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伟
摘 要 来华传教士开创了我国英汉汉英词典编纂的历史。这一传统自马礼逊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期间，但后期的几部传教士词典无论在收词规模还是在影响力方面都要逊色不少。像由英国来华传教士莫安仁编写的《中英新名辞典》在现有的词典史研究中闻所未闻。现有为数不多的莫安仁研究主要是从汉语学习、新词研究、历史学等角度出发，但它们既没有对从词典文本做过研究，也没有分析过这部词典的宏观和微观结构。文章以《中英新名辞典》及其两个修订版本为基础，从词典收词和词条翻译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将论及这部词典的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莫安仁 《中英新名辞典》 汉英新词
一、 引言
自英国人马礼逊开创新教来华传教的传统之后，英美各国的差会纷纷派遣牧师前来中国传教。马礼逊同时还开创了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编纂的传统，这一传统陆续被后来的传教士所传承，如卫三畏、麦都思、罗存德、卢公明等。传教士词典不仅涉及普通的语词词典，也涵盖了记载科技术语等的专科词典，如合信的《医学英华字释》、傅兰雅的多个名目表、狄考文负责的两部术语词典、高似兰的《高氏医学辞汇》等。在晚清中后期编纂出版的英漢双语词典有数十部之多，然而这一趋势在进入民国后有了明显的减缓，传教士词典的数量骤减，它们的影响也逐渐减弱。在现有的双语词典编纂史研究中，研究者对民国期间的传教士词典研究不足。雍和明等（2006）在论述20世纪双语词典时并没有论及很多民国期间的词典。除了内地会马守真的汉英词典之外，其他的传教士词典鲜有人研究。莫安仁（Evan Morgan）就是其中一个几乎被忘却的传教士词典编纂者。在现有的莫安仁研究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论文直接论述他的作品或提及过他。沈国威（2009）曾将莫氏词典与麦体雅（即狄考文夫人，Ada Haven Mateer）所著教材做过收词方面的对比;付延峰（2017）对莫安仁所著教材《官话汇编》做了系统的研究;孟庆波和高旭（2018）则提及过莫安仁所译的《淮南子》节选本。本文将首先详细介绍莫安仁的生平及著作，其次将重点评述由他所编的《中英新名辞典》及其修订版，最后论述莫氏词典的作用和影响。
二、 莫安仁的生平
莫安仁，英国人，1860年10月1日生于威尔士，早年进入布里斯托浸礼会学院（Bristol Baptist College）接受牧师培训，并在那里受到了来华传教士郭乐为（Richard Glover）的影响。据英国浸礼会杂志《传教士先驱》在1884年的报道[1]，浸礼会委员会批准来自德文郡的库寿龄（Samuel Couling）牧师和毕业于布里斯托浸礼会学院的莫安仁先生赴中国传教的请求。报道同时指出委员会考虑到中国气候的原因，认为9月份是最佳出发时间，因而决定他们在9月初启程。
1884年，莫安仁抵达烟台，并在那里学习了半年的汉语。在此期间，他结识了美国北长老会的李佳白（Gilbert Reid）、内地会的鲍康宁（F.W. Baller）等人。1885年3月，莫安仁被派往山西太原府传教。在山西，莫安仁结识了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从而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友谊，并通过他结识了很多当地官员。1895年，莫安仁被派往陕西传教。他的足迹遍布陕西多地，如西安、三原、耀州等。《耀县志》（1997）曾提到“基督教清光绪二十四年冬，英国基督教浸礼会传教士莫安仁来耀，创办教堂于城内邻德巷，主持传教”。于右任（2016）123在其书中写道：“适莫安仁、敦崇礼[2]两名牧师在（陕西）三原传教，先严向之借读万国公报、万国通鉴等书，我亦借知略知世界大势。”《传教士先驱》在1898年刊登了莫安仁在过去一年的工作总结，他在总结中这么写道：“过去的一年平淡无奇，我们只是开展了日常的外出宣教，没有尝试任何新的方式。”[3]莫安仁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曾回英国休假。义和团运动之后，他返回太原传教。
1906年，在李提摩太的要求下，莫安仁被安排担任广学会的职员，同时负责《大同报》（Chinese Weekly或Ta Tung Pao）的编辑工作。《李提摩太传》（Reeve1911）对此也有叙述：“在敦崇礼博士去世的同时，在太原府传教的浸礼会牧师莫安仁被调往广学会协助李提摩太”，同时提到山西巡抚等人“在听到莫安仁先生即将离任的消息，恳请他能再待六个月，因为他们觉得他为人友善，乐于助人”。《传教士先驱》1911年提到了莫安仁的工作——“莫安仁先生将继续主编《大同报》，同时他已经做了颇具价值的翻译工作，他即将返回英格兰休假几个月”[4]。《申报》曾刊登简讯称“午前十时半请广学会大同报社总编辑英文学士莫安仁氏演说人之本分并闻该会每礼拜日均请中西名人讲演以期增进社会道德云”[5]。之后莫安仁曾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的编辑。同时他还协助创办了圣大卫协会（St. Davids Society），并两度担任该协会会长。
