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春芳 张黎
摘 要 朝鲜时代汉语教材是研究近代汉语的珍贵域外汉籍之一，刘春兰（2011）评述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1世纪初的学术研究成果。笔者拟以此文为准，立足于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专书研究进展、宏观研究动态和多维研究空间四个方面，考察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研究在近十年的发展变化，展示朝鲜时代汉语教材在汉字史、语音史、词汇史和语法史等学术领域的研究进展，探析学界在字典数字化、宏观体系化、汉韩（满）语言接触、汉语教育等研究动态，总结有待解决的问题，展望今后值得深入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 朝鲜时代 汉语教材 现状与展望
一、 前 言
朝鲜时代（1392—1910）是朝鲜半岛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对中国明清两代一直奉行“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国家设立译学机构——司译院培养通晓汉语和中国事务的“通事”与“质正”中国制度和文化的学者，同时还编撰刊行了多种有谚文注音或翻译的会话课本、字典、韵书、蒙学读物等汉语教材来推行汉语教学。《老乞大》《朴通事》是韩国从朝鲜高丽到朝鲜时代最重要、最权威的两部汉语会话书，其间不断修订刊行。张美兰（2016）认为这些从元末至明清不同时期的多种版本，动态地揭示了400年间朝鲜一直学习北方汉语的历史事实，也反映了汉语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刘春兰（2011）曾评述了学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21世纪初的相关研究成果。近十年，韩日所藏汉语教材新抄本的陆续发现和整理出版，极大促进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日趋繁荣。本文从新资料的挖掘与整理、专书研究进展、宏观研究动态和多维研究空间四个方面考察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研究近况，总结前贤研究成果和研究脉络，同时对今后的研究空间提出一些思考。
二、 新材料的挖掘与整理
不断发现的域外新材料，拓宽了学人的视野，也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生机。1998年古本《老乞大》在韩国的发现，就曾掀起学界研究该书各版本的热潮。21世纪伊始，域外汉籍的挖掘与整理随着中、日、韩三国学术交流地深入而蓬勃兴起，典型代表有汪维辉（2005）编纂的《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以下简称《丛刊》），这批经过点校、整理的文献汇编收录了朝鲜时代不同时期的10种汉语教材，为汉语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使之成为21世纪初域外汉籍文献研究的热点之一。最近十年，挖掘与整理的新资料主要有《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和“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的整理与集成。
（一） 《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
汪维辉、远藤光晓、朴在渊、竹越孝（2011）合编的《续编》是继《丛刊》后的又一力作，也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共收录了朝鲜时代后期6种9个文本的汉语教材，除《象院题语》外，《骑着一匹》《中华正音》《华音撮要》《关话略抄》《汉谈官话》均为海内孤本。这些汉语教材展现了19世纪中晚期中朝两国下层小商人有关边境贸易方面的日常生活或往来贩卖等活动，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为研究近代汉语、汉语方言和对外汉语教学等增添了极其宝贵的文献语料。
（二） “韩国传世汉字字典文献”的整理与集成
