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音义材料是研究中古音非常重要的材料。相比于韵书、韵图、字书注音，对音义材料的利用还不十分充分。文章分类介绍了存世的中古时期的注音材料情况，对研究者利用这方面材料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文章也对这些音义材料在音韵学研究中的价值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 音义材料 《经典释文》 佛典音义 中古音
一、 引言
研究中古音可资利用的注音材料，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 中古韵书和韵图。第二类： 中古字书的注音材料。第三类： 训诂专书和训诂材料中的注音材料。第一类和第二类最为显著，利用得也最充分，本文将不再介绍讨论。第三类在学术界有一个名字，叫作音义材料。所谓音义，指的是随文注音释义。这类注音材料的特点是零散，但数量巨大，利用情况并不如前两类充分。本文着重介绍第三类： 中古时期的音义材料。
（一） 汉语注音方式
早期的经典及其阐释主要靠口耳相传。纸张的发明和书籍的普遍流通，使得古代学者可以通过阅读书籍来学习经典。学习过程中遇到生字，就靠前人的注音释义来学习。在反切兴起之前，古人的注音方式主要有譬况、读若、直音等。譬况法是通过打比方或简单描述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来为汉字注音。主要有急言、缓言、长言、短言、内言、外言等术语。如《淮南子·墬形训》“其地宜黍，多旄犀。”高诱注“‘旄读近‘绸缪之‘缪，急气乃得之。”读若法指的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给汉字注音。格式一般是：“A读若B”，或“A读如B”。如，《说文解字·口部》：“哙，读若快。”《吕氏春秋·重己》： “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高诱注： “酏，读如《诗经》‘虵虵硕言之‘虵。”直音法指的是用同音字来为被注字注音，如，《穆天子传》“道里悠远，山川间之”，郭璞注： “间，音谏。”
这些注音方式有不少的弊端，如注音不精确，适用范围受限等。反切作为一种更为先进的注音方式逐步取代了上述注音方式。反切是用两个汉字为一个被切字注音，其原理是： 反切上字取声母，反切下字取韵母和声调，介音的信息有时反映在反切上字，有时反映在反切下字，大部分情况下反映在反切下字。如： “噬： 市制反。”一般认为反切是汉代梵文传入中国后，受梵文拼切原理启发创制的。反切相比之前的注音方法，更为科学，标音更精确。
（二） 音义学的产生
注音方式的精确化，使得经师们能够标注出异读之间的语音差异。训解方式也从之前只注重揭示字义，到音、义并重，创造了一种新的训诂体式“音义”。音义也叫音训、音诂、音注、音释、音解、音证、音考、音隐、音义隐、释文等。音义包含注音和释义两方面的内容，辨析字音即为“音”，以音别义即为“义”。音义集注音、训诂、校勘为一体，以注音明意义，义随音转。语音是语义的载体，以辨析异读来明确语义的差别，是解经精确化的需求和体现。
音义和传注、韵书都有区别。传统的传注以释义为主，注音次之。而音义则以注音为主，义随音明。传统的韵书为辨析声韵调结构，确定文字的标准读音，为诗赋押韵服务。音义则是为辨析该字在具体句子中的具体读音和相应的语义，往往会因语境、师说的不同，同一个字的语音、语义都会改变。
二、 音义学的代表——《经典释文》
反切兴起后，音义著作随之大量出现。唐之前为儒家经典做音义的学者和著作很多，黄坤尧（1997）在《音义综论》一文中罗列了《经典释文·序录》和《隋书·经籍志》中记载的音义书有38家学者62部音义著作。严学宭（2008）在《广韵导读》中罗列了从汉魏到唐初108家学者160种音义著作的名字。这些唐以前的音义著作几乎全部亡佚了，幸赖《经典释文》的征引，少部分内容得以保存。现存儒家经典唐以前的音义著作就只有《经典释文》存世。
《经典释文》是一部集大成的音义著作，它为儒道两家十四部经典做音义，全面吸收了在此之前音义著作的精华，同时也启发了之后的其他音义著作，影响十分深远。下面我们先详细介绍《经典释文》，然后再介绍其他中古音义著作。
（一） 《经典释文》的内容
《经典释文》是陆德明创作的一部空前的音义著作。是一部音义学的集大成著作，它博采前代二百三十余家经师的音义著作，在选择性保留前代经师音义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注解。在上述汉魏六朝音义著作基本全部亡佚的情况下，《经典释文》更显得弥足珍贵。
《经典释文》的作者是陆德明，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县人，生活于陈至唐初。《经典释文》创作于南朝陈后主时期，完成于隋大业年间[1]。据《册府元龟》记载，《经典释文》可能又有《经典音义》的别名。
《经典释文》一书包括《序录》和《音义》两大部分。《序录》部分，介绍了写作缘起、条例、儒道十四部經典的内容简介、各经的历代经师及其著作简介等内容。《音义》部分是十四部儒道经典经注的音义内容。全书共三十卷，具体为： 《序录》（卷一）、《周易音义》（卷二）、《尚书音义》（卷三、卷四）、《毛诗音义》（卷五—卷七）、《周礼音义》（卷八、卷九）、《仪礼音义》（卷十）、《礼记音义》（卷十—卷十四）、《春秋左氏传音义》（卷十五—卷二十）、《春秋公羊传音义》（卷二十一）、《春秋穀梁传音义》（卷二十二）、《孝经音义》（卷二十三）、《论语音义》（卷二十四）、《老子音义》（卷二十五）、《庄子音义》（卷二十六—卷二十八）、《尔雅音义》（卷二十九、卷三十）。
（二） 《经典释文》的体例
《经典释文》的体例是： 根据经典经注的行文顺序，择取词目（亦有著作称为“出文”“出字”）。词目有单字，如： “咎： 其九反，《易》内同。”（19/a/11）[2]有的词目摘取双字，如： “元亨： 许庚反。德也。训通也。余放此。”（19/a/7）多字，如： “身体发肤： 方于反。”（341/b/3）甚至全句，如： “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 呼报反，一本作季康子，郑本同。”（350/d/7）不是词目中的每个字都会注音释义，词目的主要目的是标识所释字在原文的位置。所以，有时所出词目并不成词，只是为了标注其在原文中位置，如：“屈也： 丘勿反，下同。”（32/d/7）词目注释的内容，主要包括注音、释义、罗列异文、辨别各家异读等。
下面我们先介绍《经典释文》的注音方式。
《经典释文》的注音方式主要是反切，另外还有如字、直音、某某之某等。反切的注音方式上文已经介绍过了，下面我们介绍如字、直音、某某之某这几种注音方式。
