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仁图雅
摘 要 《御制五體清文鉴》是乾隆年间官修的大型语义分类辞书，包括（满文、藏文、蒙文、维吾尔文、汉文）五种语言，是清前期重要的民族语和汉语词库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章在对其编纂体例等介绍的基础上，对汉语词条面貌进行了全面梳理;重点就其古今词汇变化进行了筛查、整理与辨析;并进一步就词条存在的局限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御制五体清文鉴》 体例 收录特点 古今变化 局限
一、 《御制五体清文鉴》绍介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清朝乾隆年间编写的一部多语种对照分类辞书[1]，包括五种文字（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正编32卷，分36部、292类、556则;补编4 卷，分26类、71则。共收词条18671个。
（一） 版本及编排体例
《御制五体清文鉴》清代未曾刊印。现存手抄本三部，原紫禁城景阳宫、重华宫和沈阳故宫各藏一部。现世具体流布情况已不甚确切，据金炳喆（1986）、春花（2014）的研究，景阳宫、雍和宫和大英博物馆应各藏一部。1957年10月民族出版社对该部辞书进行了影印出版。较之手抄本，影印本对正文未做改动，去原书名“御制”二字，改为《五体清文鉴》，分上中下三册，发行9000套。在以往研究中，学界并没有严格区分这两个版本，大概与之内容完全一致有关。
《御制五体清文鉴》是以《御制增订清文鉴》为蓝本，在《御制四体清文鉴》基础上增设维吾尔语编纂而成的。从最初的单体清文鉴发展至多体的《御制五体清文鉴》，历时一百多年，在编排体例及词条收录上一脉相承，备采前书，承继编入。辞书以满文词语为首项， 竖版，由上而下共有8栏。五种文字依次是： 满文、藏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汉文。藏文栏下附有两种满文注音，一种叫切音（用满文字母逐个转写藏文的字母），一种叫对音（用满文字母为该词标音）。维吾尔文栏下则附有“对音”。每页4个词条，从左到右列出。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文鉴词条的收录与编排采用了“卷”“部”“类”“则”四级制。先是“卷”内设“部”，而后下位设“类”，类目下设多“则”，“则”内首字通常为基本词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常用词条的拓展，所扩展出的词条若干不等。例如，“卷一”中“天部”下设了“天文类”，该类含有“七则”，其中“第一则”的基本词汇是“天”，并围绕基本词汇扩展出“上天、苍天、清天”等词条。整部辞书的编排体例基本遵循了这一机制。
（二） 词汇总貌及收词特点
《御制五体清文鉴》用汉语译出的词条有18145个，另有526个“同上”注文的，标示为“汉语同上、汉语亦同上、汉语同上连用”字样。称为“汉语词条”是从外部形式来看的，收录层级含字（语素）、词、词组，有些若加上标点便可成为句子。从词条的构成情况来看，既含有基本词汇，如“日、月、雨、手”等;也含一般词汇，如“春纱、大麦、乡贤、柿子壶”等，同时也收录了“的”字短语、儿化词语，以及满、蒙借词等。并且收录了大量汉语北方方言词汇，如“打袼褙、生耳底、蝲蝲蛄”等。
总体来看文鉴收词侧重对人和事物的描述，因此短语性的词条较为多见;同时重视对事物的分类，且分类尤为精细;特别重视场约性，同一个语义场内的词条之间具有关联性，并带有碎片化信息，组合起来或关涉事物的发展规律，或关涉某一行为的组织流程。因此，其词条收录具有重描述、重分类、重“场”的特点。
1. 重描述
文鉴收录了大量的摹状性的词条，描人、描物、描状、描声等。成义方式主要是对事物或动作样态进行描述性的组合，形成的词条主要是各类型的短语，如主谓短语、定中短语等;有些加上标点就可以成句，如“发水后树木上挂的柴草”等，描述性的特点比较突出。
2. 重分类
同类事物关注点的不同则可产生不同词义的词汇，根据侧重表达的义项而进行分类是词汇能产的一个途径。文鉴中对事物的分类俱全细致，基本是依据事物或种群特征（如毛色、岁龄）而进行的分类，如“马匹类”词条就有400多个（长山2010），如“儿马、二岁马、三岁马”等。特别是与动物有关的词条分属尤为精细，集中反映了这一特点。
3. 重“场”