王平领衔的学术团队在韩国传世辞书的系统分类、整理研究方面成果卓著。2012—2019年期间，通过与韩国学者的交流与合作，相继主编出版了《域外汉字传播书系·韩国卷》（8种）、《中韩传统字书汇纂》（21卷）、《东亚千字文萃编》和《韩国汉文辞书史料学》，其中有作为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全韵玉篇》《训蒙字会》和《千字文》等汉字字典和蒙学课本。这些具有系统性、原始文献性和综合研究性的字典和蒙学文献，填补了域外汉字领域的研究空白，也为汉字文化在韩国朝鲜时代的传播研究，以及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异域文献。
三、 专书研究进展
朝鲜时代出现过各种类型的汉语教材，以《丛刊》和《续编》收录的16种教材为例，其类型主要有汉语会话类、谚解类、评话类和知识类等。会话类教材中《老乞大》和《朴通事》对后世影响最大，还有《华音启蒙》、《你呢贵姓》（《学清》）、《骑着一匹》、《中华正音》、《华音撮要》、《关话略抄》;谚解类教材有《翻译老乞大》《翻译朴通事》《老乞大谚解》《重刊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朴通事新释谚解》《华音启蒙谚解》等;知识类教材有《象院题语》和《汉谈官话》;评话类教材只有《训世评话》。另外还有《全韵玉篇》《训蒙字会》和《千字文》等各种学习和研究汉文的字典类和蒙学类教材。
（一） 会话类、谚解类教材
1. 《老乞大》和《朴通事》系列版本
《老乞大》和《朴通事》（以下简称“老朴”）是朝鲜时代最重要的汉语教材。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国内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近十年，“老朴”仍是学者们关注的对象，韩国学者李泰洙（2003）以“版本异文”為角度的研究方法，至今仍是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研究的一种有效途径。
文献方面，“老朴”各版本的异文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近期比较关注《老乞大》多次重刊的原因及各版本的讹误现象。如：汪维辉（2015）认为《重刊老乞大》对《老乞大新释》的重修主要缘于“改俗为雅”，但语言研究价值不如前者。针对重修中出现各种讹误现象，关黑拽（2015）探讨了古本《老乞大》中表蒙古语诺辞的“那般者”被明清本误译的情况。何茂活（2016）校订了韩国学者郑光编著的《原本老乞大》索引部分在字形、音注、词语切分等方面的失误。这些对版本语料的甄别和考辨对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语音文字方面，“老朴”各版本的谚文注音，也是考察近代汉语语音演变的常用研究角度。朱炜（2012）的博士学位论文建立了首个与《广韵》数据库对接的谚译《老朴》数据库，历时考察了数字化处理后谚译“老朴”7个版本的声母注音现象，他的相关论文（朱炜2016， 2017）还利用谚文注音材料考证了本土文献中少见或失载的“焩”“烤”和“？ Q”等汉字的音义，但是何华珍等（2019）以宋元以来历代汉籍语料为例证，对朱文“？ Q”字的考证持有异议。张伯伟（2018）主张在域外汉籍研究时应“考镜源流”。因此，研究异域文献朝鲜时代汉语教材时，也应加强与本国文献的相互印证，才能比较准确和全面地认识相关语言现象的历史性传承与变异现象。
词汇方面，李顺美（2011a， 2011b）、方一新等（2014， 2018）、华树君等（2018）先后讨论了“老朴”不同版本中的词汇差异和常用词演变，其中方一新等更侧重于从地域因素来关注《老乞大》的词汇产生、发展以及在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的沿用流变情况。
语法方面，贝罗贝等（2010）、张蔚虹（2010）、李文泽（2010）、尹海良（2010）、储泽祥（2011）、陈长书（2012）和高育花（2013）也从“老朴”版本异文的角度考察了量词、动词、人称代词、方位短语、句末“便是”句、“儿”尾和疑问句的特点与变化等。其中贝罗贝等发现两种版本《老乞大》大量使用了通用量词“个”，无法支持量词多样化的“语言量词循环变化”假设，并补充认为由于汉语北方话出现了通用量词“个”，所以这一假设只出现于南方话里。史文磊（2020）还从语体角度讨论了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在词化结构和语义要素表达的演变进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并以四种版本的《老乞大》作为口语体语料，证明了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演变，认为不同语体有其特定的存在价值，口头语体代表了语言表达的可及度。再次从语体角度证明了《老乞大》的语料价值。