“如字”，就是指被注字的音义当取其最常用的读音和词义。如《礼记·大学》：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经典释文》： “恶恶： 上乌路反，下如字。”（348/d/4）“好好： 上呼豹反，下如字。”（216/c/2）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字的音义关系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在陆德明时代的常用读音到了现代可能已经不是常用读音，这类“如字”的情况不多，但要格外小心，仔细辨别。如： “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尚书·吕刑》）《经典释文》： “听： 如字，又他经反。”（51/b/5）“听”在《经典释文》中的如字音为去声，不同于现代汉语。此类例子还有“大”字，《经典释文》中“大”字的如字音为“定母泰韵去声”，也不同于今日“大”字的常读音。古今语音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字音和非如字音在现代汉语中可能变成了同音，这需要在中古音音系中来理解这些如字音。比如，“败”字，“败”在《经典释文》中有“帮母夬韵去声”和“並母夬韵去声”两读，其中后者为如字注音，“欲败： 必迈反，又如字”（247/d/6），在现代汉语中这二读折合过来都读bài，完全同音。再如，“上”字，在《经典释文》中有“禅母阳韵上声”和“禅母阳韵去声”两读，后者为如字音，“而上： 如字。又时掌反”（29/d/10），在现代汉语中这二读折合过来都为shàng，完全同音。这些情况需要格外注意。
“直音”，即用一个同音字来注音的方式，往往径标作“音某”。有的是单纯注音，如“於簞： 音丹，笥也”（155/b/2）;也有部分此类体例音义兼赅，如“而辟： 音譬，下及注同，谓譬喻也”（216-140），指明“辟”的读音和词义都同“譬”;也有部分是辨析字形，如“日戒： 音越，又人栗反”（76/b/6），该条是通过注音来辨析日和曰的字形。
“某某之某”，此类体例是通过组词的方式标注注音。这类往往是多音字，通过组词的方式消除异读。最常用的有下面几个： 附近之近、应对之应、争斗之争、间厕之间、污秽之污、拯救之拯、牧养之牧、州牧之牧、朝旦之朝、收敛之敛等。如：“上下敌应。不相与也。”（《周易·艮》）《經典释文》：“敌应： 应对之应，又音膺。”（28/d/2）从《经典释文》的体例来看，如果是组词解释，一定和出文的字相同，如，争： 争斗之争。组词的“争”和出文的“争”一定相同。不会出现“筝，争斗之争”这种情况。这是这类注音方式的一个不常被人注意到的特点。同时，这类组词的方式也有指明词义的作用。
由于音义中的注音方式多样，有反切、有直音、有组词注音等，学界将上述注音方式统称之“音切”。
《经典释文》音切排列的先后顺序是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陆德明会将他认可的音切放在第一个位置，称为“首音”。首音之后再罗列诸家经师异读作为参考，根据出现顺序，称为二音、三音、四音等。
《经典释文》在不同音切前冠以不同的术语，表达对所属音切的态度。大致有以下几种： “又（音）”“一（音）”“或（音）”“旧（音）”“俗（音）”“今（音）”等。据万献初（2004）观察，这些术语之间有细微差异，这些差异表明了陆德明对这些音切的态度。一般来说，音切前不加任何术语，是陆德明认可的读音，即首音一般不加任何术语。“又（音）”是陆德明认可度较高的读音，仅次于首音，“或（音）”的认可度要低于“又音”，而“一（音）”的认可度则更低，陆氏一般对“一（音）”是持否定态度的。“旧（音）”是指已经不通行的读音，但保留在经师们的文读音中。“今（音）”是指陆德明时代的普遍读法。“俗（音）”是指不被认可的流俗读音。
《经典释文》共征引了二百三十余家经师的音切，在许多音切前面，陆德明会列出经师的信息，一般只列出经师的姓氏，如： “解： 音蟹，施佳买反。”（435/b/3）这就需要结合《序录》去确认经师的姓名。根据《经典释文》第一卷《叙录》中“注解传述人”一节中的信息，可以知道“施”指“施乾”。再如： “絺： 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马同，郑陟里反，剌也。”（39/b/5）其中“徐”指的是徐邈，“马”指的是马融，“郑”指的是郑玄。但少数情况下，陆德明也会列出经师的全名，如： “利牝： 频忍反，徐邈扶忍反，又扶死反。”（19/c/8）。再如： “斯禁： 如字，刘昌宗音赐。”（183/d/6）
《经典释文》的上述注音术语被之后的其他音义著作所继承。了解这些术语对理解其他音义著作很有帮助。
（三） 《经典释文》的版本
流传至今的《经典释文》的版本非常复杂，但均有缺陷，无一为善本。理清《经典释文》的版本情况，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利用和研究《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撰成以后，一直以写本的形式流传，《经典释文》原本以朱墨双色誊写，“以墨书经本，朱字辩注，用相分别，使校然可求”。然这种双色誊写的格式很早就不遵用了，即使是敦煌出土和日本存世的多种唐代《经典释文》写卷也均是墨色一体。流传至今的《经典释文》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1. 第一类为唐代写卷
有敦煌写卷和日本写卷。敦煌写本残卷中包含的《经典释文》残卷有： 《周易经典释文》（S5735、P2617）、《尚书释文》（P3315）、《礼记释文》（殷44）、《毛诗音》（S27293、IIX13660、S10背、P3383）、《毛诗周颂》（S5707）、礼记音（S20532）、《论语郑注音义》（殷42）、《尔雅郭注残卷》（P2661、P3735、P5522）、《春秋后语释文》（S1439）、《庄子集音》（P3602）、《庄子音义》（S6256）。
上述敦煌残卷全部收录在张金泉、许建平（1996）《敦煌音义汇考》中。
目前，这些敦煌残卷的研究利用，主要在校勘领域。
日本现存的《经典释文》唐写卷仅一种，是日本奈良兴福寺藏《礼记音义》唐写本残卷。该残卷内容为《经典释文》卷第十四，即《礼记音义》之四，内容起自《中庸》第三十一至《昏义》第四十四的內容。脱漏《奔丧》一篇，其中《中庸》《缁衣》《大学》《冠义》《昏义》内容亦有缺损。该唐写残卷已由中华书局2011年影印出版，书名为《日本奈良兴福寺藏两种古钞本研究》。该卷子是所有现存唐代《经典释文》写卷中篇幅最长、最完整的。杨军、储泰松（2016）《从兴福寺本〈礼记音义〉残卷论今本〈释文〉的“首音”》对此本做过对勘，发现此唐写本和今天的通行本之间存在不少差异，可知后世的传本对《经典释文》的行文顺序、音切、释义做了改动。因此，此唐写本非常值得关注，可借此得知《经典释文》早期的面貌。
2. 第二类是刻本《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从成书起，开始一直以单经本的形式流传。从《玉海》卷四十三“开宝校《释文》”条记载可知，《经典释文》从后周显德二年开始雕版，北宋初期已经全部刊刻完成。但是北宋时代并无全本《经典释文》刊刻出版，均是以单经单刊的形式刊刻流行。这种单经单刊的形式到了南宋、明、清一直存在。关于《经典释文》单刊本流传情况，可参看虞万里（1994）《〈经典释文〉单刊单行考》一文。
目前存世的单刊《经典释文》有以下五种：
A. 清乾隆雅雨堂丛书《易释文》一卷。该书是翻刻自某一亡佚的明《易释文》单刊版本。
B. 士礼居影刊的《三经音义》，包括《孝经今文音义》一卷、《论语音义》一卷和宋孙奭撰《孟子音义》二卷。