处于同一语义场内的词汇具有语义上的相关性。文鉴中处于同一类目下的词条往往具有相关性，同时碎片化信息的特点凸显，将其整合后能够形成对某一特定场景或活动过程的概要性信息，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语义场。如“农工类”里的“萌芽、挑旗、开花、结子、熟、穗子下垂”等词条系统性地收录了农作物从耕种到秋收的生长过程。因此，文鉴词条的收录反映出了重“场”的特点。
综上概述，我们认为该部辞书忠实记录和保存了五个语种的词汇语料，是清前期重要的民族语和汉语词库资源。其词条的收录具有重描述、重分类、重“场”的特点，客观上保留和反映了清前期各语种间的语言接触样貌，为汉语北方方言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语料，具有重要的语言研究价值。
二、 词汇古今变化
《御制五体清文鉴》汉语词条与现代汉语词汇相比，古今变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第一，词义转移的变化;第二，词义消亡的变化;第三，情感意义的变化;第四，词汇构形上的变化。这种古今变化主要是由词义发展带来的，且大量存在，具有普遍性。此外，构形上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重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 词义转移变化
文鉴中汉语词条同现代汉语相比，词义的古今变化差异较大，存在大量词义转移现象，即原词条的意义对象转移成为另一种对象。词义转移变化大多以名词为对象，其中有些词条有意义上的相关性，有些则没有明显的联系。例如：
（1） 戏耍类
“打瓜子”，指的是一种小孩游戏，比赛后处罚输者的方式（用两个手指打在对方的胳膊上）;而在现代汉语当中，则指的是打瓜的种子。打瓜是西瓜的一个品种，果实较小，因拳打而食和子多而得名，子可炒制食用。
（2） 破坏类
“回扣”，指的是某一动作，朝向某一侧用圈、环等东西套住或拢住某物;而现代汉语中则指经手采购或代卖主招揽顾客的人向卖主索取的佣金。
（3） 人类
“小马”，指的是清代衙署中的一种执役人员。据《清史稿·食货志一》：“凡衙署应役之皁隶、马快、步快、小马、禁足、门子、弓兵、仵作、粮差及巡捕营番役，皆为贱役。”而现代汉语中则指的是小的马，一种食草性动物。
“纤手”，在文鉴中指的是（通过介绍买卖或租赁房地等从中取利的）掮客、中介人的意思，也可以叫“拉纤的”;而在现代汉语中则不具有此含义，虽可以用来指女子纤柔的手，却已失去了语言使用活力。
（4） 兽类
“明视”，指兔子的别称，具体是指祭宗庙所用的兔子，是一种特称。而在现代汉语中词义完全发生了转变，丧失了其原有含义，义为：“明亮的地方，视细胞中只有视锥细胞起作用，用这种状态看物体时称为明视。”
（5） 衙署类
“本科”，指的应是组织或管理科举考试的部门，其功能大约等同于进士科。现代汉语中则指学历层次。
“酒局”，指的应是管理酒业的部门，而现代汉语中则指的是有目的的饮酒聚会。
（6） 雀类
“插花”，指的应是一种羽带花纹的小鸟，是名词。而现代汉语中则是把鲜花儿插在瓶、罐等容器中的一种观赏艺术，是动宾词组。
综上辨析，上述词汇不仅词义发生了变化，在词性或结构类型上也发生了变化。例（1）中的“打瓜子”作为一种游戏，是动宾短语，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指的是打瓜的种子，是定中短语。例（2）中的“麻花”在保留了原有义项的基础上，增加了“食品”这一义项，即发展到现代汉语时出现了词义的扩充现象，增加了名词这一词性。“回扣”则由动词变成了名词。例（3）“小马、纤手”这两个词均是名词，用来指特定行业人员，而现代汉语中一个指动物，一个指手部。例（4）“明视”，在文鉴中指兽名，而在现代汉语中是专名。例（5）“本科”和“酒局”在现代汉语中仍然是名词，词汇意义已有不同，但尚有关联。类似的词条还有“饭局”等。例（6）中的“插花”指的是“穿插着各种毛色的带花纹的小鸟”，该语义在现代汉语里已消失。
（二） 词义消亡变化
词汇的古存今废现象，在语言的发展进程中属常态。文鉴中的汉语词条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有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亡或已失去使用活力。例如：
（7） 臣宰类
“笔帖式”，指的是清代的一种官名，是执掌部院衙门的文书档案的官员，主要职责是掌理翻译满汉章奏文书，是满语“（bithesi）”的音译词。
（8） 分给类
“为替”，用来指弄虚作假、唬弄的含义，该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
（9） 步射类