2. 《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学清》）
《华音启蒙谚解》和《你呢贵姓》（《学清》）是19世纪后半叶编纂的会话教材，内容主要涉及公务和商务活动，其中《学清》是《你呢贵姓》的另一种手抄本。
近期，关于两书的语言基础是北京官话还是东北官话仍有争议。张美兰（2011a）一直认为两书都有北京官话的语言基础，并从北京官话形成的历史渊源的角度，解释了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之间具有的密切关系，还建议相关研究的视野应扩大到同期文献资料，综合考虑词语的历史及其语音、形体结构等，否则只依据词语的地域特征来论证一些作品的语言基础是比较片面的。另外，柳玉宏（2011）分析了《华音启蒙谚解》中的异体字和通假字现象等。
3. 《中华正音》系列抄本
学界发现朝鲜人在19世纪后半叶编写了七本题做《中华正音》的教材，其中三本见于韩国，另外四本收录于《续编》，但是这四本教材的抄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的书，汪维辉等（2011）对此进行了解释。国内对《中华正音》的研究也较少，目前只看到赵川兵（2017）和程亚恒（2019）分别讨论了该书记载了同期域内文献所没有记载的连介词“混/浑”和量词“没、没儿”的来源及对汉语方言影响等，说明域外汉语教科书文献的确可以补充国内文献之缺，或可作为汉语及方言研究的语料佐证。
4. “《骑着一匹》系列”抄本
《骑着一匹》也是19世纪后半叶在朝鲜民間流传的系列汉语会话教材。由于书写形式、口语词意义及语句表达方面显示了不少“原生态”的记录特征，殷晓杰（2010）和汪维辉等（2012）先后从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多个角度，阐释了该系列教材对东北方言和近现代汉语史的研究价值，汪文更详细地介绍了此书现存的文本现状，提出各版本之间源流和关系等疑问，并修正了成书时间应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
由于这些抄本俗字别体众多，因此出现了大量同音字、近义词替代等现象。周学峰（2012）考释了“齐打胡”等俗语记音词;任玉函（2013a）和张磊等（2019）在考释各抄本的疑难词时，除了对照同期其他教材、各类词典和东北方言的引证之外，还对读了韩日所藏的不同抄本，参考了谚文标音和释义，取得了比较令人信服的考释结论，但是该教材还有许多语词有待进一步解释或统一。
5. 《华音撮要》和《关话略抄》
《华音撮要》和《关话略抄》也是海内孤本，对语言研究极有价值。江蓝生（2017）发现多个汉语教材都出现“勾”用作连-介词的语言现象，认为该词应是我国晚清时期与朝鲜相邻近的东北或河北地区某些方言用词的真实反映，并从语音、词义引申理据和现代汉语方言佐证等方面论证了《华音撮要》等文本中的连介词“勾”的本字是“彀（够）”，并揭示了“勾、够、彀”三个字的形义关系。目前还未见到《官话略抄》的相关研究。
6. 《汉语·华语抄略》
韩国学者朴在渊、朴彻庠和崔晶惠（2012）合著的《汉语·华语抄略》实际是两种朝鲜时代汉语教材，其中《汉语》的14a—35b是会话类教材，而《华语抄略》都是俗语、句子和词语，没有会话。汪维辉（2014）评介两书为研究早期现代汉语和东北方言又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重点讨论了俗语、7个东北方言词和韩国学者的整理本在录文、校勘、标点、词句理解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为后学者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参考意见。
（二） 评话类、知识类教材
1. 《训世评话》
成书于15世纪后期的汉语教材《训世评话》一改“老朴”的会话体例，采用“评话体”文白对照讲述中国历史的传说和故事。作为研究明初汉语的重要语料，早期学界较侧重于疑难词语的考释，近十年在语法的系统性和常用词演变等方面有所深入。
语法方面，刘春兰（2010）的博士学位论文首次比较充分地研究了该书的称代系统、副词系统、介词系统、连词系统、助词系统、词缀与重叠、特殊句式等，还从语言接触影响和教材作者母语迁移的视角，探讨了书中特殊语法现象产生的原因，填补了《训世评话》语法系统研究的空白。