C. 清末黎庶昌古逸丛书影刊宋大字本《尚书释音》二卷，首尾皆小残。
D. 南宋抚州公使库单刊本《礼记释文》四卷，首尾完整。
E. 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南宋单刊《庄子音义》，该书刻于南宋理宗时期，据长泽规矩也考证，可能曾是宋刊本《南华真经注疏》的附刻本。该《音义》现藏于日本奈良天理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出版了《日藏宋本庄子音义》一书，书后附有黄华珍撰写的《校勘记》。
3. 第三类是整本《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整本刊刻的本子最早始于何时，目前并无线索。现存最早的整本《经典释文》刻本是南宋中期国子监的刻本，进入元朝后版片归西湖书院。这个版本的《经典释文》，历史上有两本产生过学术影响，一本是明末钱谦益绛云楼收藏的宋版《经典释文》，是从明朝宫内逸出的宫内藏书。叶林宗从绛云楼借出雇人精工影写了一部，后不久绛云楼大火，该宋本《经典释文》被焚。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经典释文》（实由徐乾学主持其事）、卢文弨抱经堂本《经典释文》均出自叶林宗影写本。后叶抄本亦不存。清代学者所使用的《经典释文》基本就是通志堂本和抱经堂本，或这两个本子的翻刻本。通志堂本《经典释文》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影印出版，中华书局于1983年四拼一影印出版。抱经堂本《经典释文》由商务印书馆1935年《丛书集成》影印出版，中华书局1985年用《丛书集成》本影印重刊。
另一本现存的该版《经典释文》亦为宫内藏书。该书存在不少元代补版，所以学界称为“宋元递修本”。从该本上的历代印章特别是八思巴文印章可知，其早在元代就已经藏在宫廷，元明清三代一直为宫内藏书。民国初年被溥仪带出宫后散落书肆，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图书馆收藏至今。198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目前可以得到的全本《经典释文》就是上述三个版本： 宋元递修本、通志堂本、抱经堂本。通过对勘，可以得知三者的版本特点： 宋元递修本最古，但错误最多;通志堂本影刻叶抄，既最大限度保存了宋本原貌，又做了初步校勘，将非常明显的错误加以改正，但是仍有未改和改错的地方;抱经堂本对叶抄做了深度校勘，同时更改了版式、字体，其价值在于校勘，其失在于去古。综合而论，通志堂本最优。
4. 第四类： 经典注疏本所附《经典释文》
《经典释文》的另一个系统是南宋以来散入各经的《经典释文》，这类形式学界称之为“经传附《释文》”根据《经典释文》散入各经的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 将《经典释文》附刻在各经书末，阅读者可以随时翻到书末查阅《经典释文》，这种形式见于早期的经传附《经典释文》本，是这一形式最原始的形式。这种形式的《经典释文》现存计有以下四种：
A. 南宋刻本《周易兼义》九卷，书末附《经典释文》一卷、《略例》一卷。阮刻《十三经注疏》之《周易注疏》格式与此书同，其《经典释文》亦单独一卷附于书末。
B. 南宋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所刻《礼记》书末附刻《礼记释文》四卷。
C. 南宋嘉定年间兴国军学所刻《春秋经传集解》书末附刻《春秋左氏音义》五卷。
D. 南宋淳熙年间抚州公使库所刻《春秋公羊经传解诂》书末附刻《春秋公羊释文》一卷。现藏国家图书馆，有《古逸丛书三编》《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等影印本。
第二种形式： 每隔数页将《经典释文》内容聚集在一起。这一形式是第一种形式的发展，比第一种较便利使用。这一类型的计现存的仅余一种：
南宋兴国于氏刻本《九经》和南宋初年鹤林于氏栖云阁刻本《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此书国家图书馆藏有栖云阁刻元修本，存二十九卷（缺卷十）。
第三种形式： 将《经典释文》散入相应的经注文字的句段之下，这样经注和《经典释文》内容聚于一处，非常便于利用。此类最多，成为后世经典的最常见形式。这种形式的《经典释文》现存的计有：
（1） 《周易》
A. 南宋刊十二行十卷本《周易》经注附《经典释文》本。南宋初叶建阳坊刻本，曾经毛晋、徐乾学、铁琴铜剑楼等递藏，现藏国家图书馆。2003年《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国家图书出版社2017年《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出版。此本所附《经典释文》与注文用圆圈隔开，出文不加标识。
B. 《纂图互注周易》十一行本，共十卷。周锡瓒旧藏，现藏中国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此本所附《经典释文》接在注后，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
（2） 《尚书》
A. 《尚书》。十行本，共十三卷，南宋建安王朋甫刻本，现藏中国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有1991年中国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此本《释文》接在注后，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
B. 《纂图互注尚书》。十一行本，共十三卷，现存十一卷，原是清宫天禄琳琅旧藏。此本所附《经典释文》与注文之间用圆圈隔开，出文用圆圈圈出标志。
C.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尚书》十三卷。原为刘氏嘉业堂旧藏，后下落不明。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所附《经典释文》出文以墨围标志。
D. 《婺本点校重言重意互注尚书》十三卷。元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附《经典释文》以圆圈与注文隔开，出文不施墨围。
（3） 《毛诗》
A. 南宋刻巾箱本《毛诗》经注附《经典释文》本，单页十行，共二十卷。原为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国家图书馆。此本传笺下即接《经典释文》，不施标识，《经典释文》出文以白字阴文标出，《经典释文》內容都有删改。《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国学基本典籍丛刊》等都有影印出版。
B. 《纂图互注毛诗》。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有1995年中国台北故宫影印本。所附《经典释文》出文不加标识。