“半不到”，指的是中途、半途而废的意思。因其收录在步射类，具体指的是射箭开弓脱弦后箭中途落了下来的情形。该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再使用。
（10） 摇动类
“豆爆”，指的是炒制时豆子炸裂而噼里啪啦作响的样状，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
（11） 人类
“长随”，指的是旧时官吏身边的仆役，现代汉语中已不再使用。
（12） 器用类
“耳顺风”，应是“顺风耳”的误写，指能够听到很远声音的人或回声，在现代汉语中没有该字样的词条。
上述词条在现代汉语中大多不再使用，虽然有些尚可知晓其真正的含义，如“笔帖式”，但语用范围极小，只是出现在文献当中;像“为替、长随、耳顺风”在现代汉语的语用中已彻底消亡，但“为替”在日文中得以保留并使用至今;还有些词条意义已不明切，如“半不到、豆爆”等。这些词条代表性地反映出了文鉴汉语词条的消亡情况。
（三） 情感意义变化
同现代汉语相比，文鉴中的汉语词条在演变进程中存在理性义向情感义转变的现象，有时也存在情感义向理性义转变等现象。例如：
（13） 营造类
“造作”，文鉴中指制造的意思，是动词，无情感义。而在现代汉语中则是形容词，贬义，带有负向的情感性倾向。
（14） 军器类
“尖子”，指一种很锋利的尖刀，是名词，无情感义。而在现代汉语中则用来指优秀的、出类拔萃的人，褒义，带有正向的情感倾向。
（15） 性情类
“洒落”，指的是潇洒的性情，是形容词，褒义，带有正向的情感倾向。而在现代汉语中不仅指潇洒、洒脱，还具有了“分散地落下”的意思，增加了动词的词性。
上述例（13）和例（14）中“造作、尖子”的收录没有反映出情感意义，但两者在现代汉语中均具有情感意义。例（15）中的“洒落”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情感意义保持不变的同时增加了理性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文鉴中的有些词条发生了理性意义向情感意义的转向;有些则是情感义分离出了理性意义。
（四） 词汇构形变化
文鉴中的汉语词条存在构形字序上的变化，呈现为： “AB→BA”式、“AABB→BBAA”式的轉变。构形变化主要发生在动词、形容词及副词上。例如：
（16） 争竞——竞争 直高——高直 老苍——苍老 余剩——剩余
料估——估料 红鲜——鲜红 心灰——灰心 折挫——挫折
（17） 扭扭别别——别别扭扭 乱乱纷纷——纷纷乱乱 纷纷散——分散
综上所示，构形变化主要发生在双音节词条上。例（16）中的词条，在现代汉语中的表现为前后两字的颠倒，形成了“AB→BA”式的规律性的转变。此外，例（17）所反映出的古今构形变化，表现为“AABB→BBAA”式的转变，如“扭扭别别→别别扭扭”;“纷纷散”的词形变化主要是“减员”，变成“分散”，即形成了“AAB→AB”式转变。总体上，词条构形变化多见于“AB→BA”式以及“AABB→BBAA”式，而“AAB→AB”减员的现象在文鉴中并不多见。
三、 词条存在的局限
满语文规范的制定与贯彻离不开辞书实践与引导，而辞书的编纂通常要求对语言事实正确描写，并以此为规范。《御制五体清文鉴》作为释义词典，其汉语词条究竟需要对满文词条翻译及描写到何种程度等问题都涉及语言的转换，这是一个复杂而有难度的问题，难以十全十美。因此，其编纂也留下了一些美中不足的遗憾，存在书写错误、释义欠准等情况。
（一） 存在误写的情况
《御制五体清文鉴》作为官修辞书，可谓是多语种辞书的集大成者。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少量的书写错误。在此试举几例，同时进行谬误辨析。
（18） 鸟类
“驘”，以其俗字字形出现，指的应是“骡子”。但收录在“鸟类”中，是误写，应写为“鸁”。
（19） 花类
“咕嘟、结咕嘟”，这两个词条里的“咕嘟”指的是“没有开放的花朵”的意思，应写为“骨朵”。
（20） 纺织类
“打格搭”，指用线等打结系成疙瘩的形状。其中“格搭”指小的球形或结块状的东西，应写为“疙瘩”。
上述词条，例（18）中的“驘”这一词条的辨伪，从其收录位置来看，以其俗字字形出现在“鸟类”当中，显然是归类错误。此处应写为“鸁”，指的应是鸊鷉或桑飞鸟。由于“驘”和“鸁”字形上比较接近，造成了书写错误。
例（19）中的“咕嘟”一词，字形上错误，应写为“骨朵”。收录其后的“结咕嘟”一词刚好可以证明这一论断。另外，在文鉴“诸物形状类”中有其重叠形式的词条“咕咕嘟嘟的”（指液体沸腾、水流涌出的状态）也印证了这一点。例（20）中的“打格搭”中的“格搭”应是据汉语的读音直接摹写的，类似的还有“芥菜格搭”“算盘格搭帽”等词条，当中的“格搭”都应写为“疙瘩”。因此，这一组词条的谬误具有一致性。
（二） 存在释义欠准或义项缺失的情况