词汇方面，逐渐加强了常用词的历史演变和特殊语言现象的考察。张美兰（2012， 2013）利用同义异文（文白对译），考察了该书常用词在明初出现的新旧质素兴替现象。丁喜霞（2018）认为有些学者指出《训世评话》里的一些“非汉语用法”词汇，其实是白话中保留的文言成分和南方方言成分。这些研究提醒我们在使用域外文献时，要注意鉴别语料的来源和性质。
2. 《象院题语》和《汉谈官话》
《象院题语》和《汉谈官话》属于中国文化知识类教材。日韩学者曾分析过《象院题语》的成书年代、版本、编写特点和内容等，国内只有《续编》刊发了两书的影印本并做了“解题”。介绍中国政治、历史、文化和地理背景的《象院题语》，目前只有李光华（2016， 2017a， 2017b）的系列研究，其博士学位论文从朝鲜语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该书汉字音的声韵母系统在历时和共时角度下的特点，并兼论词类、句法、朝鲜语语音和语言接触。对某些具体问题，作者不囿成说，如推测作品的成书年代比《续编》“解题”所述的1670年提前了40年。但学界对按部类收集了一些常用词汇和句子的《汉谈官话》鲜有论及。
（三） 字典类、蒙学类教材
汉字大约在汉朝到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由朝鲜时代司译院编撰了字典类汉语教材《训蒙字会》《全韵玉篇》等，对中国历史语言学、字典编纂学、历史文化学、汉字传播史和汉字发展史等研究极具参考价值，王平（2012a， 2015， 2016a， 2016b）基于数据库，先后考察了汉语教材《训蒙字会》的俗称、“俗术语”和词缀等。另外，韵书类汉语教材《四声通解》是著名语言学者崔世珍用正音文字转写汉语语音的一部韵书，孙建元（2010）在前期学者李得春、金基石、张晓曼等研究的基础上，以专著形式进一步探讨了其中的“今俗音”问题，对研究16世纪初期汉语语音有一定价值。张新朋（2015）比较了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国使用《千字文》与《开蒙要训》这两种汉语童蒙教材在收字用韵、内容层次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差异等，反映出汉字启蒙教育在“汉字文化圈”的普遍性和重要性。
近十年来，国内有关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研究中“会话类、谚解类”教材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专书的个案研究，“老朴”仍是学界热点，“版本异文”还是主流研究方法。新教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一领域研究广度，但学界对其关注度相对较少。
四、 宏观研究动态
专书的个案考察虽是朝鲜汉语教材的研究主流，但近十年，学界已在数据库建立、语言特征体系化研究、汉韩（满）语言的接触影响以及汉语教育的国别化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一） 字典数字化研究
王平（2012b， 2014）在东亚文化文字圈的学术视野下，提出为中日韩三国传世汉字字典建立一个集数据存储和信息检索为一体的专业数据库的必要性，同时介绍了三国字典文献版本、数据信息分类原则和检索方式，旨在规范东亚各国传世字典数据库的建设，达到最大限度地共享汉字资源;随后开发的“韩国朝鲜时代经典汉字字典数据库检索”就是一个面向文本处理的多功能检索软件，实现了包括朝鲜时代字典类汉语教材《全韵玉篇》的全文检索和单字的频率检索。该研究成果突出的贡献是利用数据库把纸质文献转换成了电子文献，提高了字典类汉语教材价值的利用效率，使汉字文化圈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汉字研究取得了载体介质的突破性进展。
（二） 宏观体系化研究
除了字典类教材已形成了大规模整理研究外，其他汉语教材的研究也开始从宏观角度加强了语音和词汇的综合或分期研究，强化了时代或地域方面的系统性特征的探讨。
语音文字方面，日本学者更科慎一（2018）分析了19世纪末期多部汉语会话课本中的韩文注音的特点，还探讨了朝汉之间的语言背景，以及在声韵系统方面与现代北京話的异同。多种汉语教材有大量的俗字和记音字，对教材的阅读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虽有单部教材的俗字用字讨论，但从整体角度对多部教材的俗字研究尚不多见。