C.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同名宋刻本有两种： 一为黄丕烈藏，《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一为杨氏海源阁旧藏。二者后均为周叔弢购得，现均藏国家图书馆。二者板式几乎全同，为先后翻刻关系，所附《经典释文》出文以墨围标志。
（4） 《周礼》
A. 《纂图互注周礼》，十二卷，图一卷。同名宋刻本有三种： 一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现藏国家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一为袁克文旧藏，现藏国家图书馆。一为陆心源旧藏，现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三部书为不同书版，但版式极为相似，当有覆刻关系。所附《经典释文》都是用圆圈与注文隔开，出文不施标记。
B. 《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刻相台本。宋刻巾箱本《周礼》，十二卷。书名即为《周礼》，内容为经注本，附有《经典释文》。现存两部不同版同名巾箱本《周礼》，但极为相似，当属覆刻关系。前者为瞿氏铁琴铜剑楼旧藏，后者为清宫天禄琳琅旧藏，现均藏国家图书馆。这两个版本的《周礼》是建阳地区坊刻本，所附《经典释文》大部分加墨围将出文圈起，但有大量出文漏施墨围。《经典释文》中俗字、讹字颇多。
C. 《京本点校附音重言重意互注周礼》，十二卷，分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所附《经典释文》与注文以圆圈隔开，《经典释文》出文不施墨围。
（5） 《仪礼》
A. 《仪礼经传通解》。《仪礼》晦涩无趣，向来传授不广。王安石罢废《仪礼》，独存《礼记》，《仪礼》在宋代流传愈发不显。南宋中期朱熹的《仪礼经传通解》一书是两宋不多见的《仪礼》的研究著作。他将《仪礼》打散重新编排编成《仪礼经传通解》一书。该书以《仪礼》为经，将《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周礼》等相关内容散入相应的位置。其中的《仪礼》经注部分附有《经典释文》。《仪礼经传通解》所附的《经典释文》时代早，版本独立，是很有校勘价值的《经典释文·仪礼音义》版本，但是该书中的《经典释文》有删减改易的情况，学者使用时需稍加留意。
B. 《仪礼图》是南宋杨复对《仪礼》经注做疏增图的注解本，该书择取了少量《经典释文》内容。另外，有不少音切为杨复自创，并不依照《经典释文》。如《既夕礼》，《经典释文》：“馔于： 刘士转反。”《仪礼图》：“馔： 雏院反。”总体而言，此书的音义材料只可作为校勘《经典释文》的辅助材料。
C. 陈凤梧《仪礼注疏》及其翻刻本。宋代刊刻的《仪礼注疏》尚未加入《经典释文》。明弘治年间陈凤梧编《仪礼注疏》，始将经、注、疏与《经典释文》合刻一本，《仪礼注疏》始附有《经典释文》。明嘉靖年间李元阳、江以达重刻《十三经注疏》，世称“闽本《十三经注疏》”，其中《仪礼注疏》翻刻自陈凤梧本。这一系《仪礼注疏》的后世翻刻本有万历年间北京国子监重刻本，世称“北监本”或“监本”;崇祯汲古阁毛晋刻本，世称“毛本”或“汲古阁本”;乾隆年间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世称“武英殿本”。
（6） 《礼记》
A. 南宋建安余仁仲万卷楼刻《九经》之《礼记》，十一行。原为陆心源、周叔弢递藏，现藏国家图书馆。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此本《经典释文》与注文用圆圈隔开，出文不加标识。
B. 《纂图互注礼记》十二卷图一卷，陆心源旧藏，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另有同名张蓉镜旧藏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张蓉镜藏本与陆心源藏本版式极为相似，但二本并非同版。二本所附《经典释文》接在注后，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张蓉镜藏本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C.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礼记》二十卷。现藏上海图书公司，该书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
（7） 《左传》
A. 南宋龙山书院本《纂图互注春秋经传集解》经注附《经典释文》本，曾为卢文弨抱经堂旧藏，民国散出，为袁克文购得，现藏国家图书馆，2003年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2017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出版。
B. 南宋鹤林于氏家塾栖云阁宋刻元修本《春秋经传集解》经注附《经典释文》本。现藏国家图书馆。
C. 南宋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经注附《经典释文》本。现藏中国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
D. 南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经注附《经典释文》本。此本为南宋建安地区坊刻本，出文为白字阴刻。曾为沈氏研易楼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此本《经典释文》接在注后，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
E. 南宋巾箱本《春秋经传集解》经注附《经典释文》本。曾为季振宜旧藏，民国间归玉田蒋氏，现藏上海图书馆。《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此本《经典释文》接在注后，出文用圆圈圈起以为标识。
南宋八行三十卷本《春秋经传集解》，曾为季振宜、徐乾学、张乃熊等递藏，现藏国家图书馆。此本《经典释文》接在注文后，以圆圈和注文隔开，出文无标识。
F. 《婺本附音重言重意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今存十五卷，现藏上海图书馆。所附《经典释文》以小圆圈与注文隔开，出文无标识。
G. 元刻明修十行本《十三经注疏》本《附释音春秋左传注疏》。2003年被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出版。《经典释文》以小圆圈与注文隔开，出文无标识。
（8） 《公羊传》