1923年7月至1924年8月，莫安仁返回英国休假。1925年，他被威尔士大学授予神学博士[6]。1929年，莫安仁再次回家休假。1930年10月1日，《字林西报》以“46 Years Service in China”（服务中国46载）庆祝莫安仁的70岁生日以及传教46年纪念活动。1933年至1934年，他担任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长。由于与李佳白的密切关系，莫安仁后来也参与了尚贤堂（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的一些工作。1934年12月14日，尚贤堂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参会人员包括弗里曼先生（Mansfield Freeman）、莱茜女士（Harriet B. Lacy）和李登辉博士，而莫安仁分别代表李佳白之子李约翰博士（John Gilbert Reid）和王一亭先生（Wong I-ding）出席。1935年，莫安仁离开中国，返回布里斯托定居。1941年，莫安仁在英国去世。
三、 莫安仁的著作
莫安仁在华五十多载，著作颇丰，其汉语造诣较深，著有多部与汉语相关的著作。1912年，莫安仁出版了Guide to Wenli Styles and Chinese Ideals（《文理风格与中国理想选读》）[7]一书。这部阅读教材分三大类（即散文、纪念演讲类和多文体）收录了57篇汉语文章，并配以英译。该书的附录部分设置了长达46页“精选词汇表”（Vocabulary of Selected Phrases），收录了2000条汉语词条，如革命（revolution; to revolute）、科学（the sciences）、国文（national literature）、理论（to discuss; to reason）、报纸（newspapers; magazine）、大法（a fundamental law） 等。1913年，莫安仁出版了袖珍词典——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Notes。第一版时，莫安仁并没有为其取中文书名，到了1932年的第三版时才将其称作《中英新名辞典》。莫安仁在语言学习方面的另一代表作是1916年由广学会和别发洋行出版的The Chinese Speaker： Readings in Modern Mandarin（《官话汇编》）。这部教材在当时颇受欢迎，像《字林西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刊》等英文刊物都曾刊登过对它的评论。1933年，莫安仁对该书做了修订。1922年，莫安仁又编写出版了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Chinese and English Texts（《新名词成语汇编》）。这部口语学习教材收录了11个方面（经济、教育、普通、历史、劳工、哲学、政治、宗教、科学社会和商务等）的口语句子及其英译，其中每个句子中的新词语均用下画线标示，如第一章“经济”中的“生产”“家庭经济”“股东”“经纪人”“保险人”“公司发起人”等。
莫安仁同时也是一个高产的译者。自从来到上海从事文字工作后，他就不断发表翻译作品。就1907年一年，他在《大同报》发表数十篇译作。由莫安仁编译或参与编译的著作包括1908年的《新译伊藤总监治韩政略》、1910年的《最近美国学务大全》、1912年的《英国立宪鉴》（与许家惺合译）、1913年的《格致概论》（与许家惺合译）、1915年的《质疑答辩》和《格致举隅》、1916年的《李斯特耳传》（与哈筱泉合译）和《新约述要》、1917年的《旧约述要》、1925年的《狱中人》（与周云路合作译述）、1926年的《基督徒的两大义务》、1927年的《贫穷之漩涡》（与许善齐和周云路合译）等。莫安仁同时还著有A New Mind and Other Essays（《新思想杂文集》，1930年）和Tao the Great Luminant（《淮南鸿烈》，1933年）[8]。
莫安仁自来到上海之后，陆续在当时的主要媒体上发表文章。他最初都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文章。《字林西报》分别在1909年8月21日、1910年6月28日、1911年6月3日刊登了莫安仁的来信。在信中，莫安仁就翟理斯新版词典、威克斯（F. Wicks）汉字拼写体系、理雅各布所译《论语》中译名的改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莫安仁的文章经常出现在许多中文报章杂志中。后来他经常就政局、汉语、汉学经典、基督教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1922年出版的《新建设的中国》曾刊文“舆论： 莫安仁论孙总统为唯一解决中国之人”，其中指出“英儒莫安仁，在上海泰晤士报评论中国时局，任孙中山氏位唯一解决中国之人。