词条的对译试图寻找和匹配到一个与之等值的最佳词条。文鉴词条遵从直译原则，受译者水平的限制，存在释义欠准或义项缺失的情况。这类词条往往侧重对满语词条原义的描述，有些大体可以通过字面了解其意。例如：
（21） 营造类： 物作咧了
（22） 问答类： 搜求着问
（23） 鄙琐类： 小算人
（24） 生熟类： 饭有米心
（25） 懦弱类： 欲逢迎又畏惧
（26） 性情类： 度量、有度量、有度量的
通过上述几例可以发现很多类目中都含有释义欠准的词条，且主要表现在对一般词汇的翻译上。如例（21）中“物作咧了”可译为“次品”;例（22）中“搜求着问”对应的汉语词汇应是“追问”。例（23）、例（24）和例（25）则反映出了对熟语的把握不准，如“小算人”推测是译者结合满语经意译而形成的一个汉语词条，应译为“花花肠子”，指工于心计、狡猾的人;而“饭有米心”指“夹生饭”，“欲逢迎又畏惧”则大体相当于“敬而远之”。上述词条由于译者对汉语惯用语及成语的陌生化程度较高，导致翻译不够精准。
此外，例（26）中的“度量”指器量的意思;“有度量、有度量的”则具有褒义。即“度量”这一汉语词条主要收录的是色彩义。而实际上“度量”一词在该时期已具有多个义项，还可用来表示测量义或标准义等。此种情况可视为词条收录存在义项缺失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也可据此推测该满语词条的义项与汉语不是一一对应的，有些词条在满语文中可能只具有色彩义或在语用中更多见，而其他义项很可能是满语文所不具有的。
（三） 存在大量的“满式汉语”
“民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是有系统和规则的，这种影响的机制除了特殊词汇借贷，更主要的是母语干扰和母语转换。”（陈保亚2005）44文鉴词条，特别是多音节词条存在很多满语文特征。我们将含有满语文特征的汉语词条称为“满式汉语”。这些词条受满语特征干扰，读之生硬，但大体能够根据字面意思理解其真正的含义。我们认为“满式汉语”是清前期满语文特征在语言接触过程中的一种极端表现。究其原因与以下两个因素相关：
1. 因不通晓相应的汉语词汇而形成的“满式汉语”。该类词条受译者满汉互译水平的限制，没能实现精准对译的同时带有满语文直译的特征。例如：
（27） 分给类： 一半中的一半
（28） 爱惜类： 看像了他
（29） 名声类： 名字到去了
上述词条，例（27）反映出的是对汉语专名或理学术语的翻译欠准。“一半中的一半”应译为“四分之一”。据清前期《数理精蕴·几何原本·第十》[2]记载：“凡角相对之弧得圜界四分之一者此角必直故谓之直角”，说明至少在康熙时期“四分之一”这一用词就已存在。因此，可推论是译者对数学的汉语表达形式陌生，没有掌握相应的汉语词汇;例（28）和例（29）就字面已完全不知所云。其中“看像了他”字面看似乎是指“看上去像他”，但實际上指的应是“疑似”的意思;“名字到去了”大体相当于“实至名归”，但其字面已完全丧失了达意的功能。上述“满式汉语”词条的形成，有些是由于译者对特定的汉语表达形式了解缺位造成的，有些是因译者汉语水平较低和直译导致的。
2. 受满语文语法特征干扰而形成的“满式汉语”。以“使”字为前缀的汉语词条最为典型，该类型的词条共收录了 755 个，从双音节到六音节不等，详见表1。
满语动词是富于形态变化的一类，有“体”和“态”的变化。“使”结构的汉语词条是满语被动语态植入汉语中的一个表现，其字尾形式标记为“（-bumbi）”。“使”词条的大量收录，反映了清前期语言接触中满语文的语法特征在汉语词条上的残留或折中的端倪。该类现象在一些专有名词、典章制度等词条上没有发生，这说明在满汉语言接触过程中既有折中现象，同时又有排他现象。
“满汉语言接触加深阶段，大约从康熙朝后期到乾隆时期”（张美兰2016）566，而该阶段也刚好是“清文鉴”系列辞书从单体到五体的编纂时期。乾隆中后期正是《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纂时期。因此，大量“满式汉语”词条的收录，实际上是满汉语言接触繁盛时期的一个极端现象的表现。同时，翻译的痕迹始终凸显，这也是该部文献作为民族语释义词典而区别于一般字典的一个主要特征。
四、 结语
清代是汉语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而清前期正处于满汉语言接触的一个繁盛时期，是汉语北方方言研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御制五体清文鉴》所收录的词条包罗万象，极为丰富，可谓百科全书式的，是研究清前期汉语北方方言，特别是北京话研究的重要语料资源。