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公羊传解诂》，该书的《经典释文》散入经注之下。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8645号），另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9） 《穀梁传》
A. 余仁仲万卷堂刻本《春秋穀梁传》，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
B. 《监本附音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南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10） 《论语》
A. 《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两卷。南宋刘氏天香书院刻本。有杨守敬、袁克文跋，行款与版式与《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点校毛诗》同。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B. 元旴郡刻本《论语集解》十卷。据宋廖氏世彩堂本覆刻。现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有1932年故宫博物院《天禄琳琅丛书》影印本和1985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
C. 元岳氏荆谿家塾刻本《论语集解》，现藏国家图书馆，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D. 《论语注疏》，南宋蜀刻本。现藏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有1929年上海中华学艺社影印本，1930年日本影印本和2001年线装书局影印本。
（11） 《孝经》
《孝经》，元代岳氏荆谿家塾刻本，现藏国家图书馆，有《四部丛刊》《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
（12） 《老子》
附《经典释文》的刻本《老子》现存的只有明清两代的本子，主要有：
A. 正统《道藏》所收《道德真经集注》后单附《经典释文》一卷;
B. 明世德堂刊《六子全书》中的《老子》，随文附有删减过的《经典释文》;
C. 明闵齐伋《纂图附释文重言互注老子道德经》等版本。
上述本子将《经典释文》散入各句之下，同时条目、内容都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南京师范大学顾丽婧（2018）硕士论文《〈老子音义〉研究》有比较详细的综述，可参看。
（13） 《庄子》
附《经典释文》的刻本《庄子》现存的只有下面一个本子：
续古逸丛书本《南华真经》十卷。该本是北宋南宋合璧本，卷一至卷六的南宋本附有《经典释文》，卷七至卷十则为北宋本，无《经典释文》。
经典注疏本所附的《经典释文》改动幅度普遍较大。对《经典释文》原文字句有较大删改，对《经典释文》条目的顺序也有调整，存真程度较差，各经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由于此类版本系统与上述几种较为独立，故版本价值仍非常大。利用《经典释文》时应予以重视。更加详细的版本信息介绍，可以参看张丽娟（2013）《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顾永新（2014）《经学文献的衍生和通俗化——以近古时代的传刻为中心》等著作。
三、 其余儒家经典音义著作
除《经典释文》之外，现存的儒家经典音义著作很少。下面介绍现存的数种音义材料。
A. 《尔雅音释》。作者不明，特点是反切和直音差不多各占一半，无异读，这和早期音义著作风格差异很大。从这些特点来看，当是唐以后的著作。四部丛刊初编《尔雅》各卷后附有《尔雅音释》。阮刻《十三经注疏》之《尔雅注疏》将《尔雅音释》散入每句之下。
B. 《尔雅音图》。作者不明，冯蒸（2007）考证为晚唐五代的毋昭裔撰。该书注音的特点是全用直音，不用反切。其反映的音系面貌和中古早期音系差异很大，对研究中古晚期音系很有参考价值。
C. 《博雅音》。该书是隋曹宪为魏张揖《广雅》做的音义，注音方式兼用反切和直音，注重收录异读。音系面貌反映了隋代语音面貌，由于和《切韵》时代相同，故颇受学界关注。王念孙《广雅疏证》附有《博雅音》，并做了校勘。对《博雅音》音系的研究可参看丁锋（1995）《〈博雅音〉音系研究》。
D. 《古易音训》，两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所引《经典释文》与今本《经典释文》间有不同，可资校补《经典释文》。现存版本为清宋咸熙辑本，《续修四库全书》和《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影音丛刊》都有影印。
E. 《孟子音义》，北宋孙奭撰。孟子在宋代地位上升，但《经典释文》缺《孟子》。北宋孙奭在唐张镒的《孟子音义》和丁公著《孟子丁氏字音》的基础上，以赵岐注为底本，又参稽唐陆善经《孟子注》以成此书。此书的注解体例全仿《经典释文》，但其注音释义均颇简省，其价值不能与《经典释文》相孚。现存最早的版本是元旴郡刻本《孟子》十四卷附《孟子音义》，旴郡刻本据宋廖氏世彩堂本的覆刻本，此本将孙奭《音义》散入每句之下。現藏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有1932年故宫博物院《天禄琳琅丛书》影印本和1985年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其余现存版本有《通志堂经解》本、《四库全书》本、卢文弨《抱经堂》校刊本、《续粤雅堂丛书》本等。
F. 《群经音辨》，北宋贾昌朝撰。北宋贾昌朝编撰的一部关于异读的总结性著作。异读材料基本全部来自《经典释文》，共分为七卷。按照音义关系，共分为五门，卷一至卷五为“辨字同音异”，讨论一般的又音及假借音。卷六包含三门：“辨字音清浊” “辨彼此异音”“辨字音疑混”。对典籍中依靠声母清浊交替、声调交替、韵母交替等手段区别意义的字进行辨析，是研究古汉语四声别义、古汉语形态变化的重要参考书。但是，其分类往往标准含混，部类混杂。需要使用者重加甄别。现存版本有南宋绍兴九年临安府学刻本、清张士俊《泽存堂五种》本、《粤雅堂丛书》本、《畿辅丛书》本、光绪《铁华馆丛书》本等，以《粤雅堂丛书》本最优。
G. 《急就篇》颜师古注。颜注先注音，后释义，是标准的音义体例。其中有大量的注音材料。这些注音材料以直音和反切为主。经日本学者大岛正二（1981）研究，有些字注音和《汉书》颜注不同。此外书中还有“《广韵》音某”“《广韵》某某反”数处。这些现象都显示《急就篇》音切来源的复杂性。使用时需要注意辨正。
四、 史籍的音义材料