词汇语法方面，汪维辉（2011， 2018）先后比较了北系官话“老朴”与《训世评话》的词汇差异，推测《训世评话》具有南系官话背景，论证了南北系官话共同融合构成的近代官话的词汇系统有可能在明代就出现了。陈颖（2016）考察了17—18世纪朝鲜汉语教科书中“了”“呢”“哩”和后期“咧”的谚文两读注音和使用情况，发现“咧”带有明显的时代色彩和方言色彩。王衍军（2013）统计比较了7本汉语教材的能性述补结构，探讨了其语言形式、语法意义及历时演化过程和动因。
岳辉（2008）曾讨论过朝鲜时代不同时期的11本官话汉语教材内容和语言意识的嬗变问题，任玉函（2013b）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从整体视角考察了后期汉语教材的语音、词汇和一些特殊语法现象，重点以概念义场为背景探讨了常用词、疑难词、方言词及俗语的演变和特征。
（三） 汉韩（满）语言接触研究
学界早已注意到早期汉语教材《老乞大》存在着因阿尔泰语系蒙古语影响而形成的“汉儿言语”。随着19世纪中晚期朝鲜汉语教材的整理与出版，学者开始关注朝鲜语、满语与汉语的关系，这对研究汉语官话史研究，早期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史研究及普通话形成研究等极具参考价值。
岳辉（2008）和任玉函（2013b）都认为汉语教材中“非汉语用法”现象源于朝鲜编写者的母语负迁移的影响。遇笑容等（2013）也发现《训世评话》白话部分的一些特殊语言现象可能受到元白话的影响，也可能同时受到作者母语的干扰，是一种杂糅的中介语。日本学者竹越孝（2015）认为朝鲜时代《老乞大》《象院题语》《华音启蒙谙解》和《你呢贵姓》四部汉语教材中出现的特殊断句是韩国编写者受其母语干扰而产生的一种重新分折。赵长才（2013）和竹越孝（2018）先后探讨了汉语教材中“是”的用法，赵长才指出这种用作主语或话题标记的“是”是朝鲜汉语教材编写者将母语的格标记成分带入汉语的结果，与语言接触有关。竹越孝进一步指出这种“是”受到了韩语话题标记的干扰。另外，李光华（2017）发现《象院题语》中的特殊方位词“里”“上”“根前”等受元代汉语蒙古语的影响。陈丹丹（2017）也比较了《重刊老乞大》和《清文指要》，探讨了满语对汉语的影响。
（四） 汉语教育研究
朝鲜时代是韩国历史上汉语教育和研究最为活跃和完善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的汉语教材是朝鲜人近千年来学习汉语的智慧结晶。朝鲜时代不同时期汉语课本文献的教材类型、编排体例、话题内容和语言特点等，反映了当时朝鲜汉语教育的特点和发展状况，体现了其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价值。
20世纪90年代，刘坚、张美兰、汪维辉等已注意到由朝鲜人编写的汉语教材里有不少“非汉语用法”。任玉函（2013b）也认为这是由于受作者母语负迁移影响，是二语习得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偏误。岳辉（2011a， 2011b）、张美兰（2011b）和陈明娥（2016）分别针对朝鲜时代不同时期、后期和包括朝鲜时代600多年的各类汉语教材，讨论了各自教材在内容、编排和体例等特点。另外，学界也从东亚及世界范围的视角关注汉语教材在域外教学的发展。李光杰（2015）比较了清末民初同期的韩国和日本的汉语教材中有关东北方言的历史文献记录。李无未（2017）从东亚的地域视角，比较了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和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的汉语史价值。周小兵等（2019）突破东亚的范围界限，比较了明清以来日韩、欧洲本土和侨居地的三类汉语教材在语言观、语法观和习得观制约下形成的编写异同。各类成果说明汉语教材国别化的研究趋势日益明显。
五、 多维研究空间
总结近十年汉语学界对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研究成果，对了解朝鲜时代不同时期不同教材的研究进展、研究动态都有很大裨益，但仍有诸多问题有待解决。我们从更新研究手段、扩充研究对象、提升语料观念、整合研究视角和拓展研究思路五个角度，择要探讨朝鲜时代汉语教材中值得進一步研究的问题。
（一） 更新研究手段
朝鲜时代大部分汉语教材资料的系统研究手段比较落后，研究周期长、效率较低。“韩国朝鲜时代经典汉字字典数据库”软件为国内汉字研究提供了强大的编辑与查询帮助，也为其他教材在研究手段方面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范本。在以“大数据”“云计算”为时代特色的今天，其他汉语教材的整理研究非常有必要以这种新理念为指导，建立一个系统而全面的文献资料信息平台，对汉语教材的文献整理和校勘、异文材料比较、语言的定量与定性分析等方面进行创新，从而提升研究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二） 扩充研究对象