其文云：‘……中华民国政体，实孙中山一人最初发起之，今又建坚固政府于粤东，亦颇有一定之政策。其所著《建国方略》一书，已详述之矣;洵可称有胆有识。吾观于此，誠不能不归功于孙氏。[9]” 《申报》曾刊登如下简讯——“院进会图书馆请上海广学会莫安仁博士Dr. Evan Morgan第一次演讲，其题目为中国语言文字及其等等问题。莫博士，英人，也年已古稀而体气甚佳，好学不倦，现正从事翻译老子道德经为英文，其对于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之英文著作皆为佳”[10]。1935年5月31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为莫安仁组织了告别茶话会。在茶话会上，莫安仁就提到“作为基督教牧师，我迫切想看到儒家思想能再次受到高度重视”。
四、 《中英新名辞典》
第一版《中英新名辞典》只有298页，前页部分设有9页引言，后页部分设有9页增补及其索引，外加一页勘误。词典的正文部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汉英词典部分，共有164页;第二部分是46页的分类词表，收录了10组共计50个汉字（如教、法、制、道、理、义、务、学、论、说等）及其复合词条;第三部分是英文索引，共有63页。莫安仁1926年和1932年对这部词典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第二版的书名被改为Chinese New New Term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其正文部分被增至409页;第三版的书名则是Chinese New Terms， Revised and Enlarged，其正文部分有490页。
在第一版引言中，莫安仁就新词旧词的区分、词语的历史、外来因素、构词法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论述，同时指出“本词典中所收录的词语由本人多年搜集而成，它们选自报章杂志和书籍”（Morgan1913）i。《中英新名辞典》中的汉字字头按音序排列，字头只注读音，一般不加解释;以字头为首字的复合词条被逐一罗列，但并没有按照严格的音序或笔画数排列。这些复合条目一般只提供相对简短的英译，而未提供任何例证。试看图1：
（一） 词典收词
在汉英词典部分，莫安仁收录了大约4200个词条，其中有不少是之前英汉或汉英词典从未收录的汉语新词，如哀的美敦书（ultimatum）、参议院（the Senate）、代名词（pronoun）、岗位（police station）、公共事业（public industry）、经济学（economics）、旷课（to be absent from a class）、柔道（bushido）、商会[11]（Chamber of Commerce）、实证论（positivism）等。词典中同时也收录了许多前几年刚被英汉或外汉词典（如颜惠庆的《英华大辞典》或卫礼贤的《德英华文科学字典》）收录的汉语新词，如版权（copyright）、名学（logic）、人类学（anthropology）、人寿保险（life insurance）、师范学校（normal college）、统计学（statistics）、宿命论（fatalism）、议事会（committee， council meeting）等。在词典的增补部分，莫安仁补收或新收了162个词条，其中包括“创作、党纲、法院、反应、禁令、民主政体、柔性、物质、新潮流、真理”等。
在收词方面，第一版也呈现出一些特点，其中主要体现为日源新词和法律用语的大量收录以及专有名词和外来音译词的适当体现。对于前两类新词，莫安仁特意设置标签J.（即Japanese）和L.（即law）加以标注。这四类词语的例词详见表1：
莫安仁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收词标准，将一些不太严谨的短语甚至句子列为词条。它们之所以不太严谨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带“的”字的形容词或副词、包含“的”的形容词加名词结构或动词加名词的动宾结构，试看表2：
莫安仁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依旧对汉语词汇的发展和变化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和持续的关注。他在很多场合都发表过关于汉语新词的论述。例如，他在1922年出版的《新名词成语汇编》的序言中指出：“汉语词汇不断得以充实，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新词的涌现，同时也得益于新的明喻和暗喻表达的出现，如flower of freedom、golden sign、guiding star等。”又如，莫安仁在1930年1月16日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年会上做了题为“Language and New Thought”（语言与新思想）的演讲，他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新词频出的时代。这个时代充满着复杂性和困难，充满着灾难和变化。这个时代虽然经历着变革甚至剧变，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新思想和新词语的时代。大量的新词正被新的词典所收录”。[12]也正因为莫安仁对汉语新词研究的积累，他在两个修订版中增添了大量的新词，试看表3：