音义起于儒家经师解经，由于这一体式的优越性，很快在史籍的注解中流行开来，如《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等的早期注解都有音义著作。但是这些音义著作绝大部分没有完整流传下来，只有小部分被其他著作以征引的方式保留了下来。例如，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和唐刘伯庄《史记音义》，被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吸收。这些音义材料也是汉语音韵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下面介绍现存的史籍中古音义材料。
（一） 《国语补音》
《国语补音》是北宋前期的宋庠根据数本无名氏的《国语》音义著作增补而成的。该书的音切分为旧音和补音两部分。该书保存了1061条原著的音切，宋庠称之为旧音，该书的价值即在于其保存的这些旧音。根据李红（2009）系联整理其中的旧音音切，认为语音系统和《切韵》音系已经有较大差异，应该反映了晚唐五代汉语的面貌。宋庠的补音基本来自《经典释文》，《经典释文》所无者，再取《广韵》《集韵》《说文解字》的注音，故宋庠补音价值不大。
《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著录有14种版本，目前比较容易获得的版本有以下两种：
A. 宋刻宋元递修本。此本附在韦昭注《国语》书末，是该书最佳版本。该书曾收入《中华再造善本》以线装刊行，后又列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影印出版。
B.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有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影印本。
（二） 《史记》注音情况
A. 裴骃《史记集解》
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八十卷，以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兼采经、传、诸史及孔安国、郑玄、服虔、贾逵等人之说，增益而成。其注音多参考东晋蔡谟的《汉书音义》。现有单行本的八十卷本《史记集解》和一百三十卷本《史记三家注》两种版本。
B. 司马贞《史记索隐》
司马贞以《史记》旧注音义年远散失，乃采摭南朝宋徐广《史记音义》、裴骃《史记集解》、齐邹诞生《史记集注》、唐刘伯庄《史记音义》和《史记地名》、无名氏《史记音隐》等诸家的注文，参阅韦昭、贾逵、杜预、谯周等人的论著，间出己见，撰成对后世很有影响的史学名著《史记索隐》，该书音义并重，注文翔实，对疏误缺略补正颇多，学术价值极高。
C. 张守节《史记正义》
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有专门的《论音例》，据张守节《史记·论音例》说明，《史记》文字来源于《尚书》的，其音义则依孔安国、郑玄、王肃、马融等人的注解来注音释义;来源于《春秋》三传的，则依杜预、服虔、何休、贾逵、范宁等人的注来注音释义;文字来源于三《礼》、《论语》、《孝经》的，则依郑玄、马融、王肃等人的注来注音释义;文字来源于《韩诗》的，则依毛传、郑笺注音释义;等等。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合刊后，单刊本失传，合刊本多有删节，所以，要利用张守节《史记正义》的音义材料，除了参考目前流行的《史记》三家注合刊本，还可以参考张衍田《史记正义轶文辑校》。
（三） 《汉书》的注音情况
现存的《汉书》注音材料主要保存在颜师古《汉书注》中。其中颜师古的反切有6100余条，直音2400余条。这些音切前面都以“师古曰，某音某”或“师古曰，某读曰某”为标志。据《汉书》颜师古注《叙例》的介绍，颜师古共参考了二十三家前人的注解。但颜注中有标示前人姓名的音切并不多，据万献初（2015）的统计，张揖音3条，苏林音148条，张晏音15条，如淳音136条，孟康音132条，项昭音1条，韦昭音142条。在颜师古之前的音义著作都亡佚的情况下，颜师古注中的音义材料就成了研究《汉书》音义的最重要材料。
（四） 《晋书》的注音情况
《晋书》是唐初房玄龄等人奉唐太宗之命所编撰的一部史书。记录了西晋、东晋两个时代的历史，共一百三十二卷（现存一百三十卷）。《晋书》由于编写仓促，材料来源驳杂，用字多有古体、或体，用词多古词、俗语，阅读难度大。有鉴于此，唐代学者何超撰写《晋书音义》为之训解。作者何超是盛唐玄宗时期洛阳人，整理其注音的语音系统对研究盛唐时期的汉语语音是有重要参考价值，故为学界重视。《晋书音义》分为上、中、下三卷，上卷为《晋书》前30卷作注，中卷为中间30卷作注，下卷为后面60卷作注。全书共为6058条词语注音释义。该书以注音为主，很少释义，据皮华林（2015）统计，全书有注音的条目有5764条，占总数的95.1%，有释义的条目（包括兼有注音释义的条目）有641条，占总数的10.6%。邵荣芬、李无未等学者都对《晋书音义》的音系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对揭示唐代汉语的实际语音情况很有参照价值。《晋书音义》的单行本常见的有四库本和四库荟要本。另外，现存各本《晋书》都附有該书。
（五） 《资治通鉴》的注音情况
《资治通鉴》的音义著作现有下面两部：
A. 《资治通鉴释文》，宋史炤撰，共30卷。从书前冯时行的序可知，史炤生于北宋末，生活于两宋之交。此书刊刻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是《资治通鉴》最早的注本，其注音对研究宋代语音有一定的价值。元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多承袭该书。该书目前有《十万卷楼》清刻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
B. 《资治通鉴音注》，胡三省撰。此书是对《资治通鉴》的注音释义，其注音主要参考《广韵》，原书的单行本已经失传，其散入胡三省《资治通鉴注》注文之下的音义流传至今。
五、 文学作品的音义著作
其他一些类别著作的训解也使用到了音义这一训诂体式。下面介绍《楚辞》《文选》等文学作品的音义著作。
（一） 《楚辞》的音义材料
音韵学研究可资利用的《楚辭》音义材料主要是敦煌出土的《楚辞音》残卷。
A. 《楚辞音》残卷。敦煌旧钞，仅存84行，起“驷玉以乘兮”，迄“杂瑶象以为车”，共释《离骚》经文188字，注文96字，共284字。楮白纸，不避隋唐讳，当为唐以前写本，现藏法国巴黎图书馆。现存残卷虽未注明撰人姓名，但其中“兹”字下有“骞案”云云，可定为隋释道骞所撰。道骞生平不详，《续高僧传》卷四十《杂科声德篇》附《隋东都内慧日道场释智果传》写道：“时慧日沙门智者，江表人也，偏洞字源，精闲通俗，晚以所学追入道场”，疑《隋书》中道骞即智骞之误。此卷以释音为主，所注音读270余条，是研究隋唐古音的原始资料。列有“直音”“如字”“依文读”“协韵”诸例，所据都是魏晋南北朝人旧说。以今本《楚辞章句》校此卷，异文大多优于今本，所以此卷在校勘上也有很大的价值。
B. 《楚辞集注》。朱熹在《楚辞集注》中注了大量音切，这些音切是在叶音观念下标注的，使用时须格外小心。
（二） 《文选》的音义材料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从《文选》诞生之初起，为《文选》作音义就开始了。目前，流传下来的早期的《文选》注音材料有《文选音决》、李善音、五臣音，另外还有敦煌唐写本《文选音》残卷。