本文对文鉴汉语词条的挖掘与整理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对词条总貌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就其收录重描述、重分类、重“场”的特點进行了分析、总结;二是对含有古今变化的词条进行了筛查与整理，认为词义的转移、消亡、情感意义及词汇构形变化都比较突出;三是就词条存在的局限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满式汉语”词条代表性地反映了清前期语言接触样貌，是满汉语言接触的极端表现。这些整理与发现对系统性地了解当时的词汇面貌、语言接触状况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了解清前期汉语北方方言的词汇演变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遗憾的是学界对这部辞书文献还不甚了解。作为多语种词库资源，对文鉴词条尚未进行系统的挖掘研究，其可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比如，词条存在各语种交叉的现象。据牛汝极（2008）介绍，江实（Minoru Goh）[3]对文鉴词条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有近2000个词条的形式和意义在两种或三种语言里是相同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往研究中更多是对某一个民族语词条的关注，其中蒙古语词条的相关研究最多，而对民族语及民族语之间、民族语及汉语之间的交叉现象的研究还很薄弱，因此多语种词条间的比较研究就很值得关注。希望能够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展开。
附 注
[1]《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成书时间，学界均认同是乾隆年间，但对于具体的成书时间却有不同的认识。各家对该部辞书的成书时间的考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时间点上： 一是1771年之后（季永海1982）; 二是1790年（金炳喆1986）;三是1791—1794年（江桥2013）;四是1794年（春花2014）;五是1795年（塔伊尔江1988）。成书时间难以确切认定，与《御制五体清文鉴》没有序言，没有跋尾，可供征引的直接史料较少有关。
[2]《数理精蕴》是清梅珏成主编，陈厚耀、明安图等助编的一部融中西数学知识于一体的数学百科全书。康熙二十九年（1690）开始编纂，至康熙六十年（1722）成书。全书52卷： 上编5卷、下编40卷、表4种8卷。初刻于雍正元年（1723），流传广、影响大，促进了乾嘉时期数学研究的高潮。
[3]江实（Minoru Goh），主要从事《五体清文鉴》的研究。他从1967 年开始发表了多篇满—蒙—维词汇比较相关的研究论文，引人注目。
参考文献
1. 陈保亚.语言接触导致汉语方言分化的两种模式.北京大学学报，2005（2）.
2. 春花.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3. 春花.《御制五体清文鉴》编者及编纂年代考.满语研究，2014（1）.
4. 长山.《五体清文鉴》满语词汇中的蒙古语借词——以“马匹类·第一”为例.黑河学院学报，2010（4）.
5. 季永海.满文辞书史话.辞书研究，1982（2）.
6. 金炳喆.《五体清文鉴》和它的价值.辞书研究，1986（5）.
7. 江桥.御制四五体《清文鉴》编纂考.历史档案，2000（1）.
8. 江桥.“清文鉴”类目名称用语考.满语研究，2013（2）.
9. 牛汝极.日本的维吾尔学研究.亚洲研究动态，2008（1）.
10. 塔伊尔江.《五体清文鉴》及其研究述评.语言与翻译，1988（4）.
11. 史书琴.《五体清文鉴》察合台文词条研究.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12. 张美兰.从《清文指要》满汉文本用词的变化看满文特征的消失.中国语文，2016（5）.
13. 五体清文鉴（影印本）.北京： 民族出版社，1957.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89）
（责任编辑 马 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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