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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有两件事让经济学家刘国光再次名声大震，一件事是当年的5月他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图１）；另外一件是两个月后，这位80多岁老人发表的一系列的观点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公众当中引发了一系列的大讨论。一时间，各种不同的声音包围了这位八旬老人。
经济学家刘国光
（１）刘国光荣获的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奖章
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很多观点都是刘国光当初的观点。实际上刘国光是很早就主张要实行市场调节、要实行市场经济的一个经济学家，但是他从来不说这些，从来不宣传这些。
2005年7月，已经84岁的刘国光无意中引发了一场“改革之路到底向何处去?”的大讨论。那是他刚刚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不久，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旗帜鲜明地提出“改革开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图２），他的这一观点既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誉和支持，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和质疑。
（２）刘国光提出了旗帜鲜明的观点:中国的改革开放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刘国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
刘国光出生在南京。 1937年，国民政府逃离了这个六朝古都，日本侵略军血洗南京城。所幸的是在南京变成人间地狱前的20多天，刘国光逃离了这个生活了14年的故乡，并从此开始了近10年的逃难生涯。
从南京到湖南、四川，刘国光看到举国西迁，感叹着家国的不幸。这个奔走在乱世中的流亡少年，脑海里开始隐约思考起国家的命运。
作为流亡学生,刘国光进入四川国立二中读书，在同学们的眼里，刘国光很另类，因为在全校学生中，只有他一人在读着一本艰涩难懂的巨著《资本论》。
主持人:其实您接触经济学应该是非常早，您在中学的时候就捧着一本《资本论》在读，是这样吗？
刘国光:我那时很小，十几岁吧！看了斯诺的《西北的红星》就很有兴趣。那时候新文化、新思想很多的。但那时候没钱，所以都在书店里看书。后来我到了国立二中，那几年社会科学的东西我都接触，慢慢就知道了《资本论》。要买一本《资本论》，需要花不少钱呢，厚厚的，我也没钱，那时候我堂兄在重庆做小生意，我是硬求他帮我买了一本。
主持人:看得明白吗，那个时候？
刘国光:《资本论》那本书不是那么容易看的，那时候又明白又不明白。《资本论》是理论上立根基的，为劳动人民谋解放的这么一本书，我是有这么一个兴趣在里面。
1942年，《资本论》还没有看透，刘国光却要面临高考专业的选择，这将决定他今后的人生道路。而此时中国的抗战之路却艰难漫长，多年的战乱让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的状况坏到了极点。国家的希望在哪里？社会何时才有改观？《资本论》犹如黑暗中的烛火吸引着刘国光。最终，他违背了父亲的意愿，选择了报考西南联大的经济系，继续寻找经世救国的答案。
然而现实与刘国光的想法并不一致，进入西南联大经济系的刘国光发现，这里主要学习西方经济学，他的导师,就是我国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泰斗陈岱孙先生。
主持人:当您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时候，肯定对它们做过一些比较，那个时候有没有得出比较的结论，认为中国将来应该选择哪一条道路？
刘国光:怎么讲呢，我是在学西方的东西，马克思主义也在钻研。那个时候还在战争时期，中国将来走什么样的道路不是很明确。那个时候我们接触到的就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跟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它也是讲的将来的中国，我比较了一下，当然我们要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还不是社会主义道路。我想就是走新民主主义道路，这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也不是完全不能用，还可以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嘛，是不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
主持人:对。
刘国光:所以西方经济学我还是学，就这么个情况。
1958年下半年，从苏联回国后即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刘国光（图３），带领一个研究小组，到河南等地调查“大跃进”以来经济失调的问题。面对现实，刘国光有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判断，并写了大量的文章,但在当时，他的笔却无法直抒胸臆。
（３）在前苏联学习时的刘国光
主持人:通俗地讲，那个时候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还是在于我们会不会做计划？
刘国光:就是说我们冒进了，那个时候我们贪大求快，这不是我们这个计划经济本身所带来的缺点，这是我们政治上的缺点，我是这么看的。超英赶美，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就发生了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所带来的，计划经济本身它可以搞得很平衡，假如你真正做的话，就是平衡，是不是？
主持人: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想到市场调节的概念。
刘国光:市场调节也有，就是陈云同志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大计划、小市场，有一点非国有的，有一点计划外的。陈云的思想是很正确的。
1964年，刘国光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讲学之余来到美丽的鼓浪屿看海景（图４），而第二年，他就像海燕遭遇风暴一样，被卷入了政治风波当中。
（４）在厦门大学讲学时的留影
历来是风波中心的经济研究所在1965年的四清运动中未能幸免，所里的张闻天、孙冶方被打为反党集团，刘国光也被批成是“反党集团”的那“一伙人”，经济研究从此停顿。文革爆发后，所有的研究人员被分配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劳动。
刘国光:我就在那地方养猪。
主持人:一个经济学家养猪是什么感觉？经济学家养猪会养得更肥吗？
刘国光:我起初在食堂里头帮工，后来推磨，磨豆腐，我还会自己做豆腐。自己先做驴子，转，后来我们买了驴子，让驴子来转。做豆腐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养猪，猪慢慢养到这个一百多头。当然养猪不是那么很快乐的，但是很有滋味。我这个人做事要么不做，一做就很投入的，我把猪场也建起来了。
主持人:您这个也算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实践工作。
刘国光:谈不上，那是劳动改造。
主持人:在劳动改造的过程中，您是不是也会思考一些经济学的问题？
刘国光:我老实跟你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没有思考这些问题。