A. 《文选音决》
《文选音决》见于《文选集注》残帙，《文选集注》原有一百二卷本，目前仅存二十三卷，《文选音决》的材料散见于各句之下的注释之后，现存共计有近五千条音义材料。《文选音决》的作者虽未在《文选集注》残卷中直接提及，但学界基本认同为唐代的公孙罗，《文选音决》就是《旧唐书·儒学传》中公孙罗所撰的《文选音义》。《文选音决》的注音方式以反切为主，此外还有直音、标声调、协韵等。根据徐之明（1999）的统计有音切4971条，其中反切3473条。另外，《文选集注》中除了公孙罗的《音决》之外，还有“五家音”，排在《音诀》和五臣注之间，但数量很少。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包含《文选集注》现存的全部卷帙。
B. 李善音和五臣音
李善注中的李善音共有4142例，注音方式以反切为主，直音为辅。李善音紧接着注文。今本李善注本音切多有讹字，张洁（1995）对音切做了全面校勘，使用者可参看。
五臣注中保存的五臣音有6958条。可见，五臣注的注音材料远多于李善音。五臣音直接在需要注音的字下面注音，这是不同于李善音的地方。
C. 敦煌唐写本《文选音》残卷
敦煌唐写本《文选音》残卷包括P.2833和S.8521。仅注音，不释义，注音以反切为主，直音为辅。残卷注音的特点： 主要为诵读服务，所以，特别喜欢为多音字注音，非常注意为形近字注音，特别注意对韵脚注音。
除了《文选》，中古时期其他一些文人作品集也附有注音材料。如南宋廖氏世彩堂刊刻的《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南宋坊刻本《音注韩文公文集》等文学作品集子随句所附的音义材料，都是研究中古音韵的宝贵资料。
六、 佛典的注音材料
音义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佛经音义。目前可知最早的佛经音义著作是北齐道慧的《一切经音》。其后有隋智骞《众经音》、隋曇捷《妙法莲华经字释》，上述著作均已亡佚。下面我们介绍流传至今的几部重要的佛经音义著作。
A. 玄应《一切经音义》
玄应《一切经音义》为唐初长安大慈恩寺沙门玄应所作。《一切经音义》共二十五卷，原名《大唐众经音义》，其后《开元释教录》著录此书，改名为《一切经音义》。此书共为四百五十八部佛典（包括大、小乘经、律、论等）做音义。全书共收词近一万条。该书体例仿照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佛典中的难字难词进行注音释义。
由于玄应之前的佛经音义要么亡佚，要么以征引的形式残存于其他书籍中，玄应的《一切经音义》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一部专门为佛典而作的音义。此部音义影响很大，此后为佛典做音义蔚然成风，诞生了大量的佛经音义。而儒家经典的音义之学反而衰落。所以，玄应的《一切经音义》在音义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玄应音义的版本极多，历代大藏经均有收录。
B. 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
《华严经》前后有多个译本，玄应《一切经音义》为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旧译华严经》已经做了音义。慧苑《新译华严经音义》上下二卷为唐实叉难陀《新译华严经》做音义。慧苑，唐代京兆（现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少年出家，礼法藏为师，深通经义，尤精于《华严经》。慧苑生卒年不详，大致活动于盛唐睿宗、玄宗时代。该书体例全依玄应《一切经音义》，但仍有自己的特色。第一是征引古籍数量丰赡，可资学者辑佚、考据。第二是收录的词中梵文音译词几乎占了一半。其释义有利于理解梵文原义，其注音有利于研究梵汉对音。
C. 窥基《法华经音训》
此书是玄奘弟子窥基为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所做的音义。此书后由慧琳全文收入《一切经音义》第二十七卷而得以流传至今。窥基为京兆长安人，学者可通过其注音材料探求盛唐时期长安语音的诸多特点。
D. 慧琳《一切经音义》
据《宋高僧传》卷五《唐经师西明寺慧琳传》记载，慧琳是西域疏勒国（今新疆喀什）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卒于长安西明寺，终年八十四岁。
慧琳《一切经音义》一百卷，为一千一百六十余部佛典注音释义，共收词三万一千余条。慧琳此书的体例完全依照玄应《一切经音义》，但在规模上远超玄应《一切经音义》，可谓空前绝后。而且其在注释方面更加详赡，征引古籍更加丰富。慧琳长期生活在长安，其注音反映了中唐长安音的一系列特征，所以慧琳《一切经音义》的注音材料对研究中唐长安汉语音系很有价值。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参看黄淬伯（2010）的《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E. 希麟《续一切经音义》
希麟是辽燕京崇仁寺沙门，他所编撰的《续一切经音义》十卷是对慧琳《一切经音义》的续补。体例和慧琳《一切经音义》相同。作者精于小学，注音准确，释义精当。该书的特点是征引和古书数量非常多，且多为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小学著作。
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该书参校了目前所能见到的所有上述三种佛音义的版本，质量很高，胜过历史上任何一个版本。
F. 《绍兴重雕大藏音》
《绍兴重雕大藏音》宋释处观撰。成书于北宋元祐八年（1093），共为174部佛典做音义，分为上中下三卷。原名《精严新集大藏音》，后因在南宋绍兴年间重雕改称《绍兴重雕大藏音》，也叫《释音精严集》。此书主要辨释字形和字音，不涉及字义。此书以部首排列，共分为一百七十四部，收字约五千字。从体例上来看，此书更接近字书。
G. 敦煌佛典音义资料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写卷中包含了大量音义写卷残卷，这些残卷包括儒家经典音义、佛典音义、文学著作音义、字书音义、佛经音义。这些残卷使我们得以窥探当时音义学发展状况。1996年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张金泉、许建平的《敦煌音义汇考》，将分散在国内外的敦煌音义卷子汇集于一书，并对这些材料做了校勘和整理，非常便于学界利用。
H. 日本藏其他佛经音义资料
日本所藏的早期佛经音义写卷主要收录在由小林芳规和吉田金彦主编的《古辞书音义集成》中，该书由日本汲古书院于1978年出版。该书共20册，书内收有： 《新译华严经音义私记》、《四分律音义》、《大般若经音义》、《大般若经字抄》、《妙法莲华经释文》、《法华经音义》（三种）、《字镜》（世尊寺本）、《一切经音义》（玄应撰）、《孔雀经音义》（上、下）、《金光明最胜王经音义》、《香药字抄》、《伊吕波字类抄》、《音训篇立》（上、下）、《孔雀经单字》，共十四种书。该丛书还为《一切经音义》《字镜》《音训篇立》等编制了《索引》，比较便于使用。
