术语，辅以简单解释，按笔画顺序编排出版了《天文名词解说》。

（三） 应用科学与技术类辞书出版情况

应用科学与技术类辞书包括工业技术、医学、农林学、心理学、军事学等类型。工业技术辞书包括了电力学、无线电、纺织学、水力学、水利学、航空学、汽车工程和土木学辞书。医学辞书包括卫生学、药学、解剖学等。农业科学辞书包括园艺学辞书。民国时期出版工业技术辞书17部、医学辞书15部、农林学与心理学辞书各2部、军事技术辞书1部。

1. 工业技术类辞书

民国时期出版的工业技术辞书，包括电力学、工程学、水利学等不同学科。电力学自洋务运动时期即已传入中国，虽有词表编纂，但未能普遍通行。1933年，国立编译馆开始搜集编订《电机工程名词》，至1935年夏共得1.2万余条，后又陆续增修完善，由正中书局分部出版，1939年出版普通部，收录电机工程各门通用名词6千余条;1945年连续出版了电讯部，收词4559条;电化部，收词2339条;电力部，收词3321条，成为民国时期收录电学名词最多的工业技术辞书。《机械工程名词》的出版也由国立编译馆筹划，本想仿上书的编辑方式分部出版，但因战事，1946年正中书局只出版了普通部，收录普通名词1万余条，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

《水利工程名词草案》和《中国河工辞源》均为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所编，该会自行印行。前书1935年出版，收词4千余条，16开67页，为简易的英汉对照术语表;后书1936年出版，16开268页，搜罗古今河工名词数千条，按河川、水、土、堤、疏浚等分为十类主题，每条均注明援引出处，书末附参考书籍表及笔画索引。1922年成立的中国工程学会以“联络各项工程人才，协助提倡中国工程事业及研究工程学之应用”为宗旨，该会成立后由各分会组织编写了一系列工程学辞书，如《机械工程名词草案》（1928）收词2千余条，《土木工程名词草案》（1929）收词1800余条，《无线电工程名词草案》（1929）收词500余条，《染织工程名词草案》（1929）收词1300余条，《化学工程名词草案》收词960余条，《电机工程名词草案》收词2500余条，《航空工程名词草案》（中国工程学会，1929）收词1200余条，《汽车工程名词草案》（中国工程学会，1930）收词700余条。这些辞书均由中国工程学会出版发行，英汉对照，为工程学名词的规范提供指引，为相关从业者和普通读者的查阅提供便利。

2. 医学辞书

晚清以来，中国传统药学著作的编写出現重大变化，西方药典编写方法影响加剧，中医药科学化思潮不断深化，中药新分类体系渐趋成熟，中药辞典的编纂蔚然成风，承担起总结中医药知识的任务。《中国医学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21）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中医药辞典，主编谢观博览古今医籍3千余种，旁及朝鲜、日本、汉方医籍，收集了古代中医文献中的各种名词术语3.7万余条，全书350万字，是当时收词最多，体例最完备的医学类辞书，（傅维康，吴鸿洲1990）被称为考订古今医籍之阶梯，至今仍在海峡两岸不断翻印。在2002年大陆出版的两岸学者整理点校版中有评价道“内容浩繁、著述宏富、条理井然、词目清晰、图文并茂、体例新颖，享誉海内外，有‘中医辞海之称”。《病源辞典》（大众书局，1936）搜罗了上百本医书，采录了4千余种病名，分43类排列，每病首详病源，次举病状，后列治法，有关中医病源“系统之著述，此其嗃矢”（序）。

《中国药物新字典》（中国医药研究会，1931）“采录古今名人本草文献汇编而成，以药物之通行于中国者为限”（凡例），共12集，每集各部字按笔画排列，每一字下注明药物名，对其性质、功用仔细甄别，倍加详注，资料宏富，编次清晰，易于查阅，2018年仍有再版，影响深远。《中华新药物学大辞典》（中国新医学研究会，1934）载录药物1400余种，古今中外有价值的药物皆汇于此，按药物之学名、笔画编次，附拉丁文学名、异名和俗名，对每味药品的成分、功效、用量、制剂均详加说明，是一部具有科学实验意义的中药辞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仍在使用。《中华药典》（内政部卫生署，1930）是国人编纂的第一部药典，共收录718种药物，按国际药典的分类方法分类，按拉丁字母顺序排列，将中药也纳入收录范围，探索出一条中西医药合璧的道路，受此影响，又出版了《药学名辞》（1932）、《医用拉丁语》（1947）等工具书。《细菌学免疫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7）分为细菌学和免疫学两部分，每部分又分十余类，共搜集名词2068条，并注其德、英、法、日外来名称和汉语规范译名，是当时收录细菌学免疫学名词数量最多的西医辞书。