在增收新词条的同时，莫安仁也对一些不合适的词条、已经过时的词条或者专有名词做了删减。例如，第一版的首字“阿”下收录了8个词条（即阿林、阿堵、阿穆尔灵圭、阿尔泰山、阿尔泰办事长官、阿尔巴利亚省、阿非利加洲、阿美利加洲），而在第二版中，这几个词条均被删除了。
《中英新名辞典》在收词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收词的不严谨。这一问题既可以体现为上述提及的收词标准较为宽松，又可表现为对一些旧词的收录。例如，词典收录了地平线（horizon）和龙须菜（asparagus）、而这两个词早已在汉语中使用，它们最早分别出现在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和麦都思的《英华字典》中。
（二） 词条翻译
莫安仁为词条提供的英文翻译通常比较简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纯粹的英文对应词，因而总体而言译名一般不超过一行，如暗杀（assassination）、暗示（a suggestion）、炸弹（a bomb）、差别（differentiation）、债务者（debtor）、正领事（consul）、成立（to establish）、植物学（botany）、歧字（synonyms）、戒严法（martial law）等。对于多义词或兼类词词条，莫安仁经常将它们一一列出，并用句点将不同义项隔开，如“齿磨 Gnash the teeth. Tooth powder.”“监督 Bishops. Superintendents.”“旧党 The Conservatives. Old Party.”“前世纪 Former ages. Last century.”“卫生Hygienic. Sanitation.”“养生学Eugenics. Taoist culture of life.”“影响An echo. Response.”“元祖 Founder. Author. Ancestor.”等。
在第二版中，莫安仁对原有译名做了大幅度的修订。莫安仁不仅改进了原先不太贴切的译名或者错译和误译，而且又增加了一些对应词。例如，莫安仁原先把“政客”译作“politicians not in office”，并加注解称此译法系参考梁启超曾经采用的译名，但在第二版中，原有的译名被简化为“politician”。其他经历译名改进的条目详见表4：
与第二版相比，第三版的修订幅度要逊色一些，译名修改或改进的力度远不如前者。在第三版中，莫安仁主要简化了原先包含多个对应词的条目，删除了一些不合适的译名，如“爱祖国to love the Fatherland; amor patriae”（amor patriae被删）、“暗中运动to stir up secretly， secret propaganda”（to stir up secretly被删）、“暗潮secret rise of opinion; unrest; secret forces active”（secret forces active被删）、“战剧 war pictures;warfare”（warfare被删）、“成见opinion， view， conviction， tradition， prejudice”（conviction被删）等。
在译名方面，《中英新名辞典》同样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译名不妥尤为突出。例如，莫安仁将“马贼”译作“Hunghutzu; bandits”，前者为“红胡子”的威妥玛拼音，当时已用以指代蒙古的马贼，而后者泛指“强盗”或“土匪”，显然不太确切。在翟理斯的《华英字典》中“马贼”出现了两次，分别被译作 “mounted banditti”和“mounted highwaymen”。其他存在不足的译名包括“名词words; phrases”[13]（应改为“noun”）、“暑假holidays”（應改为“summer vacation”或“summer holidays”）、“储蓄银行a bank”（应改为“savings bank”）、“旁听to be a listener.Bystander”（bystander应改为“listener”）等。
（三） 词典的作用和影响