七、 其他音义著作
除上述类型的文献，还有法律文书的音义材料值得关注，如孙奭的《律文音义》。
孙奭《律文音义》，一卷，此书为唐长孙无忌等奉敕所撰《唐律疏议》做音义。体例仿照《经典释文》。成书于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刊本《唐律疏议》（附音义）和中华书局刘俊文点校本《唐律疏议》都收有此书。
八、 音义材料的音韵学价值
音义之学本是为解经服务的，但它包含了大量的语言学材料，也是研究音韵学的宝贵材料。具体来讲，这些音义材料在研究中古音、上古音、上古汉语形态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价值，其价值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音义材料可以研究中古不同时期的汉语音系
音义材料时间跨度大，从中古早期到中古晚期都有。可以通过这些材料整理中古不同时期汉语的语音，使对汉语语音史发展链条的研究细化。蒋希文（1999）《徐邈音切研究》、简启贤（1993）《郭璞音研究》、范新幹（2002）《东晋刘昌宗音研究》等这类著作，就是利用六朝经师的音切，来整理六朝早期的音系。比如陆德明《经典释文》成书于隋唐之交，时间上和《切韵》几乎同时。邵荣芬（1995）、沈建民（2007）都通过系联陆德明反切整理《经典释文》音系，并和《切韵》音系进行比较，探讨唐初汉语音系。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能反映中古晚期的音系面貌。
（二） 音义材料是研究中古汉语方言的宝贵材料
音义材料的作者分布地域广，且籍贯相对明确，可以通过不同作者、不同地域的音义材料探究中古汉语的方言差异。这一点是中古韵书所不具有的。冯蒸（2007）用《尔雅音图》的注音材料探究了五代时期四川方言的语音特点。黄淬伯（1998）《唐代关中方言音系》就充分利用了慧琳《一切经音义》的音义材料。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音切能反映宋初幽燕汉语方言的音系特点。这类音义材料非常豐富，对其深入研究可以细化对汉语历史音韵的研究。
（三） 音义材料是研究中古异读的宝贵材料
音义材料对具体字注了大量的异读。这些异读的数量远多于韵书，从而保存了汉字大量珍贵的读音材料。以《经典释文》为例，“来”《广韵》只有平声一读，《经典释文》则有平、去两读。“稟”字《广韵》只有上声一读“供糓，又与也。笔锦切”，《经典释文》则有上、去两读。再如，《庄子·让王》： “道之真以治身，其绪餘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经典释文》：“绪餘 并如字，徐上音奢，下音以嗟反。司马、李云，绪者，残也，谓残餘也。土 敕雅反，又片贾、行贾二反，又音如字。苴 侧雅反，又知雅反。司马云，土苴如粪草也。李云，土苴，糟魄也。皆不真物也。一云，土苴，无心之貌。”绪、餘、土、苴四字都有异读，《广韵》有的未收，有的未收全。
总的来说，音义材料中保留的异读要比韵书丰富。宋以前的韵书异读很少，《广韵》和《集韵》的异读比较多，但其来源就是《经典释文》。由此可见音义材料在保存异读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学者须特别关注音义材料中的异读。
（四） 音义材料对研究上古音有帮助
上古音的构拟仅仅依赖《广韵》等中古韵书是不够的。因为这些韵书并没有记录这些汉字的全部读音。《经典释文》收录了大量中古韵书没有记录的异读，这些异读对构拟这些字的上古音很有价值。比如，“駮”，《经典释文》有“音角”（见母觉韵入声）、“力角反”（来母觉韵入声）、“邦角反”（帮母觉韵入声）三读，反映了复辅音声母的信息，而此字《广韵》只有“北角反”一读，不能反映此字在上古音中声母的全貌。音义著作中此类异读甚多，对上古字音构拟的细节有很大帮助。
（五） 音义材料对上古汉语历史形态学很有帮助
研究汉语历史形态学的材料有同族词、民族语同源词等，但都不如音义材料直接可靠。因为音义材料有具体的语境，音和义相互匹配，有利于观察异读之间语义、语法方面的差异。正基于此，学者们研究上古汉语形态现象，就特别倚重音义材料，特别是《经典释文》。
音义材料的时代属于中古音阶段，但是这些异读所反映的是上古音中的语音交替现象。所以，通过中古音和上古音之间的语音演变规律，还原出异读的上古音，则异读所呈现的语音交替现象就会清晰展现出来。如“灭”字有明母和晓母两读，在上古是m和m 。的关系，如：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毛诗·小雅·正月》）《经典释文》注“呼悦反”，即m 。，在这里表使动，意思是“褒姒使宗周灭亡”。褒姒是使事，所以经师在此注晓母（即m 。）。相对应的明母（即m）表示自动义。其明母和晓母两读在中古音中看不出语音关系，上古是m和m 。的关系，属于清浊交替。
上古汉语的历史形态学是目前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的热点，音义材料将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目前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 周祖谟（1945）《四声别义释例》、Downer（1959）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周法高（1967）《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围绕《经典释文》异读的上古汉语形态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了起来，主要有： 黄坤尧（1992）的《〈经典释文〉动词异读新探》、金理新（2006）《上古汉语形态研究》、王月婷（2011）《〈经典释文〉异读之音义规律探赜》、毕谦琦（2014）《〈经典释文〉异读之形态研究》等。
附 注
[1]关于《经典释文》的成书年代，可以参看王弘治（2004）《〈经典释文〉成书年代释疑》一文。
[2]本文《经典释文》的版本是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通志堂本，该书将通志堂《释文》四面拼为一页，四面按原顺序定为a、b、c、d，索引编排规则是（页码/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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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 上海 201620）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