综观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字典类教材随韩国传世字典文献研究得到了系统性汇集、整理和研究，尤其在数字化、信息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学界除《老乞大》《朴通事》之外，对其他汉语教材的关注度并不高，如后期的《华音启蒙谚解》、《你呢贵姓》（《学清》）、《骑着一匹》系列抄本、《华音撮要》、《中华正音》系列抄本，《关话略抄》和《汉谈官话》更是鲜有论及。另外，大部分研究多以单部教材的微观考证为主，缺乏从整体角度解释不同时期多部教材、多种版本的语言体系特征，未能充分开发其作为近代汉语发展史研究数据的价值，尤其对汉语教材之间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研究尚不够。如出现于19世纪中晚期（朝鲜时代后期）的一系列新的汉语教材，多是流传于民间的抄本，内容基本上皆以中朝边境贸易为主体，文笔朴实流畅，生活气息浓郁。汪维辉（2011）曾建议将这些十分相似、语言也极为接近的教材放在一起研究。所以，今后应更加关注朝鲜时代后期汉语教材的宏观全貌，以弥补学界对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研究在全面、系统性方面的不足。
（三） 提升语料观念
自20世纪70年代，吕叔湘（1977）、朱德熙（1985）、胡明扬（1993）就很重视书面语语法和口语语法差异;陶红印（1999）、张伯江（2007， 2012）、方梅（2007）、刘大为（2013）、冯胜利（2010， 2011， 2012， 2018）等从功能和修辞等多角度强调了语体对语法研究的意义;汉语史研究也强调“语体是关乎语言研究对象和材料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也是汉语史研究中一个重大问题”。“语体的差异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运用都有很强的制约作用。”（汪维辉2020）2同样，面对朝鲜时代众多类型的汉语教材，应该充分认识到其内部语体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如《老乞大》以105则对话前后连贯地讲述了普通商人的旅行和贸易，白话口语色彩明显，应属非正式的日常对话体范围;《象院题语》的内容涉及中国北方的历史地理、明朝的政治社会制度文化知识等40篇白话短文，应属正式的论说体范围;《训世评话》是65则关于名贤节妇的古代故事，每个故事先以文言叙述，后译之以白话，语言是不均质的，有可能存在语体差异。“不同的语体（[±正式]和[±典雅]）有不同的语法（亦即语音、词汇、句法等不同法则），不同的语法反映了不同语体（不同对象、场合、内容等）的需要。”（冯胜利2011）因此在研究朝鲜时代汉语教材时，有必要分清这些教材内部的语体差异，如朝鲜时代前后期官方或流传于民间的汉语对话体会话书，利用可靠的口语语体一定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同质的语言现象。在研究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文字、语音、词汇和语法等具体语言问题时多考虑语体因素，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准确判断并解释“朝鲜时代活语言”的现象和事实真相。
（四） 整合研究视角
长期以来，学界都是以“汉语”的本体视角看待朝鲜时代汉语教材，对不同教材中存在的内部语言性质差异问题迄今尚未进行细致讨论，以《老乞大》《朴通事》为代表的早期研究亦是如此。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域外汉语教材所具有的特殊性，其编写者们既熟知本国语言的特点，又了解汉语的语法体系和语言现象。日本学者竹越孝（2018）在分析朝鲜时代汉语教材中“是”的特殊用法时，就发现这些教材编纂者的语言背景有所差异，内部呈现出以《老乞大》《朴通事》各版本为代表的“汉儿言语类”和《训世评话》《华音启蒙》为代表的“朝鲜汉语类”两种类型教材。这一研究提醒我们要注意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内部语言性质的差异问题，尤其是后期汉语教材。