主持人:不考虑这些问题？
刘国光:不考虑这些问题，我就考虑养猪。怎么把猪养得好。我大概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没有思考过经济问题。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的这个演变状况我都不大留心，都不大留心呐。因为我们涉及不到这些，我们一天到晚就是运动、运动、运动;劳动、劳动、劳动！就这么个状况。你说还忧心不忧心？当然忧心！但是无能为力，就是无能为力。
作为经济学家,即便在干校期间没有思考经济,但1973年，刘国光很快又开始参与国家对在政治运动中遭受重创的国民经济的整顿。而这时，曾经坚定不移倡导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反思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桂林等地的调查中刘国光看到，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运行了20多年后，它的弊端也明显暴露出来，1979年他撰写论文，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这为后来理论界确立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模式作出了前瞻性的贡献。
1982年刘国光到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主管经济学片，一直到1993年。这11年中是中国社科院几个经济研究所在为中央政府，包括在社会上参与一些争鸣等方面做工作最多的时候。
刘国光走马上任时，正值中国百年难遇的大变革时代，1984年，中央第一次把商品经济写进决议，但在改革实践中，经济出现过热的迹象，刘国光和一些经济学家敏锐地洞察出，这将妨碍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他的倡导和主持下，以他为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了著名的“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刘国光则因此被人称为“宽松派”、“稳健派”的掌门人。
主持人:您当时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可能会不理解，他们会觉得经济快了总是一件好事，一般人的愿望都会是这样的。所以，怎么去说服老百姓，不能太快，太快了会出问题。
刘国光:物价上升啊，老百姓也不赞成，这就是太快带来的。到了通货膨胀的时候，那个时候买东西呀，我告诉你讲，缺胳膊大腿的那些家具、电器，都会抢着买。
1988年，正值通货膨胀高峰期，7、8月份，出现了抢购风潮。在改革的攻坚战役中，“价格闯关”遭遇挫折。“稳健派”提出的“稳中求进”的思路虽未被采纳，但它的正确性却在现实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验证。直到今天，刘国光依然密切关注国家经济运行指数的走向。
刘国光:我们现在也是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个，这个百分之十一的速度啊，这个第一季度，物价上涨率百分之二点七，三月份三点三，速度是快了一点，这个物价还没有太高，但是危险了……
主持人:就到今天您还是这个观点，还是要提这个？
刘国光:当然是这个......我们现在比较稳定，比过去是稳多了。
针对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刘国光率先提出，国民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基础必须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即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拉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他的这一主张，为国家之后作出“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决策，作出了先行的论证。
1984年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波动剧烈，特别1993年上半年，经济形势严峻，物价水平持续走高，6月份的物价指数竟比上年同期上涨21%，这带来了通货膨胀、经济秩序混乱等一系列问题。但如何使持续高烧的中国经济平稳降温，经济学家们也是议论纷纷。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我国著名数量经济研究专家李京文:软着陆就是他提出来的。当时出现很多意见，有一种意见是:说硬挺过去，说挺一挺也就挺过去了。另外一种意见说不行，要着陆，要硬着陆，就是突然把指标砍下来，叫硬着陆的办法。后来刘国光领导我们一起讨论怎么办，我们觉得这两个办法可能都不行。后来我们大家东凑西凑，凑了一个名词叫“软着陆”，也就是采用缓慢降温的办法，不要伤元气。这个事情由国光同志写了报告，报告给朱基总理，朱基总理对这个问题非常赞赏，就把这个意见提到中央去讨论，中央采纳了这个意见，就实行了软着陆。总理在上面作了一个很好的批示，说“这是我迄今为止看到的关于经济分析的最好的文章”，这个文件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就是《论软着陆》。
1997年，刘国光总结提出的“软着陆”方式受到中央的采纳和重视，“软着陆”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一个独有的名词。他在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两个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和“软着陆”的经验总结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已经镌刻进波澜壮阔的新中国经济发展史。
如今，84岁的刘国光还担任着中国社科院的特邀顾问，当他发现中国的社会经济出现新问题时，他依旧要上书谏言，大声疾呼。他看到，改革开放十几年后，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弱势群体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他就呼吁“公平要与效率并重”，效率跟公平一样地重要。
刘国光:是有人把我看成从前赞成效率优先，现在看成效率不优先了，这个公平优先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前一段时期也是很重要的，效率放在第一位，我们其实是要把市场搞上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分配这个基本问题还是个平均主义，所以要拉开差距，不然的话你怎么把效率搞上去呢？但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邓小平说是在20世纪末，小康基本上达到的时候,就应该回过头来。但我们现在已经迟了几年，迟了几年没关系，中央还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就提出要淡出，把这个原来的口号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淡出，把精神转到同时并重。
刘国光是个喜欢平静生活的人，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作为一个时代的望者、社会的推动者，他始终要站在时代的潮头，发出自己独立清醒的声音，这也注定了他的一生无法平静（图５）。作为一个成功的经济学家，家事国事天下事，这也许就是他无法摆脱的社会责任。
（５）一个关注着家事国事天下事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