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喜剧中的孤女童话

作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孤女形象，灰姑娘完成人生逆袭离不开仙女教母的鼓舞和魔法。正是有了南瓜车、漂亮舞裙和水晶鞋，美丽的孤女才有机会走进宫廷见到王子，让后者为之倾倒。若然没有这些魔法，灰姑娘再好也是美在乡野无人知。

同样的，莎士比亚在塑造孤女角色时无形中发挥了“仙女教母”的多重作用。

为孤女创造改变命运的条件

出色的家世和傲人的财产可以让孤女在上层婚姻市场上更受欢迎，但改变孤女命运所需的条件却不是唯一的。

以教育为例，若不是精通威尼斯律法，鲍西娅何能在法庭上舌战夏洛克，赢得了爱人和爱人好友的一生感激。

同样，作为医生之女的海丽娜若是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如何掌握名医父亲的医术秘方并有理有据地说服国王为其治疾，获得对方的赏识和恩赐，实现向勃特拉姆求取婚姻的前提。

正如水晶鞋的罕见，教育对当时的女性来说也依然是稀缺资源。一直以来，识字能力和古典文学教育拉大了男女之间的距离。即使有了文艺复兴，16世纪上层阶级女性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1520年—1560年）接受过古典文学教育。到了17世纪，教育内容又被传统的女性成就与技艺（诸如音乐、唱歌、跳舞、裁缝及刺绣）所取代。

在平民中，仅1/3女性能在1754年的婚姻登记簿上签名，且很有可能此比例在17世纪还要更低。可见，无论在任何阶层女性在教育方面是被剥夺的群体，而海丽娜这般寄人篱下的孤女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的。

给孤女安排情感引路人或庇护者

在这四部婚恋喜剧中，除了奥丽维娅之外其他孤女主角在追求情感方面都有自己的守护天使。按各自发挥的作用，这些情感守护天使又可细分为爱情引路人或庇护者两类。

前者有《无事生非》中的阿拉贡亲王和总督叔父，巧妙设局为贝特丽丝点拨欢喜冤家背后的情意；后者有《终成眷属》中的老伯爵夫人和国王，为海丽娜的婚姻提供了家庭支持和财产地位的支撑。

若再仔细推敲，虽然《威尼斯商人》中“三匣选亲”的遗嘱和《终成眷属》中包治顽疾的秘方都具有脱离现实的童话光环，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已逝的父亲为了女儿获得理想婚姻而留下的重要保障。莎士比亚尝试着制造一种将现实主义与童话传奇、社会现实与诗意玄想并置对照且渗透互介而产生了奇特效果。

没有上述守护天使的关怀，孤女们有些会因为财产（嫁妆）丰厚而被别有用心的求婚者蒙蔽，有些会因为境况窘迫而疲于生存，无暇追求婚姻幸福。现实生活中，能为少女提供指引和庇护的往往是她的父母或近亲。

但是鼠疫、饥荒外加落后的医疗条件造成了16、17世纪人口的高死亡率（尤其是幼儿），让人与人之间形成深度关系非常困难。在这样的低情感社会里，即使上层阶级的父母与子女关系也相当疏远；而下层阶级的父母为了生存，早早把子女送去做学徒、仆役，自然也难以与孩子建立深厚的感情。

故而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孤女们能得到旁亲、甚至权贵的关心和庇护也给剧本增添了几分童话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前期的婚恋喜剧作品中家长或代理家长常扮演的角色是子女自主婚姻的阻碍者，而到了后期的作品中他们大多转变成为子女自主婚姻的促成者。

莎评专家怀疑这一变化与莎士比亚渐长的年纪有关。

在创作《终成眷属》时，他的两个女儿刚好都到了适婚年龄。故而在该作品中开明的老伯爵夫人和国王很有可能是莎士比亚对女儿的父爱关怀在剧中的投影，导致家长的形象变得温和，对结局中年轻男女的自主婚配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对孤女进行基督教教义的内化

在基督教文化中，教母的职责是见证一个的孩子受洗，并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传授基督教教义，帮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莎士比亚在设计故事时不仅发挥了为孤女大开金手指的“仙女”属性，也扮演了对孤女进行信仰道德教化的“教母”属性。

莎士比亚是不是虔诚的基督信徒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但在教堂受洗且多次在作品中谈及宗教问题的他无疑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在他的笔下，孤女们忠贞、谦卑、恭顺、慷慨，富有同情心，符合基督教教义对女性提出的美德要求。

这些有理想、有追求的女性把爱情和婚姻作为自己的归宿和目标。无论出身多么高贵，多么具有人文主义情怀，她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和界定内化成对自己的约束。

正如鲍西娅对丈夫说：“刚才我还拥有着这一座华丽的大厦，我的仆人都听从着我的指挥，我是支配我自己的女王，可是就在现在，这屋子，这些仆人和这一个我，都是属于您的了。”

莎翁如此着笔一方面受到了基督教伦理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为迎合统治阶级的等级秩序观和父权法律体制。

因为在16世纪上半叶一位女性持有、处理自己财产的法律权利是限于婚约中所载她能宣称属于自己的东西。借由婚姻，夫妻成为法律中的一人——而那人就是丈夫。他获得对妻子所有个人财产的绝对掌控权。

孤女童话的意义

作为极具人文情怀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婚恋喜剧中对大多数女性角色的刻画还是积极正面的，肯定了伊丽莎白时代女性的温顺、贞洁和贤德。至于为什么多次选用孤女这一特殊形象作为女主角并给她们安排童话般美好的结局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无论是莎翁对孤女凄苦漂泊的同情，还是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而对孤女群体产生的父爱映射，作品本身的演出多少有助于让观众注意到现实社会中的这一特殊人群。没有了戏剧中的童话光环，孤女们是被社会边缘化的贫困群体，再加上性别弱势，她们的命运充满了艰辛。

正是因为这样，关注孤女命运的文学作品更显得难能可贵，为后来以孤女为主角的文学创作，尤其是19世纪涌现的女性文学作品，如《简爱》《海蒂》和《小公主》等）的兴起留下了历史参考版本。