3. 农林学、心理学、军事学辞书

《农林园艺植物用语辞典》（杭州西湖农园出版部，1948）和《园艺学辞典》（新农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48）是民国时期农林学辞书的代表，两书均为中英对照，所收条目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缺少释义，也可称是中英对照词表，体现出该学科发展的不成熟。

《心理学名词汉译》（中华教育改进社，1924）和《普通心理学名词》（商务印书馆，1939）是民国时期心理学辞书的代表。前书主要参考美国心理学家华伦所著《人类心理学要义》中所附的名词表完成译名草案，收词438个，是我国较早的一部英汉心理学名词词汇表。后书则是本时期的代表，该书由国立编译馆策划，商务印书馆筹划，经过多方搜集和审议，共收词2700余条，按英文字母次序排列。除本书外，商务印书馆还计划编纂变态心理学、生理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词典，但因主编赵演的离世和全面抗战的爆发被迫中止。

民国时期还出版了一部军事技术辞书《毒气名词》（南京军用图书社，1936），该书由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印，以教育部公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为标准，收录毒气名词134条，列举了曾经使用以及未使用的毒物共百余种，词目下英、德、日三国名称并列，并且附有化学式、译名、别名以及索引等。

（四） 社会科学类辞书出版情况

民国时期出版社会科学类辞书共20部，包括哲学辞书6部、佛学辞书5部、社会学辞书2部、文学辞书1部、文字学辞书1部、宗教学辞书3部和政治学辞书2部。

《哲学辞典》（商务印书馆，1926）是我国学者编纂的早期哲学辞书代表作，该书搜罗西方哲学名词1738条，以通行译词为主，词条下附有英、德、法三国文字，除释义外，还说明各个哲学家的事迹和学说等内容，为查阅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新主义辞典》（阳春书局，1932）从各种中西词典以及专著中收集关于“主义”的名词术语600余条，释义简明通俗，便于读者理解。《新哲学辞典》（笔耕堂书店，1933）收词329条，是国人编纂的首部马列主义专科词典（胡为雄2014），呈现出苏俄哲学辞书编纂的新趋向，之后的《新主义辞典》（光华书局，1933）收词500余条，《辩证法唯物论辞典》（读书出版社，1939）收词772条，《简明哲学辞典》（新知书店，1940）收词240条，《最新哲学辞典》（光华书局，1941）收词433条，数量不多，且均为苏联辞书译本。《新哲学社会学解释辞典》（光华出版社，1949）以马列哲学词语为主，兼顾社会学、伦理学、宗教学等各科名词，是“新中国成立前收词最多的一本哲学辞典”（巢峰2006）。

在日本织田得能《佛教大辞典》的影响下，丁福保编纂了我国第一部新式佛学词典《佛学大辞典》（上海医学书局，1922），收录佛学专门名词、仪轨、典故、典籍、人物、史迹等3万余条，对每条名词首先注明术语类型，再解释其词义，并且引经典进行论证，之后注明词语出处，全书共计300余万字，是一部较为详备的佛学工具书，至今流行。《实用佛学辞典》（佛学书局，1934）收词约2万条，体例如上书，是一部繁简适中的佛学词典。《法相辞典》（商务印书馆，1939）是专门汇集与大小乘阿毗达磨等诸论有关名词的辞书，共260余万字，以玄奘所译经论为取材范围，在名词下加以解释，是一部研究大小乘经论的入门辞书。

《社会学名词》（正中书局，1945）选取中英文社会学大学教科书及参考书常见社会学名词1818条，以意译为主，偶有音译，英汉对照，缺少释义。《中学生文学辞典》（中学生书局，1932）收录文艺名词术语及中外著名文艺作品篇目约1千条，书后附有中国文学名著书目，便于学生在学习文学时查阅。《文字学名词诠释》（群众图书公司，1927）收录中国文字学名词500多条，参考上百本书籍对其进行解释，专供中学及以上国文教师以及学生参考使用。《国际常识辞典》（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收录国际间政治外交条约等名词，并且收录了许多国际政治新名词，名词后加以简明注释，方便读者理解。《宗教名辞汇解》（上海广学会，1933）收录神学、宗教专有名词术语、宗教派别、理论、人物、地名等名词1428条，每条后加以简明的解释，为读者了解宗教知識提供了便利。《辞海辞源天主教名词正误》（北平上智编译馆，1947）内容将《辞海》（中华书局，1936）、《辞源》正续编合订本（商务印书馆，1939）中列举的天主教名词的82条错误编辑成书，加以解释，以供读者参考检查。