因此，不仅要关注这些汉语教材对汉语语言学史发展所起的佐证作用，还要辨析出汉语教材编写者受其母语干扰后出现的特殊语言现象。语言接触的视角依然是大有可为的，同时也对研究者的二语水平提出了要求。
（五） 拓展研究思路
第一，前期汉语教材多集中于语法研究，语音和词汇研究稍显不足，但后期教材又多探讨词汇，语音和语法研究较少，尤其是语法研究深度和广度也不够。早期许多语法研究，仅将这些教材作为研究汉语的词法和句法的语料，考察教材中实词、虚词、句式、语序、句法成分的发展脉络，探讨它们在汉语史上的发展特点、演变机制和趋势，但是域外汉语教材还是有别于本土文献，其编写者母语背景的特殊性决定了语料的特殊性，所以研究者应具备语言类型学视野，从跨语言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考察这些域外汉语教材。汉语和韩语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属于汉藏语系的孤立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的黏着语。两种语言在表达这些信息语言系统时有相同或不同的语法手段，但语法范畴作为语法手段表达的语法意义具有人类的普遍性。因此，从语法范畴的角度讨论朝鲜时代汉语教材中的语法类别及其表达形式的语法项目，既可以关照汉语语法体系的个性特征，也可顾及朝汉两族对汉语的不同观察角度和认知体验。
第二，当下对汉语教材的语法描述和分析仍很大程度局限在句法和语义框架内，较少涉及话语功能语法功能与会话分析。朝鲜时代编写汉语教材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理解汉语话语信息和一定交际能力的汉语学者，但是学界一般多从静态角度描写和分析对话体会话书中自然口语的句法和语义，缺少从句法选择、形式验证、会话序列等方面探讨人物在会话交际中所展示出的话语功能。
因此，语法范畴和动态互动的研究思路，既可以丰富域外汉语教材对汉语语法学史的研究意义，还可以探求朝鲜时代朝鲜人学习汉语时的认知、理解和习得心理。
六、 结 语
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真实反映了汉语从14世纪到19世纪末的发展状况，为近代汉語研究提供了鲜活的语料。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国内外学者对《老乞大》《朴通事》为代表的汉语教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近十年，中、日、韩三国学者不断加强合作与交流，推动了一系列新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其中“会话类、谚解类”教材成果丰硕，但多集中于专书的个案研究，“老朴”仍是学界热点，“版本异文”还是主流研究方法。新教材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这一领域研究广度，但关注度相对较低。同时，数字化、体系化、语言接触和汉语教育国别化等研究领域的发展，体现了近十年的研究新动态。
今后，朝鲜时代汉语教材的深入研究应更新研究手段，建立系统而全面的文献资料信息数据库;扩展研究对象，加强后期汉语教材系统性研究;提升语料观念，分清教材内部的语体差异;整合“汉语”本体和语言接触视角;同时从语法范畴和动态互动角度拓展研究思路。以数字化、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的眼光，充分认识到教材内部语体的差异性和语言的复杂性，才能更加接近域外汉语教材的真实面貌，解释它们在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真正实现多部教材和各种版本作为近代汉语发展史研究的数据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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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春芳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730020）
（张 黎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730020/
甘肃政法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兰州 730070）
（责任编辑 马 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