《教务杂志》在1913年9月刊登了《中英新名辞典》的书讯，其中提到 “我们认为这部词典可以更为确切地被称作是一部读者手册，因为我们略加翻阅就发现它涉及各种各样的领域，收录的词语新旧兼顾”[14]，同时也指出该词典重哲学、政治和社会用语而轻科技术语的事实。的确，由严复负责的学部审定科审定的术语名目表在这部词典中并未有很多的体现。尽管如此，《中英新名辞典》在词典编纂史上的积极意义却不容置疑。首先，莫安仁凭借其对汉语词汇的研究客观地收录了大量的汉语新词，较为真实地呈现出汉语词汇的最新变化。其次，莫安仁在分类词汇部分对新词按末字分类的做法颇具创新性。麦体雅在其汉语报刊研究著作New Terms for New Ideas（《中文报刊新词教程》，1913年）的序言中说道：“本书的前几章简述了语言研究的一个新方法，那就是用类似英语中的后缀的词语来构成新词的作法。莫安仁先生编写的袖珍型《中英新名辞典》是在本书排版过程中出版的，词典中对这一概念做出了更为详尽的论述。”再次，莫安仁的词典对后来的英汉汉英双语词典的编纂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赫美玲（K.E.G. Hemeling）在编写《英汉官话词典和翻译手册》（1916年）时就把《中英新名辞典》列为主要参考书。最后，莫安仁对其词典做了两次具有一定幅度的修订，不仅丰富了汉语新词词典修订的实践探索，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汉语词汇在民国期间更迭淘汰的情况。
五、 结语
莫安仁的词典出版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但它作为汉语词汇演变的历史文本颇具研究价值。本文所论及的内容以词典收词和词条翻译为中心，但囿于篇幅的限制，不能涉及其他亦颇具意义的话题。像各领域新词的收录、所收新词与当时的汉英词典收词的比对、音译词在词典中的体现、三版词典中译名的演变等问题，都可以作为下一步研究莫氏词典的主题。
附 注
[1]The Missionary Herald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84，3（3）： 301。
[2]即Moir B.Duncan，英國浸礼会来华传教士，1888年来华传教，曾任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总教习。
[3]The Missionary Herald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98，5（1）： 232。
[4]The Missionary Herald of the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911，5（1）： 318。
[5]《申报》1917年4月1日。
[6]《北华捷报》在1925年7月25日报道了这条简讯。
[7]《教务杂志》在1913年5月刊载了对该书的书评。
[8]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收藏了莫安仁赠给亚文会图书馆的版本，赠送日期分别是1930年5月15日和1934年10月10日。
[9]《新建设的中国》1922年[上海民国日报六周纪念增刊]： 175-176。
[10]《申报》1931年3月17日。
[11]罗存德的《英华字典》中虽收有该词，但它当时是company的对应词。
[12]The North-China Herald， 21， January， 1930。
[13]颜惠庆在其词典中已将“名词”用作noun的对应词。
[14]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1913（9）： 573。
参考文献
1. 付延峰.莫安仁《官话汇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
2. 孟庆波，高旭.西方汉学中的《淮南子》翻译与研究——基于英文书籍的文献史考察.国际汉学，2018（3）.
3. 沈国威.传教士与20世纪初的新汉语——以A.H.Mateer和E.Morgan的两本书为例.江苏大学学报，2009（1）.
4. 铜川市耀县人民政府.耀县志.北京： 北京社会出版社，1997： 377.
5. 雍和明等.中国辞典史论.北京： 中华书局，2006.
6. 于右任.手书我的青年时期： 于右任书法珍墨.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2016.
7. Morgan E. Chinese New Terms and expression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 and Notes. Shanghai： Kelly & Walsh Limited， 1913.
8. Mateer A H.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Shanghai： Methodist Publishing House， 1913： 2.
9. Morgan E. Colloquial Sentences with New Terms.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22： ii.
10. Reeve B. Timothy Richard， D.D.： China Missionary， Statesman and Reformer， London： S.W.Partridge & Co， 1911： 134.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