三、 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的发展特点

（一） 科技辞书体系渐趋完善，但类型分布不均

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逐步深入，科学精神得以确立和弘扬，民国进步学人完成了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借鉴、引进和传播，影响深远，而科技类辞书作为辅助近代教育教学的重要出版物，发挥着重要的联结和推动作用，其自身也在不断完善。在文本形式上，由早期简单的汉外术语对照词表发展为收词、释义、插图、检索等结构要素完整的辞书，实现了科技类辞书编纂范式的现代重构，至今适用。在辞书类型上，早期只关注西方器物的单一专科辞书，到民国时期则文理工多学科发展，传统学科与现代学科、专科辞书与百科辞书同步发展，不断丰富。在辞书规模上，参编人员、收词数量、文本容量等都有所突破，辞书编者实现了由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学科精英的转型，辞书收词更加专业和全面，术语译名更加科学规范，术语释义能够与日常语文释义形成有效区分，进而使辞书在再版修订、新版参考上不断精进，辞书的容量和规模不断加大。但是，受学科发展和时代环境的影响，辞书在类型分布上不均衡，品牌效应不佳。从上文可知，民国时期百科辞书与专科辞书的编纂出版差异，专科辞书内部的学科分布差异较为显著。辞书出版以中小型为主，大型辞书少，部分辞书仍需参考、译介西方成果，部分学科甚至仍处于词表对译的初步阶段，没能形成有影响力的辞书品牌。

（二） 辞书编纂出版力量不断壮大，但独立性不强

民国政府成立后，大批留学生陆续回国，以西学进步人士为主力的科学社团不断涌现，科学期刊的创办、科技术语的译名和审查活动持续深入，以中央研究院为代表的官方科学体制开始确立，促进了科学思想和科学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传播和渗透，（段治文2000）也为科技类辞书的编纂提供了人才队伍和组织机构。多册分编、数人主编的辞书编纂制度渐趋成熟，民国时期第一部科技类辞书《植物学大辞典》“集十三人之力，历十二年之久，而成此七百有余面之巨帙，吾国近出科学辞典，详博无逾于此者”（序）。《化学工程名词》编纂之初先由国立编译馆商定化学命名原则，然后分为十五类，每一类由一两位专业人士负责，初编完成后再由专人审查、整理、校勘，最后按照统一规范出版（序），体现了辞书编纂制度的成熟。同时，伴随着近代印刷技术的日益成熟、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以国人为主体的印刷出版机构日益增多，近百家中小型民营出版社陆续兴起，政府和科学社团也参与并推动了科技类辞书的编纂和出版。但是，民国时期我国科技类出版物品种不足，科技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周树立2010）科学社团要同时兼顾多种事务，辞书编纂缺乏独立有效的编纂队伍，辞书出版在出版地域和出版社的分布上不均衡，以上海、北京等主要城市最为集中，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主要出版商，这也影响到科技类辞书的传播与发展，影响到对辞书的开发、利用和研究，以及辞书学和工具书学学科地位的建设。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科技类辞书的编纂与出版，可谓是“喜忧参半”“成在民国，败亦在民国”（刘善涛，王晓2020）。限于民国时期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社会局面，现代科技教育水平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等因素，辞书作为一种“非规则性”文化出版活动，没能得到良好的发展。尤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和国民党发起的连年内战中，本已取得良好发展势头的科技类辞书遭遇重创，辞书的工具性也没能得到充分的展现。但可喜的是，在进步学人和有识之士的坚韧努力下，我国现代科技类辞书编纂力量、出版机构和辞书体系逐渐完善，现代科学思想、科技教育和现代出版渐趋成熟，对新中国的辞书编纂和文化教育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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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东方杂志》编辑部.追悼杜亚泉先生.东方杂志，1934（1）.

（刘善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 710119）

（曹梦琳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273165）

（责任编辑 马 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